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蔡以忱烈士,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白家嘴。由于他早在1928年10月25日就在湖南澧县壮烈牺牲,大部分史料散失。我是从祖母、伯祖父与父辈的回忆中,才知道祖父的一些零散故事。尤其是经传记文学作家裴高才带领我们前往海峡两岸六省市区及俄罗斯搜寻与查证,才弄清了祖父原来是襄助毛泽东成功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的核心人物之一。
罗章龙点将去安源
早年听父辈讲,祖父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5年间,不仅夺得了10个第一,还作为学运领袖参加了武汉五四运动。毕业后,一边在“一师”附小(武昌南楼蒙正小学)与中华大学任教,一边从事革命工作。
1923年春夏之交,祖父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与创办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执行委员,接下来历任中共五大代表,并任中央首届监察委员、农运委员,中共湖北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农民部部长,国民党二大代表并任青年运动审查委员会委员等。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后,局势非常严峻。此时正在武昌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汉口市委书记罗章龙商量,决定物色几位懂军事的同志一道去长沙筹备武装起义。罗章龙即向刚刚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轮流值日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汇报,选择了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农民部部长蔡以忱。罗章龙在《回忆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中回忆说:“有一天,我和毛泽东从中央开会出来,一路步行到毛泽东住处,他邀我到湖南去工作,组织对敌进攻。我们两人请示了中央,中央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以五届中委的身份,巡视和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毛泽东先离开武汉赴长沙,临行前,他对我说:‘你找一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一道来湖南。’我说:‘这里很难找到既熟悉湖南情况又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军事干部。’毛泽东说:‘只要你认为可以就行。’以后,经过物色,与中央商量的结果,加派了一个蔡以忱。”
老实讲,前往刚刚发生“马日事变”、笼罩着白色恐怖阴云的湖南工作,比在土生土长的湖北工作危险十倍。但蔡以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他谈话时,他明确表态:“按照组织原则,我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就私交而言,我与毛泽东等湖南同志具有合作共事的良好基础。”为了表达自己破釜沉舟的决心,蔡以忱与其夫人丰俊英一同前往湖南省委工作。罗章龙后来回忆说:“蔡以忱是湖北省农民运动自卫军的负责人,懂得一些军事,所以要他去。他去湖南是有决心的,所以家眷都带去了。他的妻子姓丰,是党员,也同我熟悉。”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正式在汉宣布“分共”后,蔡以忱与丰俊英奉命前往黑云压城的长沙。他们到湖南省委报到后方知,稍前的中共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
为了尽快恢复加强湖南省委党的工作,扭转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于6月24日作出决定:对湖南省委进行改组,毛泽东担任湖南省委书记。7月4日,毛泽东赴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由易礼容代理省委书记。
早在国民党“二大”期间,蔡以忱就与易礼容分在同一组,共同审议农民运动议案。此次长沙重逢,双方倍感亲切。易礼容首先向蔡介绍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的工作。他说,自从毛泽东赶回长沙主持省委工作以来,继打通了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之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之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接着,易礼容代表省委与蔡以忱商量将当时的中共安源特区改组为安源市委事宜,筹组行动委员会,为秋收起义做准备。
1927年7月下旬,由蔡以忱任书记,前特区委书记宁迪卿、前地委宣传部部长杨骏等为委员的中共安源市委正式开展工作。市委直辖17个支部,另设3个区委,分别指挥紫家冲分矿各支部和上栗市等处农村各支部。丰俊英也随蔡以忱一同前往安源工作。罗章龙回忆说:“我同蔡以忱等在六七月间先后到了湖南。我留在长沙,蔡以忱带着家眷到安源,担任党的安源市委书记。”
安源迎接毛泽东
蔡以忱抵达安源后,经过深入调查,觉得这个被誉为“东方小莫斯科”的安源,策动武装起义的时机业以成熟。在与各方面的革命武装协商后,他当机立断,于8月3日以中共安源市委的名义,正式向湖南省委报告:他们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自卫军,准备在安源煤矿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发动秋收暴动。
毛泽东、彭公达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立即召开了省委常委会,决定湖南省的秋收暴动在以安源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发动,带动全省。同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
