武汉旧时科举轶事采撷

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人才选拔制度，自隋到清末，一直沿用了近1300年。北宋江夏人冯京是武汉科举史上唯一的三元及第状元（指乡试、会试、殿试均为第一方，分别称解元、会元、状元）。明清时，江夏出榜眼、探花各2人，榜眼为（明）贺逢圣、（清）何金寿，探花2人均为清代人，即陈銮、欧阳保极；汉阳出榜眼二人，为（明）萧良有、（清）熊伯龙；黄陂出文武榜眼三人，即刘彬士、金国均、曾大观（武榜眼），均为清代人。

“学而优则仕”一直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奋斗之路，当时唯有参加科举考试才有可能入仕。科举参者众，金榜题名少，因而，科场的竞争激烈而又残酷。尽管科举弊病并不少见，科举考试基本上还是体现了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大多数应试者依靠个人才学，进行比拼获取科场功名。

下列科举轶事即是科举场中与武汉有关的有着共同梦想和不同命运的读书人的真实写照。

三元及第

冯京，字当世，江夏人。北宋政治家，官至枢密使。庆历八年（1048年）八月，冯京参加鄂州（今武昌）的州试（即乡试）。三场考试完毕，封院阅卷。不知何因，冯京之名缀于榜末。鄂州通判南宫城是这次州试监试官。他仔细审阅过冯京的试卷。以他的目光，冯京应是一二之选，而缀于榜末的结果使他大惑不解。于是，南宫城提出将前三名和末名的试卷提出重新评卷。由于南宫城坚持重评，主考官不得不将4份试卷拆封取出。4人的试卷经全体阅卷官共同评定，冯京终获举人第一名即解元。

皇祐元年（1049年）二月，冯京赴汴京参加会试，考了第一名（会元），而后在殿试中又夺得进士一甲第一名。冯京连克三关，三元及第。在中国科举史上，连中文、武“三元”的共有14名，其中13人为文“三元”。

冯京能“三元及第”，十分不易。权臣张尧佐是皇上宠妃张贵妃的亲伯父，他为使外甥石布桐夺得状元，他以重金收买考官、监考官。为阻止别的考生夺魁，张尧佐请法师预测谁为榜首，法师卜卦后说：“榜首为冯某。”张立即找到试院登陆官，吩咐如果有姓冯的报名，一律不准列入应试名单。企图将竞争对手扼杀在报名环节。冯京得讯，改姓名报考，他把“冯京”改成“马凉”。殿试结果公榜，“马凉”高中第一名。民间却知道第一名是“冯京”，于是就有“张氏权威无用，不中冯京中马凉”“天下中冯京，天上中马凉”“错把冯京当马凉”之类黑色幽默流传开来。

考场救难

清康熙《武昌府志》载：明代江夏人、府学武生陈文伟臂力过人，性磊落不羁，善骑射。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武昌乡试，陈文伟考中武举人。后来陈文伟到京城参加会试，考试时，贡院考棚突然着火，应试举人们纷纷夺路奔出。贡院有层层的门禁，都已锁住，急乱间，门役竟然找不到钥匙。可怜的那些举子们，只急得对着门又撞又拍，又叫又骂。考官们早已翻墙溜之大吉。陈文伟有功夫在身，本可轻松跃墙而走，但他跑到贡院高墙下，用右手抵住院墙，用他的左手将那些举子们依次扶上肩，再推上墙。右手累了，就又换左手抵墙，右手扶人。救了近百人后，火已烧到跟前，他实在无力再坚持了，才对后来的人说：“对不住各位，我的力气已经尽了，只能到此为止。”遂作了一揖，跃墙而出。自此，他的名声远播，惊动朝廷，当年吏部将他选作山东安邱县令。

