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城是鲁山城的延续

汉阳旧志记载，汉阳曾有卻月城、鲁山城、萧公城、马骑城、沌阳城等10多座古城，其中记载各城的资料均不够详尽，对其名称的变更缺乏溯源性的交待，给后人造成一些误解。鲁山城与汉阳城的关系问题就是重要例证。

当今普遍认为，鲁山城与汉阳城是创筑时间和坐落地点都不相同的两座城：鲁山城始筑于东汉末或三国时，而汉阳城始筑于唐武德四年（621年）；鲁山城筑于鲁山（今名龟山）南，而汉阳城则位于凤栖山（今名凤凰山）南。

经过多年的研究，笔者认为：把鲁山城和汉阳城相提并论实际上是个误会。其真相是：唐武德四年（621年），鲁山城更名为“沔州城”，又称“汉阳城”；汉阳城并非当年所筑新城，而是鲁山城的延续；鲁山城和汉阳城不是两座城，而是同一座城前后不同时期的两个名称。

明代及以前志书将两城说成是同一座城

1.鲁山城是汉阳城的前身

从至今尚存的明代嘉靖和万历两部《汉阳府志》来看，其实并无“鲁山城”“汉阳城”这种称谓，而称其为汉阳府城的“古城”“今城”，指其城址相同、城垣规模大小有别。把明代所称汉阳府城的“古城”“今城”演化为“鲁山城”“汉阳城”，则始于清代。

嘉靖《汉阳府志·创置志·城垣》载：“旧志云：古城门八：东迎春、南沙洲、西孝感、北汉广、东南朝天、西南汉南、东北庆和、西北下汊。又云：古城周回一千七十二丈，东南枕大江，北控陂湖。《水经》云：翼际山有吴时江夏太守陆涣所治城。《注》云：翼际山，即鲁山。唐《元和郡志》：即汉阳军城。宋宣和三年四月水涨城毁，郡守具奏修筑。按《赵志》，则汉阳古已有城，但所注八门者不知何代城。今城东南临大江，西北跨凤栖，周围七百五十六丈，门四：东朝宗、南南纪、西凤山、北朝元。今塞朝元。”万历《汉阳府志》记载基本一致。

明嘉靖、万历《汉阳府志》虽称鲁山“吴时江夏太守陆涣所治城”为“古城”，但没有称其为鲁山城，更不是将其列入“古迹”序列，而是放在《创置志》“城垣”条记载，追溯“今城”的历史。何况还引用唐《元和郡县志》记载，指出吴时陆涣所治城就是唐代汉阳军城，更说明鲁山城在唐代叫汉阳城。

明嘉靖《汉阳府志·方域志》、万历《汉阳府志·杂志·古迹》中，列举记载了汉阳县范围内的沌阳废县、汉津废县、沙羡废县、滠阳废县、梁废城、萧公废城、卻月废城、马骑废城、汉阴城等古城，大都称作“废城”，却未列“鲁山城”条目。这说明，作为汉阳府城“今城”前身的“古城”（鲁山城），与已经废弃成为“古迹”的其他“废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

由此可做以下分析：

嘉靖《汉阳府志·创置志·城垣》所称“古城”“今城”均指汉阳府城。汉阳府古城“东南枕大江”，今城“东南临大江”，说明古城与今城东南两面地理环境相同。因宋宣和三年（1121年）四月长江水涨，古城受到严重损毁，部分城垣和城区坍塌到江中，后来重新修筑的城垣规模缩小，即为“今城”。

古城城垣“周回一千七十二丈”，有八座门，“宋宣和三年四月水涨城毁”，只是毁掉了城垣和城区的一部分，并没有致使整座城废弃而变成“古迹”，仍然是宋代汉阳军、明代汉阳府所在地。宋嘉定年间，黄幹任汉阳军知军，见汉阳城没有城墙，三次奏请修筑汉阳军城，可惜直到他调离汉阳时也没被朝廷批准。后来按照黄干奏议的“内城”方案修筑的“今城”比“古城”小许多，城垣“周围七百五十六丈”，仅有四门。换言之，明代的“今城”是在宋代“古城”被水毁残存的基础上重筑的新城，“古城”是“今城”的前身。

