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老店波衣也琴行

三德里为什么叫“三德里”，据《武汉地名志》载，“清末民初，由三兄弟合资建房成里，并在此开设三德堂商号，故名三德里”。三兄弟的父亲叫刘镛，是“南浔四象”之首。刘镛生于道光五年，先是浙江湖州南浔一家绸布店的学徒，后经营蚕丝致富，在济销淮盐后成为大盐商，在上海、杭州、汉口等地经营房地产。三兄弟中为首的是刘镛的次子刘锦藻，此人是个真正的儒商，中过秀才、举人、进士，1901年落成三德里的同时，他写成《皇朝续文献通考》。刘锦藻喜藏书，在南浔老家建成的藏书楼“嘉业堂”，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人建成的三德里，或许就注定有文化的底蕴。

一

感谢徐迎桥，介绍我认识了百年老店波衣也琴行的当代掌门人刘群。见面一聊，才知道刘群和我同年，大我两个月，如果不是偶然的对调，他也应该是我八中的六九届同学。刘群向我介绍了波衣也琴行的百年历史。

1900年，在三德里落成之前，一位叫Boyack（音译波衣也）的英国人在汉口法租界开设了第一家琴行，经营西洋乐器，培训爵士乐手。宁波人林正文（刘群的外公）是这家琴行的伙计，学得一手修理钢琴和西洋乐器的手艺。1927年波衣也因故回国，琴行转让给林正文，伙计转正当了老板。1934年林正文去世，1937年其长子林冠球（刘群的大舅）继承父业，琴行除了销售钢琴，已成为小有规模的作坊，制造风琴以及修理钢琴等乐器。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文工团兴起，需大量管弦乐器，林冠球在妹父刘五育（刘群的父亲）的协助下，生意做得风声水起。1956年公私合营，琴行更名为武汉台板乐器厂，拥有300多名员工，采取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其间，极有音乐天赋的刘五育组建了波衣也乐队，扩大了琴行的影响力。“文化大革命”期间，琴行经营急剧萎缩，仅留几十名员工从事乐器修理。20世纪80年代，市一轻局将琴行更名为一轻产品销售服务部，刘群在下放随州、回城在一家橡胶厂当了10年炼胶工人后，终于在一轻局的派遣下，成为服务部的经理。2000年，该服务部进行改制，次年刘群注册恢复波衣也琴行。至今，波衣也琴行集乐器销售、维修、租赁、教学于一体，成为武汉乐器销售器种最全、规模较大的专业商行之一。

虽然已是严冬，但还有些许阳光。我和刘群站在波衣也琴行的门口。我们都感到波依也琴行的诞生和发展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汉口开埠，在经济繁荣的同时，文化也开始多元。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林正文先生在接手琴行后，从宁波先后招了一大批技工，以至于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波衣也琴行成了一个培训学校，在中南几省都可以看到这支维修、生产西洋乐器队伍的身影。

从波衣也琴行往前去两家，以前有一个杂货铺，小时候奶奶经常派我去打酱油。往回走一家，女主人好像叫江蓉娣，她是我母亲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家里还有她们几人合影的照片。波衣也琴行在改革开放中重生。生于此，长于此的刘群，似乎就背负着重振琴行的使命。经商几十年，他不象个商人，更象一个音乐人，这可能与他几十年没有间断的音乐生活有关。我还知道，刘群和我一样，是中国百万侯鸟家庭中的一员，因为子女在海外，经常是国内半年，国外半年，在飞往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航班上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因为精力有限，刘群把长江两岸的几家分店都关了，只留这一家老店。刘群带我上琴行的二楼，除了几间教学场地，到处都堆放着过去年代的乐器。

我对收藏磁器感兴趣，一件元磁、宋磁可以追溯几百年历史。而在武汉，最早的西洋乐器也是百年历史，如果建一个波衣也乐器博物馆，这些老物件会述说老汉口西洋音乐的发展历程。我相信刘群的博物馆会建成，即使一时不能建成，我也对刘群羡慕不已，从乐器到音乐，他就生活在那个世界里。

二

儒商建成的三德里，也走出不少有文化的人，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冀朝铸，曾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全程参与中美建交，后官至联合国副秘书长。1937年冀一家从山西逃到汉口，住进三德里。冀的父亲冀贡泉是民国司法界、教育界的名宿。冀的祖父以84岁高龄在汉口辞世。没住多久，冀家又逃往重庆，1939年举家赴美。冀于1948年进入哈佛大学，1954年起在外交部工作。关于三德里，冀最深的印象是在家门口看到日本飞机被高炮击中，冒着黑烟。