两解世间无

熊廷弼，江夏人，明末辽东经略。熊少时家境贫寒，读书刻苦，“有胆知兵，善左右射”。熊先中明万历某科乡试武举解元，后弃武就文，又中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乡试解元，次年登进士。他自题堂联曰：“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在中国科举史上确实仅此一例。熊廷弼弃武就文并非一帆风顺。清代赵吉士《寄园所寄》引《蓉沚集》记载，熊廷弼中武解元后，因事被当权某官呵责，大以为辱，要弃武就文，不惜降低身份就读府学。后赴京试考（文）进士，因无（文场）乡试举人资格，礼部未准报名。于是熊返乡，在路上拦截督学官轿，苦求准予参加（文场）乡试补录。督学邹公断然拒绝，熊力大将其轿掀起，轿夫俱倒。督学大怒，令杖三十，出题命作文，意欲就此将他黜落。熊立即写就文章，文不加点，其文甚佳，督学转怒为喜，准他入（文场）乡试参考，熊遂中解元。

终身不面西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十六日，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攻下武昌，六月改称“大西王”，并以武昌为京城。为了网罗人才，张献忠在武昌开科取士。这次考试以监军李时华为主考官，录取进士30人，均授以知州或县令之职，遴选48人为廪膳生，分授府州县佐。当年科考场面热闹异常，参加科考的士子争先恐后，以至“稍稍知笔墨者，趋若骛焉”。清代魏晋封《滔天录》载：“张献忠破武昌，据楚府，设五府、六郡（部），开科取士……题（考题）为‘道得众则得国’。取士三十人。状元为汉阳陈珏，住河泊所。陈生而有红斑，若元字者，在左肩。年已六十，始中伪科。贼（大西军）败后，愤不能拒，终身不面西云。”

怜才助考

陈銮，清代江夏人。其父是江宁某盐商帐房，陈銮18岁那年考中秀才后，到江宁省亲，盐商看他器宇轩昂，又是“宰相根苗”新秀才，将女儿许配给他。次年陈銮遭父丧，家道中落，三年服制满后，奉母命至江宁，称贷于盐商，那知盐商一口拒绝，而且要退婚。有骨气的陈銮一诺无辞。借钱无着，盘费却已告馨，困居逆旅，不知何以为计。

一天，陈銮从客栈附近的钓鱼巷某妓院经过，恰逢名妓李小红出门送客，少不得多看一眼；小红看陈銮憔悴之中有英爽之气，一念怜才，将他请了进去，细问因何沦落如此。陈据实相告。小红动了侠义之心，赠银500两，劝他赶紧回武昌应试。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武昌乡试，陈銮中举，次年京试中式一甲第三名（探花）。道光二年（1822年）陈銮任浙江乡试副主考。得知陈銮及第，盐商之女自恨福薄，郁郁而终，盐商亦悔恨莫名。于是有人替他出主意，说秦淮名妓李小红杜门谢客，正等待陈銮来娶她，不妨为小红赎身，认作义女，通知陈銮来迎娶，复为翁婿如初，盐商如言照办。及至陈銮到杭州上任，媒人到陈銮下榻公馆，一说即成。盐商备了丰厚嫁妆，将小红嫁给了探花郎。小红婚后克尽妇道，一年以后生有一子。陈銮后官至两江总督兼署江南河道总督。

“天朝”科举往事

民国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载：曾任太平天国春官丞相府高官的黄冈人刘鹏，年少能文章，以往科试不中。太平军初入武昌，开科取士，刘鹏中举，人们皆以“伪举人”呼之。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设两湖书院，刘鹏已年近古稀，尚入选为肄业生，翌年武昌乡试中举，又呼为“真伪双料举人”。刘鹏晚年酒酣得意，常谈当年“天朝”科举往事：太平军占领武昌，开科取士，东王杨秀清任总主考。试题为“太平天国天父天兄天王为真皇帝制策”，全榜中者600余名。状元刘某，兴国人。“状元之文曰：‘三皇不足为皇，五帝不足为帝，唯我皇帝，乃真皇帝。’东王大加赏识，用黄缎写榜，榜仍贴（武昌）司门口照墙上，名多榜长，用黄缎两疋，绕贴内外照墙三匝。”而后是盛况空前的状元游街，“刘状元满头缀金花，身着绣金黄袍，红缎翅子帽，足登二寸厚官靴，坐八抬八捧显轿，轿前顶马披红，引大红旗一面，上书大金字一行‘天王钦点某某科状元’，榜眼、探花亦如之。倾城观者，呼为出状元大会……状元授职天官右丞相，榜眼授职地官右丞相，探花授职春官右丞相。其余六百余人，榜次高者，授王府、丞相府掌府，低者授王府、丞相府坐府。”太平军由武昌下南京，授职文官皆随往。