2.鲁山城更名为汉阳城

鲁山城名称始于三国时期。《水经注疏·江水》引用汉代《地理志》等典籍确认此城位于长江和夏水（即汉水）交汇处，原名“江夏”。据1989年出版的《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记载：鲁山城原为东汉末刘琦任江夏郡太守时所筑，故名江夏城。刘琦死后，该城被吴江夏郡太守陆涣攻占。鲁肃死后，吴国为了纪念鲁肃，将江夏城所依的翼际山（大别山）改名为鲁山，将江夏城改名为鲁山城。

唐武德四年，唐朝收复隋朝在南方残余的地方割据势力——唐王萧铣。当时的鲁山城被萧铣设为鄂州州治，驻守鲁山城的萧铣部属、鄂州刺史雷长颍迫于隋朝气数已尽，不战而降，将鲁山城完好无损地交给唐朝。《大清一统志·古迹·鲁山城》记载：“唐武德四年，萧铣鄂州刺史雷长颍以鲁山来降。盖萧铣置州于鲁山也。”

鲁山城内设置沔州和汉阳郡。唐朝收复鲁山城后，“江表悉定”，在汉水上游甑山一带负隅顽抗的朱灿很快被剿灭。鉴于鲁山城位于汉水入江口北岸，地理位置优越，“周回一千七十二丈”的城垣蔚为大观，整座城没受战争创伤，完好无损，唐朝便将沔州州治从临嶂城迁移到鲁山城，并设汉阳郡，辖汉阳、汊川二县，沔州、汉阳郡、汉阳县治所同处一城。明嘉靖《汉阳府志·沿革志》载：“唐武德四年，平朱灿，改甑山曰汊川（今沥山）下。寻以沔阳郡之汉阳、汊川置沔州（自临嶂徙今治）、汉阳郡。”从此，鲁山城更名为沔州城，又名汉阳城。唐《元和郡县志》载鲁山城“即汉阳军城”，说明唐元和年间汉阳城内有“汉阳军”的建制。

清代志书对两城记述的困惑

1.汉阳城与鲁山城所依山体不同

清代修志者不可能看不出明代志书表述的“今城”与“古城”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既然明代志书称“古城”位于“翼际山（即鲁山）”，而“今城”“西北跨凤栖”又是清人有目共睹的，那么两城所依山体不同，怎么能是同一座城的前世今生呢？何况“古城”又在“宋宣和三年四月水涨城毁”，那不就彻底消亡作古了吗？于是，清代志书忽略了明代志书中关于今城与古城的承续关系，快刀斩乱麻似地将这座“古城”列入《古迹》序列记载，定名为“江夏城”或“鲁山城”，割断了鲁山城与汉阳城的联系。

《大清一统志》列“鲁山城”条目归于《古迹》项，指“鲁山上有吴江夏太守陆涣所治城”，记载历经多次战争攻守，至“唐武德四年萧铣鄂州刺史雷长颍以鲁山来降”。清乾隆《汉阳府志·古迹志》、乾隆和嘉庆《汉阳县志·古迹》均列“江夏古城”条目，所指皆引《水经注》曰：“翼际山上有吴江夏太守陆涣所置城。”应该说，这些记载也没错，如果按城的名称来记载，鲁山城到唐武德四年就终结了。但是，把鲁山城（江夏城）列入古迹中的古城记载，回避了鲁山城作为实体仍然存在这个事实，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是：鲁山城已经成为废弃的古迹，与汉阳城毫无关系，难道是明代志书弄错了么？

2.汉阳城的创筑时间

对于一座城的修筑及至消亡，若相对完整地记载，一般应记载创筑时间、城址地点、主持筑城人、城的规模、功用、消亡时间及原因等要素。在这些方面，清代志书既然认定汉阳城对鲁山城没有承续关系，除了城址和规模不同之外，总得再多一点证据吧。汉阳城主持筑城人无据可查，创筑时间还可以依据有关史料推断出来。

清代有志书明确提出汉阳城始创于隋开皇年间。清乾隆《汉阳县志·城池》载：“隋开皇十八年，立汉津县，始在今治。大业初，改汉阳。唐武德四年，于汉置汉阳郡，枕鲁山而城之。”同治《续辑汉阳县志·营建志》载：“隋开皇时立汉津县，始在今治。”嘉庆《汉阳县志·城池志叙》更加明确地写道：“今城为隋开皇年间始创。”既然列入城池志、营建志，记载的就应该是城池创筑，而不能等同于行政治所设置。那么依据是什么呢？清代志书没有提供出处，笔者学识浅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仅查《隋书·地理志》载：“汉阳：开皇十七年置，曰汉津；大业初，改焉。”但这显然不足以成为创筑汉阳城的依据。嘉庆《汉阳县志》认定“今城为隋开皇年间始创”，若据此，则失之偏颇。