还有一位是台湾的李焕。比起冀朝铸，李焕对汉口的感情要深得多。他1917年在汉口出生，从湖北警官学校毕业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教育学硕士学位，又在韩国檀国大学拿了荣誉哲学博士称号，在台湾曾任“行政院长”、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秘书长等要职。2002、2005、2006年，一口道地武汉腔的李焕3次密集来访汉口，三德里给他最深的印象是对面有个电影院，叫明星电影院（即武汉电影院）。

除了林正文家族，我还对另外两个家族感兴趣，一个是刘群的刘家，另一个是英国人波衣也家族。刘群祖籍是湖北咸宁，他祖父刘玉堂在20世纪30年代是汉口青帮大家班龙头大爷。1934年他做59岁生日时，在汉演出的梅兰芳，还有各界名流为之祝寿。

刘群的父亲刘五育西洋乐器演奏得出神入化，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家族。至于波衣尔家族，他们除在汉口设总店，上海等处设分店外，还与香港的英国人有关。在我看来，他们是将西洋音乐介绍给中国的文化使者。

2017年初，曾在武汉剧院的武汉老年春晚上看到刘群所在的武汉室内乐团演出的节目，往后的老年春晚还会上演吗？

三

我为波衣也琴行撰写一些文章后，收到一些反馈，有朋友问，能不能在琴行淘一把好二胡？好像我是在给波衣也琴行做广告。有两则微信引起了我对波衣也乐队的兴趣。一是收藏大家寿昆老师发来微信说：“我和五育认识多年，波衣也乐队的许多人都认识，有些是好朋友。”在古玉收藏上很有成就的际和老师把文章转给了远在美国的弟弟，他弟弟读了文章后回复际和老师：“当年微微（赵小蓝，汪义的妹妹）把我引见给她的生父汪国宝时，我才知道他曾是著名的波衣也乐队的首席小号手。他个头高大，人称汪胖子，音乐感极强，也听了他的许多故事。这个曾经的右派一直在小学教音乐，妻离子散，以后听说他当了昆仑号邮轮上的爵士乐队的音乐总监。”

于是，我又约了刘群，想弄清楚波衣也乐队和波衣也琴行的关系。其实，二者既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刘群的父亲刘五育出生于1931年，他的中学教育是在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完成的，学校的音乐课教爵士音乐。在校期间五育就迷上了爵士音乐，并学会演奏萨克斯等乐器。五育的姐姐刘四育出生于1919年，比五育大12岁，她7岁学钢琴，12岁就拉得一手好小提琴。抗战爆发后，刘四育曾与闺蜜周小燕一起参加武汉合唱团演出，1949年前后还与一帮同学拉起乐队，一起演奏爵士乐。

1951年，刘五育娶波衣也琴行老板林正文的次女林玉莲为妻，并成为琴行的一员。当时琴行由林正文长子林冠求负责经营，见乐队四处演出，没有名称，就建议叫“波衣也乐队”。乐队演出时在大鼓皮里面贴上波衣也乐队的字样，鼓内装上电灯泡，在舞厅里面很远就能看见这5个大字，没多久这个乐队就誉满三镇，来邀请的单位从周六、周日排到一个月后，有时周三也作安排。就像现在大企业冠名足球队，琴行冠名波衣也乐队，也带来广告效应，当年波衣也乐队的架子鼓手林森（五木）在晚年满怀激情地写下了23000余字的五木回忆录《我们的波衣也乐队》：“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大单位的工会开始在本单位主办舞会了，光靠放唱片揽不住人，单位不少人还是往舞厅跑。有一些单位想自己买乐器办舞会，到琴行来挑选乐器，可又不会用，五育答应帮他们培训，还能找人去他们舞会上伴奏示范给他们看！如此办法使琴行的生意红红火火起来，记得有好多次出去吹完了，我们空手回来！哈哈，乐器全部留下，第二天来结帐！我们都感觉林老板对我们更客气，更欢迎了！我们外出伴奏想带什么乐器，他也不管，全交给他妹夫刘五育了！”

