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人和”香粉店,清朝末年扎根汉口,在武汉三镇家喻户晓的民族品牌“老马人和雪花膏”“老马人和冰片粉”等系列嫩面香品,在清末民国众多同行中曾一度雄霸武汉三镇,叫响长江上下。
雪花膏、美人胶、香水香粉香肥皂;冰片扑粉爽身粉,蚊子闻倒臭虫滚……
这首民国时期的武汉老歌谣是对“老马人和”的真实写照,与当下种类繁多、花样百出的美容护肤品相比,在那时只不过是仅满足最基本要求的素面时代生活方式里,以至于“马人和”“雪花膏”这几个字,都被罩上了淡淡的怀旧色彩。
作为“老马人和”嫡孙,将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真实的呈献出来,让留存在老一辈武汉人生活记忆里的“老马人和”家族轨迹画上一个完整的圆。
百年回眸,历经沧桑。穿越时空,重现“老马人和”的过往故事,一个百年家族的裂变,一段尘封百年深处的记忆……
“老马人和”血脉、迁徙
“老马人和”香粉店,发迹于安徽怀宁,清末民初兴旺于湖北武汉。
据安徽《怀宁清真敦悦堂马氏宗谱》记载,马家始祖马依泽,西域鲁穆人,宋朝建隆二年(961年)应召来华,修天文、治历法,两年成书,宋太祖颇满意,赐授马依泽为司天监监正的官职,且诰封给侯爵。从此,马依泽遂居于陕西泾阳永安镇李尚书塔旁,后徙山西大同。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第十八世祖马哈直调任安庆卫左所正千户之职,由山西大同迁居安徽怀宁,成为怀宁马氏一支明代始祖。因通晓西域文译,马哈直随两个兄长曾于洪武年间受太监郑和启奏并奏准奉旨,协同赴往西洋。
清朝咸丰年间,受当时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清王朝所辖回族区域起义四起、硝烟不断,回民起义受到清政府的围剿和镇压,马家渐渐退出官场。我的太祖父(怀宁马氏第三十二代孙)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同治三年(1864年)左右,我的曾祖父出生。为了生计,太祖父利用穆斯林擅长经营香药业的特长,针对大西北气候干燥而寒冷且风沙多等特征,在收集整理民间回族秘制护肤品工艺的基础上,添加各种天然香药材,彰显本色,自成一派,研制并完善了一套香粉、香水和油脂霜系列。
在安庆,马家以经营祖传配方的香粉、香水、面脂等维持生计。年复一年,年累月积,从货郎担、摆摊开始艰辛创业,持之以恒地坚守,家境不断殷实。随着岁月流逝,马家的香粉铺开始在怀宁、安庆一带及长江沿线颇有名气,置房开店提上日程。那时,给商铺取名有三大讲究,一是要有店主的姓,二是必须吉利,三是要切近店中经营。当时马氏在内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中为五大姓之一,取商号之名一定要大气;做生意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人缘第一,和气生财,人和万事兴,所以马家祖辈给商号取名为“马人和”,这也是“马人和”的经营之道。
同时,“马人和”不断研发新品,整理日常肌肤疾病秘制膏药——既护肤又理疗肌肤疾症,这便是药妆新品。如马人和素、甘油蜜、牛尾膏药、挑疳积等,特别是药疗祛痱,防蚊虫叮咬、皮肤瘙痒的冰片粉在中国属“马人和”独创专利的民族品牌。从而形成了三大系列:香粉类、油脂类和护理类。
由于“马人和”香粉店诚信经营,又好积德行善,长久日渐积累起良好品牌信誉和社会好口碑。光绪年间,“马人和”香粉店的生意在安庆一带做得顺风顺水。各种护肤化妆品在宫廷嫔妃和达官贵人中广受推崇,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
举家闯汉口
当时我的曾祖父学业有成,既受传统的伊斯兰教的灌输,也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而且还受到当时洋务思潮的影响,将家族生意打理得有声有色。光绪十二年(1886年),成家继业的曾祖父感到生意要做大做强,就必须拓展规模,只有广开财源,基础才能坚实。之后“马人和”开始把生意做到了上海。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虽然繁华,但是本土商业根深蒂固,帮派林立,外国洋行也纷纷入驻,“马人和”经营化妆品的香粉店很难在上海立足发展。