特殊科考夺“状元”

民国显宦沈鸿烈，湖北天门人，早年投身湖北新军，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沈鸿烈在武昌参加了一次由湖广总督府主持、目的是选拔赴日本留学生的特殊科考。清廷下旨要求各省在新军中选拔新式人才赴日留学，考试科目为国学、日语和数学，但只给两湖地区4个名额。湖广总督府考官们事先收了不少红包，于是，这次考试成了“萝卜考试”。为了把有限的“坑”留给有分量的“大萝卜”，考官们一方面擅自扩大考生范围，把一帮有关系的秀才举人请入考场；另一方面践踏新军士兵权利，不出数学试卷，好让擅长策论的旧式文人脱颖而出。本想靠数学题多捞分数的新军考生纷纷不满，集体抗议，逼考官拿出数学卷子。沈鸿烈这时主动请缨在现场代拟两道数学题，而且得到考官们同意，在中国考试史上，考生在考场上“自出自做”试题，不仅前无古人，肯定也是后无来者。或许对于今天的高中生而言，这两道数学题毫无难度。但对于当时在现场的考官考生来说，却深奥如天书。沈鸿烈三易试题，难度一次比一次低，第三次出的是一元一次方程和繁分数综合运算。这样一来，双方无话可说了。除了自拟题自答题的沈鸿烈外，大部分考生仍是绞尽脑汁无从下笔，最终交了白卷。然而，这段插曲，没能改变这次“萝卜考试”的主旋律。成绩放榜，数学全对，策论、日语作答完美的沈鸿烈，不仅没能拔得头筹，甚至连第四名都不是。这个结果像颗重磅炸弹，把两湖新军、武汉三镇“炸”得民怨沸腾，也将湖广总督张之洞“炸”得头晕目眩。张之洞痛斥下属贪腐，亲自重新阅卷算分，把“状元”的头衔给了沈鸿烈，才让这个有理想、有才气的青年得以留学日本。

去取权衡专在主考

科举中各考官的职责就是向主考官推荐优秀的试卷，而试卷的“去取权衡专在主考”。许多才子因主考官的好恶和偏见，名落孙山。也有个别考生恰逢识才的主考官，有幸中榜，得以大展宏图。元泰定三年（1326年），湖北蒲圻（今咸宁）考生江存礼到武昌参加乡试。乡试试题是《大别山赋》（大别山即汉阳龟山古称），主考官是著名文学家揭傒斯，他审阅江存礼试卷后赞叹不已，在其试卷上批注：“大别屹立江汉，是子奇崛，与山争雄。”由于揭傒斯的批注和推崇，江存礼中式第十八名举人。江的《大别山赋》遂成传诵名篇，明、清汉阳府、县志均载其作。

明末江夏人贺逢圣，少有才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第二次参加武昌乡试，不知何故又落榜。时主考邓原岳，偶然在废卷中发现贺的试卷，见其文甚佳难得，又为录取。贺后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式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官至至文渊阁大学士，成明末一代名臣。

明末湖南衡阳人王夫之（号船山），才华出众，曾三赴武昌乡试，均以落榜告终。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参加第四次武昌乡试，由于考官章旷独具慧眼，将其《春秋》试卷向主考官推荐，识才的主考官审后，也很欣赏，列为第一，综合三场的成绩，王夫之中式第五名举人。王后成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思想家。

清代徐珂《清稗类钞》载，清乾隆时期，夏醴谷作为湖广提学使督学楚中，主考某次岁试，考题为“象日以杀舜为事”。有一考生答卷云：“象不徒杀之以水而并杀之以火也，不徒杀之以火而又杀之以酒也。”考官阅后大笑，欲置劣等，夏说：“不可。”更阅其对，对云：“舜不得于母而遂不得于父也，舜虽不得于弟而幸有得于妹也。”夏认为该生答卷通篇奇警，遂拔置一等。