当今史志书籍大都认定唐武德四年筑汉阳城。依据又是什么呢？清乾隆《汉阳县志·城池》所载“唐武德四年，于汉置汉阳郡，枕鲁山而城之”，应该是最直接的依据。还有依据明嘉靖、万历《汉阳府志》关于沿革的记载：唐武德四年，置沔州、汉阳郡。明嘉靖《汉阳府志·宦迹志》“唐王忠嗣”条还载：“今考，唐武德始置汉阳郡于今境。”这些记载指向唐武德四年平定隋朝残余势力，设置沔州、汉阳郡，行政机构设置在“今治”，位于明代汉阳府署所在的汉阳城，并非等同于唐武德四年创筑汉阳城。

3.汉阳城的创筑者

古今史志书籍均未记载汉阳城创筑者。而武汉中心城区的著名历史古城，如汉代古城卻月城为戴监军筑，江夏城（鲁山城）为汉末江夏太守刘琦筑或吴江夏太守陆涣筑（清乾隆《汉阳府志》、乾隆和嘉庆《汉阳县志》作“吴江夏太守陆涣所置城”），夏口城为三国吴黄武二年孙权筑，还有萧衍筑汉口城（萧公城）。这些城创建时间比唐武德四年更早，这些城尚且有明确记载主持筑城者，然而唐武德四年后的汉阳城可谓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对后世影响较大，而且筑城时间距今更近，为何反而没有创筑者的任何信息？

4.鲁山城自唐初至北宋末500年的功能的困惑

按照鲁山城毁于宋宣和三年，那么鲁山城与汉阳城从唐初至北宋末共存500年。许多史志典籍记载了鲁山城从三国到唐武德四年400年历史，既是军事城堡，又是行政治所，战争攻守，行政更替，都可详查。然而，记载到唐武德四年戛然而止，之后尚存500年的鲁山城发挥过什么作用，为何未见任何记载？

这些困惑的焦点，一是出现在汉阳城的源头，二是出现在鲁山城的后期。如果用“汉阳城是鲁山城的延续”来理解，鲁山城在唐武德四年之后更名“汉阳城”，这些困惑都迎刃而解。

解开“两城不同址”的死结

之所以出现以上的这些困惑，其根本原因是把在不同时期名称不同的一座城当做城址不同的两座城。之所以认定汉阳城与鲁山城是城址不同的两座城，是因为两城所依山体名称不同：鲁山城在鲁山（今龟山），汉阳城在凤栖山（今凤凰山）。于是，“两城不同址”就成为解不开“汉阳城是鲁山城的延续”的死结。

考诸史料，在唐代及其之前本无凤栖山之名。汉阳城所依的山原来本名大别山、翼际山或鲁山，宋代命名为凤栖山，鲁山城原本就在后来所称的凤栖山。比邻于凤栖山以北的山原名亦称大别山、翼际山或鲁山，在凤栖山命名之后，大别山、鲁山之名专属北山（今龟山）。两山由同名变为不同名，后人便认定鲁山城在鲁山、汉阳城在凤栖山，造成两城不同址的错觉。

1.两山一名具有可能性

今汉阳龟山和凤凰山东临长江，南北并列（南为凤凰山，北为龟山），一大一小（龟山43.5公顷，凤凰山0.27公顷），两山之间相距500米左右。论其大小殊异，近在咫尺，犹如一主一附，古代以一个山名通称，应有可能。

2.唐代称汉阳城（沔州城）所依之山名为鲁山、大别山。

其一，唐代诗人李白称沔州城北所依之山为大别山。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诗序介绍：他与尚书郎张谓在汉阳地方官陪同下夜游沔州城南湖，应张谓邀请，为此湖标名“郎官湖”，“亦犹郑圃之有仆射陂也”。地方官员“乃命赋诗以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诗中写道：“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风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

从地理方位来看，郎官湖在汉阳城南，以北依次是汉阳城、凤凰山、莲花湖、龟山，李白游郎官湖看到最近的山只能是今凤凰山，再远一点才是今龟山。身处郎官湖上，看龟山的视线有可能被凤凰山阻隔，所能看到的山、距离最近的山是凤凰山。那么，“名与此山俱”中的“此山”和“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的大别山，应该是指今凤凰山。