清代末年,胸怀大志的曾祖父和祖父马干臣将目光投向了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夏口(汉口的前称)。接驾嘴、河街(后为集家嘴、沿河大道)周边已经形成繁华的“千舰万艘、汇集江浒,万家灯火彻宵明”的不夜港、商品集散市场。回族习俗聚族而居,附近有万寿宫清真寺和广益桥清真寺,周边有不少回族聚居,彼此能互相照应。权衡再三,他们决定重点在武汉发展,并以安庆为中线向上海辐射。
怀揣着理想,祖父马干臣随曾祖父举家来到汉口集家嘴码头一带,在鲍家巷上首寻得一间铺面,由于“马人和”已是经过几代人流传下来的老字号,所以在商号的前面加了个“老”字。巨大横匾国漆底,“老马人和”硕大烫金字高悬门檐。从这时起,“老马人和”便开始扎根汉口。
那时候“老马人和”前店后坊,商号掌门人都是独门相传的,所有原材料都由掌门人亲自精挑细选统一购买,当时的陈太乙、叶开泰等药店就是我们固定购买材料的定点商号,一切为了产品质量,分号只是雇请人打理店中生意。
“老实做人,勤俭做事”是我家的祖训。当时的产品配方都是掌门人自己配好后才让雇员加工,这样做不仅是保证质量,更主要是防止他人仿冒偷袭。祖父马干臣始终把产品质量信誉视为生命。商号经营决策以两条线路并举,一是贴近广大市民,散装,薄利多销,批零兼营,争取人源,聚集人气;二是满足不同层次需求,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包装档次,形成馈赠礼品。
据《武汉市志(1840—1985)》(日用化学工业篇)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半两“马人和”雪花膏的价格大概相当于1985年的一角钱。用一个“竹片片”一舀,足够全家人用一个月。除了散装,还有瓶装、袋装售卖。除此以外,“马人和”的经营业务还包括冰片痱子粉、香粉、香水、口红等门类齐全的日用化妆品。
由于“老马人和”当时已在大汉口彰显了品牌影响力,为了把品牌做得更好,与其他香粉店区分开来,曾祖父和祖父不惜重金铸了一尊纯金站立雄狮(约八寸长)供在商铺台案上,寓意富贵、吉祥、刚正、除邪,作为镇店之宝,好一副雄霸天下、王者风范。在后来包装上也印制雄狮图案,相当于现在的商标标徽。
据文献记载,清末民初,当时的“老马人和”在汉口鲍家巷上下首两处、武昌长街(现今司门口曹祥泰商店斜对面)和汉阳双街高公街码头(现今南岸嘴沿河处)都有铺面,已经形成了连锁经营的格局。并且在老家安庆和上海十六铺码头一带也设立分号。民国中期,随着汉口商业网点迁移,黄陂街帝王宫市场日益繁荣,随着以“三民主义”命名的4条带“民”的道路的修缮,“老马人和”店又开在了民生路(原江汉公安分局对面)和中山大道(后城马路上段)多福巷口两处。“老马人和”店址更换或增减,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汉口商业网点的发展迁移走向紧密相关。
乐善好施的同行老大
在武汉,“老马人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老一辈的汉口人,没有不知道“老马人和”的,去那里挑“雪花膏”已经成为民众市井生活的习惯。邻近的戏子艺人,花楼街上的青楼女子也近水楼台为她们“粉墨登场”提供了化妆饰品。绅士、先生们也频频光顾买上两瓶香水或“雪花膏”,包上几盒鸭蛋粉……据《湖北省志》和《武汉市志》记载:清末民初,“老马人和”香粉店是比较有名的生产化妆品的商店,在武汉久享盛名,属于百货行业领导,仍属手工操作,批量生产,自产自销。
坊间邻里盛传:“老马人和”商铺店名取得好,如同生意红红火火。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老马人和”已经占据了化妆品行业的半壁江山,经营广度和份额在同行中屈指可数、鹤立鸡群,生意很是兴隆,受到同行羡慕。亦与时下汉口类似洋货相抗衡。此时产品也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改进,配方进一步优化,包装也完善讲究,有袋装也有盒装瓶装,更有利于运输,批零兼营。所批发的产品容器必须要收回,同时要收取一定的押金。这样做是确保产品质量和“老马人和”信誉,严防市场上已经出现的鱼龙混杂伪劣偷仿的现象。
在清朝末年,“老马人和”生产的产品多次选为进献朝廷的贡品,由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安徽合肥人,1876年为《怀宁马氏宗谱》作序)荐举,还受到慈禧太后的称赞,提升了“老马人和”品牌效应和在同行业中的地位和声誉。