1927年8月中旬,在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将暴动区域缩小为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包括长沙城和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7个县(市)。在这7个县(市)中,由于安源的地位重要,所以和岳州共同承担与鄂南暴动相配合的任务。因此,暴动的准备工作一开始,安源便成了省委工作重点地区之一。同时,省委还决定在安源召开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和中国工农红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安源成为秋收起义策源地的主要因素。
重任在肩的蔡以忱,为了确保会议安全举行,与一班人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在安源山下的安源街尾贴近农村的今萍乡市安源镇一个不出名的小村子——张家湾,一所僻静的房子里举行。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举行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农革命军和党的前敌委员会,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和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乘火车前往安源。途中他在株洲车站下车,找到中共株洲区委委员朱少连、陈水清等人,首先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与省委的决定。接着,在听完朱、陈的工作汇报后,毛泽东布置了株洲如何配合秋收起义行动。然后陈水清让他化装成工人乘车赶赴安源。
次日晚上,火车徐徐驶进安源车站。毛泽东、毛泽民踏下机车。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迎上前,热烈握手:“毛委员、毛委员,我们终于把你盼来了!”
毛泽东:“以忱同志,我们虽然是故友重逢,但在安源却是首次见面了!这里情况怎么样?”
“毛委员,请放心,正是您前几年打下良好的基础,矿警队已被我们掌握。也是此次暴动的主力军。”
“我在长沙就听说你们矿警队势力扩大了,如今已有3个营、9个连、21个排、82个班,了不起呀!秋收暴动,就靠你们安源矿警队扛大旗啦!”
接着,蔡以忱向毛泽东介绍前来迎接的共青团安源市委委员、妇运部部长、安源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王湘和矿警队一队排长刘先胜。
毛泽东和蔡以忱、王湘等人纵身上马,向安源工人夜校飞驰而去。为了保密和安全,蔡以忱安排毛泽东居住在比较偏僻的张家湾工人夜校里。
军事会议主持人
当日晚,毛泽东听取了蔡以忱的工作汇报后,正式决定于9月1日在张家湾召集安源、浏阳等地党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决定,讨论平江、浏阳、醴陵和安源各地农民暴动问题。
9月1日,秋收起义军事会议如期在张家湾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和委员宁迪卿、杨骏,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农军负责人潘心源,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安福农军负责人王新亚等人。这就是秋收暴动史上以安源为军事中心的会议,史称“安源会议”。
受毛泽东委托,作为会议东道主,与毛同是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蔡以忱首先说:“今天,省委根据中央的决议,在我们安源举行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和部署秋收起义的工作。下面,请秋收暴动的统帅、中共中央特派员、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讲话!”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毛泽东诙谐地说:“谢谢同志们的支持和信任,本帅就挂帅点兵了。这次秋收起义,是中央‘八七’会议决定的。同时,中央和湖南省委决定,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任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易礼容任书记,各县、区负责人任委员。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军事行动;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工农群众配合、支持军事暴动。现在,湖南军阀唐生智的部队大半部分在湖北、安徽一带同蒋介石、李宗仁对峙,长沙、浏阳、醴陵一带相对空虚。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后认为,若能出其不意,我们有希望攻占长沙,建立中国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各地工人、农民将会起来暴动,支援我们。暴动目的是夺取长沙,建立工农兵政府。因为我们有几个团的兵力,总共有数千人,而反动政府则已经陷入混乱之中。”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后继续说:“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500人左右的伤兵。今年5月份,我们曾组织10万农军进攻长沙,可惜由于陈独秀的干涉,功败垂成。这次暴动,估计有20多个县的农民协会将会协助我们,大约可动员20万农军围攻长沙。各县都已组织农民准备暴动,拆毁电线、铁路。原来准备从贺龙、叶挺部队中调两个团作为主力,现在他们已绕道福建、江西边界,不能来参加暴动了,但我们仍有强有力的暴动力量。”
随后,各路人马汇报了各自的准备情况,尤其是蔡以忱报告的安源工人暴动的准备工作和集结在安源的各路军队情况,以及王新亚报告的袁文才、王佐与贺学敏、贺子珍的农民自卫军联合行动的经过,令大家欢欣鼓舞。
末了,前委书记毛泽东庄严地宣布:“9月9日为秋收暴动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也于今天正式成立了!”