相比之下，有的考生虽才高八斗，却因遇上“糟糕”的主考，遗憾落榜。

科举考卷姓名密封制度，有利公正选拔人才。武昌乡试却有因考官违规，主考武断，造成考生落榜的一例憾事。明郑仲夔《冷赏》书中记载：明代荆州考生曾一唯，某年到武昌参加乡试。考试结束后，考卷姓名尚末密封时，某考官随阅曾一唯考卷，阅后击节叫好。于是又传至分考官（房官）阅卷，该考官阅后也很欣赏，又推荐给主考。主考阅之，大喜曰：“此（人）稳入彀（中榜），但名姓曾识否？”分考官曰：“为曾一唯卷。”主考曰：“既知名姓，便属（有作弊）嫌疑。”遂弃置曾一唯考卷，不予复评。

清乾嘉时期，汉阳县柏泉（今东西湖）人李崇道，素有才学，不知参加过多少科武昌乡试。李崇道参考某科乡试，公榜有名，这时主考官偏听流言，致使其举人功名得而复失。李考至83岁竟以诸生终。光绪十八年（1892年）其孙李哲明及第，任翰林院侍读等职。沾其孙的光，已故的李崇道被封为奉政大夫。

清代汉阳士人姚宗夔，幼聪慧，能文善诗。姚年十八，以县试冠军应院试，复试第一，拔入府学。光绪十一年（1885年）武昌乡试，姚宗夔已稳操胜券。这时主考官偏信关于姚的流言蜚语，姚的举人功名得而复失。姚宗夔难受此击，愤懑咯血，不百日而亡，年二十九，士林惜之。

刁钻的出题

科举取士僧多粥少，主试者出题刁钻古怪，五花八门，让你猜测不到，自然淘汰多。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董其昌到武昌任湖广提学副使（督学）。清代佚名《啸虹笔记》载，董在武昌任督学时，好出刁题，某次府院考试，出题云：“一至一，二至二，三句，三圣人，四句，四孔子。”隐题令考生自悟良久，有悟性者乃知为“一朝而获十禽，至终日不获”一句，“二者皆法尧舜至道”二句，“闻君行圣人之政”三句，“阳货欲见孔子”四句。另次府学考试前一日，先悬牌云：“来日不考文。”众考生以为必考诗赋。点名毕，分坐静候，未见发题，有人高声命请出题。董曰：“题昨日已发，何不速作文？”考生良久方悟，乃知为中庸题也。

不过再刁钻的题也难不住高才。晚清武昌某科乡试，主试者于第三场以杜诗注释策士，如“王母”“戎王”之类。难度非同一般，通场考生抓耳挠腮，几度搁笔，唯有汉阳人陈青选一一疏证明确。次日传开，人都服其学识渊博。

晚达的功名

由于科举竞争异常激烈，科场历程艰辛，士人功名晚达已属普遍。为求功名，年逾七八十甚至九十岁的白发长者赶考，并不鲜见。

明末汉阳士人李若愚从少年开始参加童试，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考中进士时，已是暮年，成为功名晚达的典型。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李若愚登第后，到老师李续溪家拜访。老师说：“当初入塾，听我授课，你背诵不了课文，常挨我的竹板。现在我们得互称师友，甚幸。”李亦感慨万千，痛哭失声。这失声之哭似是喜极而恸，其实饱含着这多年来他所经历的沉重忧伤和命运沉浮的叹息。

明清时，乡、会试试卷，考生用墨笔书写，交卷后由专人用红笔誊写，供阅卷者审卷，使其不能辨认笔迹，叫做朱卷。发榜后朱卷发还考生，中式者往往刻以送人。近年在武汉文物市场出现的一份“朱卷”表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八月，武昌县符石乡监生张鉴藻，年已九十岁，颤巍巍地走进武昌乡试考场。此时武昌天气非常炎热，考生要考3场，9天7夜，答题和吃住全在狭小的号舍里，常有考生因中暑生病、吃变质食物导致意外死亡，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年过九十的张鉴藻更是在拿生命作赌注。乡试公榜，张鉴藻终于中式举人，真可谓之功名晚达。