我父亲马吉云出生在辛亥武昌首义的枪炮声中。尽管战乱,但是父亲还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祖父马干臣已为当时汉口的商界名流,但乐善好施却是他的一大特点。行善成为一种习惯,他视钱财为身外之物,只要自己有口饭吃,就饿不着周围人。他经常参加社会慈善活动,捐款捐物不计其数。抗日之前,他追随辛亥革命功臣马刚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在清真寺任“乡佬”或“社头”,深受穆斯林的尊敬。只要去清真寺做礼拜,身上总带足份子钱,备齐乜贴。他有句口头禅:“钱没了不要紧,只要有生意做”。恪守做生意“有舍才有得”的经营之道。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为了惠及民众,汉口水土果自治、宁平、永济3个民间商会募捐重修打扣巷码头并立碑,当时祖父马干臣在永济商会中任常务理事,为此带头与其他同人尽其所囊,捐赠了大笔经费,使得往来商贾运输有了自己的专用码头(徽帮居多)。但不幸的是,该码头在1931年被长江大洪水的毁坏。
1933年我大姐出生,祖父马干臣取“兴我中华”之意,名曰马肇华。时下汉口经常发生火灾,一旦火起则殃及四邻。大喜之日,祖父再次捐款购置一台救火龙汽车,被誉为引领三镇捐赠第一人。1935年4月2日,在汉口中山公园隆重举行第十四届消防义士纪念节暨首届义勇消防队伍检阅仪式上展示了当时的消防器械,其中就有“老马人和”捐赠的救火龙。后来,据我父亲马吉云讲,作为受邀代表,祖父带着他一同参加了这次集会。
1932年出版的《武汉指南》第四编、第七救火会名册,记载武汉三镇共计49个消防组织。其中祖父马干臣同时参加并担任了清真自治会和永济消防会两个组织的常务理事,同时参加两个组织,出双份钱、尽双份力的在文献记载中绝无第二人。当时的商会、善堂一般按社会名望和个人捐资大小来依次排名,祖父马干臣一般位居前5名之列,从中说明祖父马干臣不仅热爱公益事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而且也印证“老马人和”生意兴隆,家境殷实。
1930年后,随着汉口商业不断繁荣,各业迫切需要成立同业公会,如百货业的“广货业同业公会”和“华洋百货业同业公会”等。我父亲参加的“广货业同业公会”,一般经销京、苏、广货,属地道的国货买卖。
“老马入和”趁虚而入
祖父马干臣勤读博学、襟怀大度、有胆有识,蕴藏着穆斯林豪气重义的风骨,在他执掌“老马人和”的几十年里,将家族事业发展到了顶峰,但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命运多舛,始终未能难逃脱“物盛则衰”的宿命。
我的父亲马吉云比较文弱,读过很多书,性格内向,不擅长做生意,但是个老实人,别人都管叫他“坨子”,说的就是他没什么胆儿。抗战之前,“老马人和”商号生意处于创业以来最好的辉煌时期,商铺多,人手缺乏。这时上海分号由于处在帮派林立的上海滩,无法抵制洋货,也已经撤回汉口。母亲谨遵祖父之命生儿育女,生意仅靠祖父和父亲里外忙碌打理。
因为父亲是独子,祖母生下父亲后再无生育,当时住在汉口“新市场”后面的一位姑娘,因多年来往我家对“老马人和”生意比较了解,经常帮里帮外,拜我祖父为“干爹”,她也时常在祖父面前提出要开“老马人和”分店的要求。祖父马干臣因为祖宗招牌不传外人,多次好言谢绝这位“干姑娘”。
武汉沦陷前后,这位“干姑娘”却想出一个诡计:由于汉字书写“人”与“入”字原有的形体往往没大区别,容易混淆,当时俗话讲人、入不分,从书写上看起来都一样。于是她在当时位于民生路的“老马人和”商号对面,堂而皇之开了一家名为“老马入和”的香粉店,与“老马人和”店铺布局,甚至招牌底色、字体都一模一样。这样既达到了借名生财,又不会给“干爹”家授以把柄,张冠李戴玩起真假“李逵”欺世盗名的游戏。至今七八十岁的老街坊谈起抗战时期“老马人和”的历史时,都依稀记得汉口民生路“老马人和”店对面开了一家仿“老马入和”的幌子店。