这支起义部队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新兵组建的);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通城和崇阳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为防万一,会议同时决定:整个起义部队以萍乡、安源为退路,然后转向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
会后,毛泽东以他那诗人的特有气质和浪漫,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词《西江月·秋收起义》。诗云: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直向潇湘直进。
地主压迫重重,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断然锄奸震敌胆
9月4日晚上,蔡以忱在市委召开暴动工作碰头会。突然听到安源矿警队的排长刘先胜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蔡书记,蔡书记,不好了!矿警队营长陈鹏正在串连队员投敌。”
陈鹏原是矿警队大队长、共产党员,1927年8月,全队进行改编时,陈任营长,因陈是湘乡人,所以大多数的连、排长都由其同乡担任。如果把队伍拉走,对秋收暴动来说,在政治上和军力上将会功亏一篑。消息突然,正在市委开会的蔡以忱、王新亚等十分震惊。蔡以忱连忙说:“先胜,莫急,莫急,你慢慢说!”
“这些日子,我经常看见大队长陈鹏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就留心观察他们的动静。刚才,他们醉醺醺地从陈鹏家出来,我悄悄跟在后头,听见他们说,‘只要陈大队一拉队伍离开安源,程(潜)军长就会重赏100块大洋’……”刘先胜说。
“陈鹏这个败类,非把他抓起来不可!”王新亚一时急了,忍不住打断刘先胜的话。
“老王,别急,别急,让先胜把话说完。”蔡以忱说。
“我跟上去,他们发现了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我想起后天矿警队就要演习,陈鹏定想利用演习的机会,拉走队伍。”刘先胜继续说。
“事情迫在眉睫,到底是先抓陈鹏,还是秘密监视,将其同伙一网打尽?请大家发表意见。”蔡以忱立即召集市委主要成员研究对策。
“蔡书记,陈鹏投敌,到底是他一人所为,还是有同党,个中缘由,须弄清后再行事不迟。”
蔡以忱觉得言之有理,便与刘先胜如此这般地交代一番之后,让刘不动声色地迅速返回矿警队。
刘先胜走后,王新亚毛遂自荐,请求市委把逮捕叛徒的任务交给他。蔡以忱若有所思地说:“老王啊,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与你只协同研究行动方案,让矿警队第五连连长、共产党员杨士杰具体组织行动。因杨身在矿警队,不会被敌人怀疑。他还与朱少连是连襟,此次毛泽民就住在他家,绝对可靠。”王新亚表示同意。
再说刘先胜奉命找到陈鹏的住处。陈鹏喝醉了,眼下还有几分没醒。“陈营长不讲交情,这么好的酒不请我喝!”刘先胜道。
“哦,是先胜老弟,我正要找你,没,没找到,来,这儿还有半瓶。”陈鹏抓起桌上半瓶剩酒。
“唉,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你说,跟共产党真能干出什么名堂来?眼下,听说省委派了个姓毛的来领头搞暴动,能打得赢人家么?”刘先胜的话正中陈鹏下怀。陈借着几分醉意,拍拍刘先胜的肩:“老弟,天下有千条路,何必跟共产党一条路走到黑?我为你指一条明路,只要跟我走,福有得享的。”
“大哥如此关爱小弟,我跟定了大哥!”刘先胜道。
“好,好,老弟识时务!实话对你说,我和八连连长向西华他们8个人,商量好了,把我们矿警队拉去投六军。”
“人家肯收么?”刘先胜不放心地问。
“肯定收,盘子已定了,六军的程(潜)军长正要人呐。他手下的连、排长,都是我的老乡。”
“大哥,你放心吧,我打从现在起就是你的人了。”
“好,哈哈哈哈!”