其二，唐《元和郡县志》对汉阳县署东北的山称鲁山或大别山。《元和郡县志》在“仆射陂”条下记载：“又云鲁山，一名大别山，在沔州汉阳县东北一百步。”《李太白全集》注释《泛沔州城南郎官湖》中的“仆射陂”，引用了《元和郡县志》对仆射陂的记载。

《元和郡县志》把鲁山（大别山）与汉阳县署之间的方位距离表述得相当精确。历史上汉阳县署位于现在的汉阳显正街与阳新路交会处西北，今实地考察，由此处向东北有路可达凤凰山，距离仅百步左右。如果唐代已有“凤栖山”之名，那么，《元和郡县志》就不会称沔州汉阳县所依的山为鲁山、大别山，而应称其为凤栖山。如果《元和郡县志》所称鲁山、大别山指的是今龟山，那么即使从汉阳城北部边缘到龟山南麓最少也有八百步之遥。这说明，汉阳凤凰山在唐代称鲁山，又名大别山。

3.凤栖山之名始于宋代

明清汉阳志书所记载的凤栖山，介绍其名称由来，均始于宋代。明嘉靖《汉阳府志·方域志》载：“凤栖山，在府治后，有凤栖阁。宋知军刘辟疆记云：古有凤凰栖于此山之林，故名。未详何代也。”刘辟疆在北宋前期任汉阳军知军，以“古有凤凰栖于此山之林”为由，将汉阳军城所依之山命名为“凤栖山”，并且撰写《凤栖山记》，从此，汉阳城北最近的这座小山才从大别山、鲁山中分离出来，有了自己独立的名字：凤栖山。而大别山、鲁山的名称专属龟山所有。

4.明清时期误称凤栖山西部谓鲁山

至明代，人们对凤栖山西麓保存有鲁肃祠、鲁肃墓发生了疑问：据历史典籍记载，三国时吴国在鲁山设鲁山县，建铁门关、鲁肃祠、鲁肃墓。今铁门关在大别山东，那么，鲁肃祠、鲁肃墓应该也在大别山，为何却在凤栖山？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有人误以为凤栖山西部称“鲁山”。明嘉靖《汉阳府志·方域志·鲁山》条载：“《通志》、《赵志》皆以鲁山与凤栖、大别并载。……或云，今凤栖山西有鲁肃庙，故以凤栖迤西名鲁山。”明万历《汉阳府志》编撰者继续追踪此事：“今寻之故老，别山两形，前为龟山，后为鲁山，其说近是。”还是没有找到正确答案。

虽然这是明清时人的一个误解，但鲁肃祠、鲁肃墓在凤栖山的事实也可佐证：凤栖山原名鲁山，鲁山城位于凤栖山，与汉阳城同址。其实，清乾隆《汉阳县志》说隋唐时汉阳县、沔州、汉阳郡“枕鲁山而城之”，实际上也说出了凤栖山在隋唐时名叫鲁山。

综上所述：今汉阳凤凰山与龟山在唐代以前通称翼际山、大别山、鲁山（俗名龟山），两山同名；宋代以后，今凤凰山得名凤栖山，今龟山仍名大别山、鲁山，两山异名。正是因为两山由同名到异名的变化，导致后人产生鲁山城在鲁山（大别山、龟山）、汉阳城在凤栖山（凤凰山）的错觉。调整错觉后，不难发现：汉阳城与鲁山城同址，均依凭于唐代以前所称的鲁山（大别山）、宋代以后所称的凤栖山。

结论：

一、汉阳城是鲁山城的延续，唐武德四年之前称江夏城、鲁山城，之后称沔州城、汉阳城。

二、汉阳城始建时间不是唐武德四年，其源头是江夏城，东汉十三年江夏太守刘琦创筑，或是其后吴江夏太守陆涣创筑，三国时更名为鲁山城。

三、鲁山城不是位于今龟山，而是位于今凤凰山。凤凰山在唐代及以前与龟山同名翼际山、大别山、鲁山，宋代始称凤栖山。

四、鲁山城作为城垣“周回一千七十二丈”的实体城，至宋宣和三年被江水毁掉部分城垣和城区，时称汉阳城。后来在未遭水毁的古城四周重筑城垣，城垣周长仅有七百五十六丈。

补注：汉阳城的城墙于1929年拆除，但旧城范围、主干道等基本格局至今未变，在武汉市汉阳区建桥街辖区内，实地仍然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