当时生意圈和教门回族佬表、邻里坊间很多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拜干爹”这一段故事,现在看来“干姑娘”是很有心计的。眼看“干爹”时日不多,适时提出要做“老马人和”生意,积劳成疾的祖父已是自顾不暇,任由“干姑娘”抢走了“老马人和”的生意。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老马人和”商号由于曾经抵制日货,随即被日商报复。日本人对当时小有名气的“老马人和”虎视眈眈,他们以征用查封等方式,将民生路和多福巷口铺面没收,并强行将店中的镇店之宝纯金雄狮掠走。祖父马干臣在国仇家恨中离开了人世。
祖父蹉跎一生,临去世时,曾对我父亲表示,他愧对祖宗,一时不慎造成了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切齿遗恨。祖父去世后,父亲和母亲金宏珍挑起了“老马人和”的大梁。
武汉沦陷时期,奴颜婢膝的奸商得以苟且偷安,正直善良的商民却在铁蹄下被奴役呐喊。直至抗战胜利前夕,留下的只有“老马人和”这块招牌,所有的铺面和不动资产都已经不复存在。
此后,父亲马吉云开始带着全家人前往湖北沔城避难,哥哥因患重病无法医治,年仅2岁就离开人世。在战乱中,国民党军队扩补兵源,父亲被抓壮丁,因为个子矮小发配当了火头兵。本指望充军报国雪耻,几个月后,因部队在战斗中溃败,父亲只身逃回家中。
避难期间,父母秉承祖父善人善心之举,无论对难友,还是借宿处的贫困居民,甚至附近的庵堂姊妹,都热心接济相助,倾惠家底,广结良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曾经共度患难的乡邻因难舍情缘都经常往来。
“老马人和”辉煌不再
从1938年到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老马人和”商号灾难重重,惨淡经营,以前的连锁铺因资金不足不能重振旗鼓,仅靠租房开店。“老马人和”在汉口民族路紫竹巷与乔家巷之间,万年街口长胜浴池旁都租过门面过渡。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接收官员与奸商勾结都让我们难以为继。父母屡屡上告申诉,还雇请当时万年街旁的一个老律师打官司,“老马人和”被征用的店铺和财产很难追回,我们四处借住如白雀寺(原汉口前进后路52号)等处。抗战胜利后,父亲因不服判决,还被国民党宪兵抓捕关押在原民国汉口老法院(中山大道游艺路口)一月有余。最后也只能无可奈何服从法院判决,赔给我们3根金条,不得再告,才把我父亲释放。
靠着这3根金条,“老马人和”祖业得以继续维持。虽然店铺在母亲的支撑下开起来了,但已很难回到当初的辉煌。“老马人和”商号仍以雄狮作镇店之宝,只不过是用木雕涂金,比纯金铸造稍大一点。经营规模小了,但仍旧生产着传统产品,生意仍然不错。毕竟“老马人和”老牌产品在汉口,乃至其他地区根深蒂固。深受民众对“老马人和”产品的眷顾和抬爱。曾听母亲和亲戚形容当时店铺重新开业的热闹场面,在汉口福建街口有大幅的垂直条幅做宣传,长长的横幅在民族路拦街扯起。在铜人像长堤街与民权路三角地交汇处高楼顶的墙面上粉涂着10多平米巨大“老马人和”产品广告。开业那些天,人流不息,邻近省县乡的老客户都闻讯前来祝贺。
1950年6月,父亲马吉云在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安总局领取了武汉市摊贩营业证,营业地址仍是福建街38号街口(沙坊巷口酱油铺上首,当时我家就住在二楼),仍旧经营“老马人和”老牌产品雪花膏和香粉系列。这样的经营方式一直维持到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之后又在福建街小学正对面门面房居住,并在门口摆一节柜台卖雪花膏、香粉等。
新中国成立之际,父亲马吉云积极参加人民政府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培训,并积极支持大女儿参军南下。在经历了10余年的动荡生活后,父亲彻底放弃资本经营,1955年担任江汉区大夹街居民委员会副主任一职。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父亲从满春街纸箱厂“精简压缩”回家。
1956年到1965年,虽然不准私有化经营,为了全家生计,我父母就以小摊小贩的形式将“老马人和”产品走街串巷叫卖。母亲也常常跑码头,花上几元钱坐轮船底舱到上海贩小日用品回到汉口,在民众乐园、六渡桥、五马路一带摆地摊以补家用。那时年幼的我在一旁望风,以防随时有市管委会来制止、没收甚至罚款。
父亲马吉云后来在1966年初因病无钱医治在家病逝。一个盛极一时的商业家族至此彻底走向了没落。“老马人和”商号从创业到规模发展,又到缩小规模走向沉没。