在刘先胜稳住陈鹏的同时,又以上厕所的名义出去,密派队员向蔡以忱报告敌情。
杨士杰得到蔡以忱的指令后,奉命作了周密部署,士兵一律不准外出,由非湘乡籍士兵负责警戒。原准备让矿井队班长易汉钦处决陈鹏,因考虑到易是新兵,唯恐失手,便由杨亲自带兵执行。
当日深夜,万籁俱寂。萍矿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程昌仁与杨士杰等共产党员按照市委决定,手持驳壳枪,埋伏在陈鹏住宅的窗下。
透过窗户,只见昏暗的灯光下,陈鹏正在慌慌张张地收拾文件,整理行装。他已察觉到外边风声很紧,准备趁夜色马上离开安源。
按照事先的约定,“狙击手在午夜十二时偷袭,从窗口对准陈鹏连打三枪,结果了这个叛徒。狙击手们又转到山上的三大队惩处王雁。另一批狙击手也在同一时间里,在二大队击毙了其他叛徒们”。
到了9月5日凌晨三时,行动小组已经将8个叛徒就地枪决。随后,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的名义张贴布告,以正视听。布告云:
本团查明陈鹏等人,原系反动军官,久欲叛变,近日该反动军官等进行公开活动,聚众上山为匪。本团奉上级命令,为重申军法,就地处决,以申军纪,并除民害,望各界安居乐业,勿信谣言为要。
安源矿警队在平叛中立了大功,得到了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和前委书记毛泽东的首肯。当天即宣布将驻安源的各路工农革命军和矿警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由原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任团长,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任党代表,竖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控制整个矿山。
刘先胜在肃反中立功受奖,由排长晋升为连长。
至此,安源的起义部队成为湘赣边界乃至全国最早使用“工农革命军”这一名称的革命队伍,也是首先举起“工农革命军”旗帜的一支军队。
秋收起义“第一枪”
几天后,得知驻修水、铜鼓的部队已合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及其下辖第一、第三两团的情况,前敌委遂决定将安源部队由第三团改称为第二团。
蔡以忱担任党代表的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的矿警队等2100余人组成,拥有千余支步枪和三挺机关枪。该团实行三三建制,共3个营、9个连、27个排。当时安源工人总共7000多人中,就有千名安源工人参加了秋收起义,占第二团总人数的60%,成为第二团的主力。
部队整编后,团营连和团直属队均授予红色军旗,旗上缀有镰刀、铁锤和五星图案,并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某营某连字样。全团官兵均系红色脖带,胸前佩带部队番号和本人姓名的布章。
全团上下,一边紧张训练,一边日夜打造长矛大刀,并用矿井炸药制造土手榴弹,迎接即将到来的暴动。湖南省委下达攻打长沙的命令后,第一团出发的同时,9月9日,王新亚和党代表蔡以忱、副代表张明三召开了二团营、连长会议。王新亚宣读了湖南省委攻打长沙的命令,当即作了行动部署:
1.命令连长刘长胜带领突击排和100多名有爆破经验的矿工将安源至株洲的铁路及铁路桥梁炸毁。
2.命令爆破队长杨明率爆破队潜入萍乡城内,炸开城墙,助协团主力攻占萍乡。
为了出其不意,攻敌不备,二团决定趁中秋节之夜即9月10日连夜攻城。
蔡以忱、王新亚率第二团按计划出动,将萍乡团团包围。守军一个营闭城固守不出。因杨明率领爆破队过早地暴露了目标,致使爆破失败,爆破队被敌人密集的枪弹杀伤了一半,被迫撤出城外。
王新亚见爆破失败即令部队实行强攻,一营营长张友林带领战士拼命登城攻击,第二团人多枪少,多是些土炸弹、土抬枪,没有攻城武器,战士伤亡很大,张友林也被城上射来的子弹打瞎了左眼。
这时,天已大亮,城上增援的敌人又来了一个营的兵力,蔡以忱、张明三仔细观察了攻城的战斗情况,觉得强攻不行,眼看11日湖南各县暴动的日期已到,建议王新亚停止攻城。