泛滥的科场迷信

科举取士有限，科名得失高下，有时又受到一些偶然因素影响，于是考生便委之于命运，归因于“天命”“鬼神”等人力之外的迷信力量，或迷信兆头，或求神保佑。

明郑仲夔《冷赏》书中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秋，樊维城、何遽宿、方暗夫从黄冈等地赴武昌参加乡试，樊、何两人住宿城中客店，方却住城外洪山宝通寺旁一小庵中。一日，三人聚会于庵，见庵庭院中有千叶莲，“植而不花”，樊奇之，问僧：“莲何故不开花？”僧曰：“向未开花，自君至之日，始蓓蕾，数日后当开耳。”第二天，樊为千叶莲浇水，千叶莲已有三个花苞开花了。于是樊维城以开玩笑的口吻对何、方说：“这三朵花，应吾三人之兆也。”何遽宿以为然，方暗夫笑说：“诞乎！”樊说：“我先摘一枝放在案上，如萎则已，茂则兆也。”樊摘的一枝既而果茂。何也摘一枝放在案上，供之三日，樊摘的一枝已萎，何摘的一枝方茂，方独不摘。乡试三人皆中。次年，樊维城在京试中及第，何遽宿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才及第，而方暗夫至死还只是个举人。

求神保佑，宁可无后嗣，也要中进士，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盛行的中国古代，是不可思议的，但偏偏在武汉还真发生过这样的事。

清代王士禛《居易录》记载，明代王同道，新洲（今武汉新洲区）旧街人，少落魄不羁，乡人挪揄之，遂发愤读书，多次参加武昌乡试不中。于是他到城隍庙向神祈祷，求神保佑他能中举、中进士。当晚他梦到神对他说：“若少生一子，尚可乡试中举。”他立即向神恳求说：“我的愿望是能中进士。诚心希望如愿，哪怕无子，愿亦足矣。”第二天，他又到城隍庙如前向神祈祷。不久如愿以偿，他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乡试中举，次年京试及第，官至广东巡按御史，果然终无后嗣。

科举难以中榜，是产生宿命论思想的重要原因。由此，对因果报应的迷信，在科场中也很流行。民国《寿康宝鉴》载，清康熙年间，汉阳县某生，素有才名，屡试不第。他的一个朋友，为他请道士做“乩法”，想弄个明白。但见“乩文”写到：“该生，命中本有‘科名’，因少时在某客店，与一婢女私通，想指望‘科甲登第’已是不可能。”看到这则“乩文”，该生“悚然惊惧”，因而发愿悔过，编辑“戒淫功过格”，多方收集淫祸诸案。募捐赀财，刊印布施，广泛流通。到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该生参加京试，金榜题名。亲友都认为，这是“改过向善”所得报应。

旧时许多士子无法较准确地推断科举考试结果，于是寄托梦兆，迷信梦兆，于是以科试为主题的梦兆记录，大量出现于文人笔下。

明代支允坚《异林》载，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江夏人王溥到京赶考，其友杨一清在京为官。会试结束不久某日，杨告诉王溥，昨夜梦见自己进入礼部阅卷府中，见到一文秩，其为试录内容。他迅速浏览一遍，悉便记住。王溥即问：“当有溥否？”答：“无也。”王又问：“武昌府，当得几人？”又答：“有二，一在通城，一在江夏。”王溥问：“谁为第一？”答：“当是吴人。”王又问其次。杨曰：“海南邱公，雅所称赏，是其人也。”王曰：“颇忆其文乎？”杨便诵之，无一字遗漏。王溥笑曰：“公言若应验，可谓通神。”会试公榜后，王溥果落榜；通城刘绍元、江夏许节榜上有名；第一乃是苏州吴江人赵宽，其次即孙光，为邱公门士也；公布文录与杨所诵无二。王溥惊异不已。王溥后于成化二十年（1484年）登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