“在汉口乐队已小有名声，来玩的人越来越多，有一个叫汪国宝的又高又胖，我们都喊他胖子，小号吹得很好，还有一个叫杨孝全的萨克斯吹的不错。他俩正式进了我们的乐队。从此乐队人员基本就定了下来，刘五育吹低音萨克斯，担任队长，杨孝全吹高音萨克斯，汪国宝吹第一把小号，谭道华吹第二把小号，我打架子鼓，小广东弹吉他，料子弹大提琴（倒拨贝司），共7人。”

说二者没有联系，是因波衣也琴行在1956年公私合营后就不复存在，琴行逐步演变成一个乐器工厂，也不用波衣也三个字，直到44年后，刘群恢复登记波衣也琴行。而波衣也乐队没有因为琴行的公私合营而改变，这个没有工商登记、没有主管部门、没有固定收入的江湖乐队，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风魅江城，到20世纪60年代仍然断断续续地自我演奏，对外演出，刘群20世纪70年代下农村返城后，还和弟弟一起参加波衣也乐队的演出。

四

刘五育的父亲刘玉堂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生于1876年的刘玉堂一生为人秉直、义气深重。在经历多年的江湖闯荡后，被公认为是长江中下游有威信的青帮头领。

1909年，刘玉堂经孙武介绍加入同盟会，1910年又加入共进会，辛亥革命前负责购买枪支炸药，为革命党秘密筹备起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武昌起义后，刘玉堂先后被委任为汉口总稽查、副总统府参议、参谋部本部副官等职。辛亥革命后风云变幻，刘玉堂弃官从商。1937年刘患青光眼后双目失明，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宪兵队长想利用刘的往日威望及其原帮会的人马，为日本人服务，刘以目废坚辞，从而保持了坚贞的民族气节。

1949年，刘玉堂因心脏病突发，在汉口兰陵路中南剧场二楼去世。武汉解放后，军管会没收了中南剧场。在百般呵护中长大的刘五育，开始品尝生活的辛酸与苦辣。

20世纪50年代，以刘五育为核心的波衣也乐队，年轻、富有朝气，因为对音乐的执着与追求，名扬武汉三镇。在林森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几个小故事：

“1953年3月，好像是5号斯大林逝世，停止一切娱乐。到了14号恢复活动那天晚上，胜利街合作路口上的一个单位开舞会，请我们去伴奏。因为好多天没舞会，这天去的人特别多。时间、地点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那天发生的稀罕事！嘿，万没想到，刚刚吹了几个曲子，主办方把五育请到台下嘀咕了一阵……五育一脸无奈的上来对我们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死了，又要停止娱乐活动，伙计们，清家伙回家！可大家一商量，人家总统死了我们也该表示表示吧！吹个曲子吧！奏哀乐？可我们都不会，胖子说国际歌怎么样？哎，大家都同意，这是我们军乐队的拿手！五育叫我敲通告鼓，他用弯管子的、带黄陂腔的普通话宣布后，我们吹起了国际歌。开舞会吹国际歌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事了！你别笑，还真是有几对‘渴了卤’的，按着中四步跳起来了。舞会结束了，大家恋恋不散，都要求再吹几个曲子，胖子又出主意吹‘马赛曲’！主办方说话了，不可，不行！社会主义的总统死了你们吹资本主义的曲子！饶了我们单位吧，别吹了！哈哈，回家！我们在外面每人吃了碗牛肉面，觉得比平时吃的又香又辣，让我回味到今天。”

“1955年春节来临，乐队接到一个重要的、特别的邀请！中央领导邓子恢来武汉过春节，好像要住武昌东湖风景区，要求我们除夕去伴奏，还是通宵舞会。来请我们的干部对五育说了不少赞美的话，让五育美滋滋地还破天荒向我们发了动员令！

年三十下午3点，大卡车（不是客车）来了，乐器装上，到轮船码头又搬上船，到武昌又搬上码头。冬天长江是枯水季节，上下船的台阶好长好长，唉！那天好冷，又是阴天又是傍晚，大家出了一身汗。等啊等，快天黑了，接我们的车才到！装好台先吃饭，不错，我们一路的气也消了。8点，舞会开始，下面黑压压的人一片掌声！五育叫我敲通告鼓，他背着萨克斯，手握着麦克风，大声地用他独特的弯管子黄陂腔普通话说话了：“同志们！我们来晚了，让大家等久了，对不起！”