蔡以忱会同王新亚、张明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萍乡,改攻醴陵,得手后向长沙进攻。于是,他们绕过萍乡县城,乘火车向“吴楚咽喉”醴陵进发。
9月12日,第二团在八里坳下车,和当地暴动的农民一道进入醴陵城郊阳山石一带,与醴陵县委书记邓乾元取得联系。
原来邓乾元在安源张家湾参加了前委会议后就回到了醴陵,根据前委指示在醴陵发动群众参加暴动。于中秋节这天在全县发动了“一夜光”暴动,两天内杀死恶霸、土豪劣绅94个。原醴陵善后委员会主任贺勋臣无恶不作,双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邓带领农民自卫军在中秋节这天将贺勋臣抓获后枪决示众,并收缴了枪支。醴陵县自卫军扩大到400多人枪,他们正盼望二团过来攻打醴陵。
蔡以忱、王新亚率领二团与早已在此等候的、由易足三率领的醴陵农民自卫军会合了。易足三首先介绍了醴陵的敌情:醴陵城东、西、北三面紧靠渌江,背面只有一座石拱桥横跨在江上,同江北面的县城相连,盘踞在城内的敌人,一面派重兵守卫桥头,一面在东门的营盘山制高点架设机枪封锁江面,沿江有巡逻队巡逻。
蔡以忱、王新亚看过地形后,制订了三路攻城战斗计划,左边派一营从大西滩过河,夺取城西的凤凰山制高点,防堵敌人西逃,中路二营主攻渌江大桥,醴陵自卫军随中路部队行动,夺取城中心,右边三营从东门袭击渡口,抢占营盘山制高点,截断敌人东逃之路。
王新亚首先指挥二营佯攻渌江大桥,把东西两翼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桥头佯攻部队和醴陵农民自卫军高喊“打倒蒋介石、打倒许克祥”的口号,守桥敌军惊慌失措,乱成一团。
东路三营在连长刘先胜带领下,找到三条木船,战士隐藏在船后边,推船前进,当接近敌人时,战士们齐向敌人投手榴弹。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四处逃散。刘先胜带领三营突击队占领东门渡口,又抢占了营盘山,左路一营战士涉水泅渡,游向对岸,经过激烈的战斗,夺取了凤凰山制高点。
中路守桥敌军腹背受敌,顿时指挥失灵,兵丁纷纷回退,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冲锋号吹响,总攻开始了,二营战士和醴陵自卫军战士攻下渌江大桥,潮水般地涌进了城中心。
当天下午,第二团完全占领醴陵县城,缴获枪支八十余支,这是秋收暴动中攻占的第一座县城。可谓成功打响了秋收起义的“第一枪”。
醴陵县城攻克,二团战士砸开大牢,救出了100多名被捕的革命同志和200多名无辜群众,醴陵城一片欢呼声,贫苦农民扬眉吐气。次日,醴陵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贴出了第一张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布告。人民政府打开土豪的谷仓、盐仓,将果实分给贫苦的农民,人民敲锣打鼓欢庆胜利。
以安源工人为主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在秋收起义中连攻萍乡、醴陵和浏阳3县城,先后打了6仗,战斗最激烈,战绩最大,是唯一建立过县级革命政权的部队。秋收起义以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使中国革命战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正如中共中央1927年12月15日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所指出的:“秋收暴动的事实告诉我们: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几百里的领导者和先锋,就是素有训练的安源工人……可以说,秋收暴动颇具声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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