剩下回忆的“老马人和”
1961年,马家离开了福建街(福建街小学正对面)旧居,受转业军人的照顾,搬到了离福建街不远的长堤街下横堤寅鉴里2号(原武昌的纱厂崔禹明老板私宅)一楼后房。1970年换迁到江岸区江汉一路至今。
祖辈为儿孙们取名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传递。据我父母生前讲述,我们下辈人的名字都与家庭命运紧密联系。祖父给父亲取名马吉云是寄于家业祥云朵朵,光芒万丈(古时凡厅堂台案后墙上都有祥云如意图,旧清朝官员或衙役服上都有祥云图案),不仅图吉祥如意,还希冀家族生意蒸蒸日上。因战后百废待兴,加上疾病,受医疗水平所限,我下面的一对龙凤胎马肇锋、马肇霞(寓意再现锋芒,期盼霞光)弟妹在1956年也相继病故。8个儿子7个姑娘最后只剩下4个姐姐和我。大姐马肇华1933年生,名华,兴我中华之意。二姐马肇玲,1938年生于沦陷前,名玲,祈求祖业像玉石之声清越长久。三姐马肇兰,1944年生,名兰,即抗日胜利的曙光照亮着兰花高洁淳朴,暗示祖业自强起来。四姐马肇军,1952年生,名军,因纪念大姐从军取名,象征保家卫国。我出生于1954年,因忌病魔取名“刚”,寄寓于“刚毅、刚正”之意。我高中毕业后在公安系统某工厂工作,姐姐们在工厂和医院工作,与祖辈经营的胭脂香粉生意扯不上关系。
我又成了家里的一根独苗。1962年,我在汉口福建街小学上学时,用的是大姐从部队转业带回的粗布军用挎包,读二年级当了班主席,父亲卖掉他的一双旧套鞋,买了一支“大公牌”钢笔,并且刻上“马肇刚”3字送给我。在武汉七中时考取武汉空军部队文工团。因政审表填写母亲是“马人和”小老板娘而被校革委会阻止未获批准,至今应征招兵入伍登记表仍存放在个人档案中。
如今,“老马人和”留下来的有记忆的东西已经很少,许多捐票、物件都已在“文化大革命”前后销毁。用宣纸记录的配方簿,有的用做“王”字形风筝,与二楼崔家小少爷换糖吃了;有时却拿去换得五分钱的纸币。1966年的一天,一群红卫兵小将抄了崔老板家14板车古玩字画和绸缎什件,我遵从母亲叮嘱在楼梯间用斧头将木质金狮劈碎烧毁。仅有的一节柜台,在上高中时与王帆同学一起改做书桌。唯一留下的两个当时盛放雪花膏的搪瓷桶子和搅拌用的陶器缸也被当作盛放大米杂粮容器用。但还是怕惹祸上身,家里人在搪瓷桶上涂上了一层油漆。几十年后的今天擦除涂层,白底红字的“老马人和雪花膏”字样光亮依旧。
母亲金宏珍一生坚贞贤淑,有主见、敢担当。为了养活我和小姐姐及上学,母亲无数次卖血换取生活费,年满五十岁还借他人户口冒名继续卖血。“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五七联”作坊式手工劳作,该作坊后发展为满春街印刷装订厂。母亲因常年辛苦、积劳成疾于1980年3月病逝。
几十年来,我往返省、市图书馆,档案馆,方志办,省市消防支队查阅有关“老马人和”的文史资料。省市区地方志里都有文字记录和评价;有关书籍中有民国历年工商登记,在商会、善堂组织名单里有祖父马干臣任常务理事的记载……我悉心将各个年份资料汇集分类,梳理成册。使这些烙刻着“老马人和”百年久远的印迹成为不忘的回忆。
1988年6月,在武汉市民革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民国末任汉阳县长的郑桓武老先生,武汉市政府参事、曹祥太第三代掌门人曹美成和上海籍朋友硚口区民革委员钱林福与我共同回忆“老马人和”的往事,鼓励我重振老字号,但因工作原因一时难以脱身,遂放弃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机遇。1996年伊斯兰教开斋节之日,在汉口民权路清真寺我向时任武汉市伊斯兰教协会杨松珊会长反映“老马人和”情况,他大力支持我恢复老字号,并表示随时可以帮我解决困难。当时,我的福建街发小方炎春“南漂”后回汉鼎力支持我重新兴办“老马人和”,我于是提交了一份关于成立“老马人和日化有限公司”恢复“老马人和”驰名商标注册的报告,但遗憾的是,有人已抢先一步注册了“老马人和”商标,按照商标法的规定,两个名字相似度太高,注册申请难以获批。
百年后,“老马人和”这个曾在武汉商业史上声名显赫的老字号似乎已难东山再起,并渐渐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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