刘群总记得父亲给他讲的一件趣事：1957年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波衣也乐队应邀为通车仪式全程演奏。巨大的太阳号太重，都不愿背这个庞然大物过桥，刘五育只好亲自背负太阳号演奏，谁知天上下起大雨，别人无处可躲，五育的太阳号成了他的雨伞。

刘五育是萨克斯之王，是波衣也乐队的灵魂人物，但乐手并不是他的主业。公私合营后，波衣也琴行逐步演变成武汉乐器厂，刘五育则是乐器厂的一名技术工人。当年，刘五育曾带领二十多人到天津鹦鹉手风琴厂学习，回来就生产手风琴、风琴，后来还做钢琴。热爱音乐的刘五育，不仅会演奏各种乐器，还对乐器的构造有特别的研究，放在现在，至少是个总工程师。1957年，刘五育被打成右派，其原因只是一句话：别人在台上忆苦思甜，说旧社会好苦，水都没有喝的，只好喝阴沟里的臭水。五育在下面说：“瞎说，长江里那多水你不去喝？”于是，就打成了右派。波衣也乐队里好几个右派，都是祸从口出。

右派分子刘五育曾经有一段吉普赛人的生活：刘群清楚地记得一个民间跑江湖的“吴平魔术团”，演魔术需要配有音乐，那时又没有现在的录音设备，刘五育能演奏各种乐器，为魔术表演增加艺术氛围。他宁可餐风宿露，过着饱一餐饥一餐的日子，也不愿顶着右派的帽子看人脸色。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逼着刘群的妈妈交出右派分子，刘五育才结束这一段神奇的生活。

说起“文化大革命”，我指着波衣也琴行对面的一栋老房子问刘群，还记得当年的“美的”咖啡店吗？当时我13岁，拿着《毛主席语录》，在“美的”里大声朗读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五

刘五育是2000年去世的，70岁还差一点。刘群与刘五育父子情深，短短的谈话中，两次提到父亲“就是一口气没有上来”，遗憾父亲没能高寿，他母亲林玉莲是2015年去世的，活了84岁。

刘五育走了，就没有波衣也乐队了，我不知道刘五育他们乐队最后一次合奏是哪一年。刘群除了经营波衣也琴行，还是武汉室内乐团的股东之一，尽管没有时间参加乐团的排练和演出，他和乐团的核心成员都是好朋友。

2017年，刘群在武汉接待了从美国旧金山飞来的97岁高龄的王国干老先生。王先生是当年波衣也乐队的成员之一，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坚持来武汉，子女拦不住，只好为他多买了一个飞机座位，让他舒适一点。老先生一下飞机，就直奔波衣也琴行，他要看看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不止是王先生，波衣也乐队先后的成员，几乎都保持着终生的友谊。一个乐队的演奏，需要反复的磨合，加上刘五育对艺术、对音乐的执着，要求演奏要达到高度的和谐，要表达乐曲所要表达的情绪。

林森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由于我们的乐曲好听，又由于吹奏乐曲的我们，对曲子理解得深，能吹出乐曲内涵的感情。比如慢三步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曲‘一路平安’要求符合当年战时熄灯舞的场景，表现出赴战场前生死未卜、万般不舍、魂牵梦绕、哀怨、不安、无奈的心情。萨克斯浑厚、沉闷和小号的激情哀怨交织在一起，让人心碎！四步舞曲有的是轻松，有的要疯狂，我们掌握分寸，区别表现。‘水手舞’这样的曲子（也称街里巴）是表现水兵一旦返回上岸，借跳舞发泄长期在海上生活的压抑。跳时通过拉、甩、转把舞伴姑娘的辫子都能甩直！舞步快速，情绪饱满、疯狂！这种舞曲常常可以加入‘自由吹奏’（也叫阿得妮娜），没有曲谱，不限长短，由吹奏人自由发挥音乐水平和技艺！五育的萨克斯独奏发挥得淋漓尽致！胖子的小号独奏吹得高昂潇洒！”

我和刘群开玩笑，说他们是一群“精神贵族”，就像林森说的：“我们的青春在波衣也开心欢乐中渡过，青春无悔！往事如烟，如云，散去了，飘逝了，但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忘却，波衣也乐队带给人们平淡日子中的欢乐，让我们总在回忆……”

岂止是回忆，这位昔日的鼓手，在回忆录结尾处套用孟浩然的诗：“故友东辞黄鹤楼，驾鹤西飞上丰都，欲建乐队缺鼓手，奈何桥头把我候！”

我相信，五育的波衣也乐队一定在那里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