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六次来武汉

第六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武汉隆重举行，我顿时联想到中国京剧最杰出的艺术巨匠梅兰芳先生生前曾6次来武汉的艺术经历：新中国成立前4次，成立后2次。“六届与六次”虽属巧合，然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从继承到发展，梅兰芳在武汉的艺术经历及对“梅氏体系”的研究与运用，于繁荣复兴中国京剧和戏曲艺术均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京汉合演”在武汉

在本届京剧艺术节的开幕式上，中央电视台第十一频道著名主持人白燕升充满激情地说：“今天我站在典雅而壮观的琴台大剧院舞台上，感到异常的激动。因为这里是我国古代‘高山流水觅知音，千古韵事传至今’的名胜之地；古琴台紧紧依偎着汉水而立，汉江水流淌出来的皮黄腔则是两岸百姓四百多年来一直传唱的咏叹调。常听专家们说，‘徽汉合流，始有京剧’，京剧艺术节选择在这里举行，真乃是名符其实的回娘家！”

汉剧对于京剧形成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既有争鸣，亦有共识。尤其是“皮黄腔”的源头何在，说法颇多。欧阳予倩先生虽在《京剧一知录》一文中所说的“皮黄合奏乃湖北汉剧艺人所创造”，旦早已被戏曲界所认可，但较长时期以来，由于汉剧对京剧的历史贡献未能得到充分的肯定与传播，以至有的学者对京剧早期声腔源于汉剧产生种种猜疑与臆想。当然，对于任何学术问题，都应该允许以事实为准则来进行自由争鸣。但武汉人确信：京剧艺术节定在武汉举办及白燕升的“主持词”，某种程度上是对汉剧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再次肯定；也是对质疑汉剧对京剧早期声腔有着重大影响的论点的一种回应。最直接的例子是当梅葆玖率其弟子演唱《贵妃醉酒》前，白燕升明确告知全球观众说，该剧是汉调演员吴鸿喜（艺名月月红）进京传授给王瑶卿等后，经梅兰芳一番改造，方才成为“梅派经典剧目”的！此说，出自梅先生《舞台生活四十年》谈《贵妃醉酒》章节。这种在艺术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值得赞赏与坚持的。

京剧形成之后，也曾多次回过“娘家”。据石受成的《武汉京剧史话》所载，从光绪二十年（1894）起，最早由徽班演员刘茂林，邀请梆子花旦王月鲜，另有两名早期京剧演员一同来武汉，举行过“徽、梆、京”合演，首开三剧种“一锅煮”之先河。此后，汪笑侬、刘永春、王鸿寿、吕月樵及梆子名旦想九霄（田际云），又开创了皮黄梆子“两下锅”的新格局。在武汉仿效上海的丹桂、满春、群仙等茶园和稍后的老圃、春仙、汉大等剧场（舞台）相继开业的20世纪之初，南北京剧演员，如上海的沈月来，梁一鸣、黄韵生、小孟七、马德成、李桂芳、曹玉堂、小如意、杨四立、杨善华、赵黑灯、张德俊、刘燕云、刘鸿昇等，及来自北京的孙菊仙，余叔岩等来到武汉，经与“娘家人”以“京、汉合演”的方式，终使让看惯了汉剧的武汉观众（当时的武汉三镇，是汉剧的一统天下），逐渐认识熟悉接受了新兴的京剧。所谓“京、汉合演”，即在一个晚会上，前演京，后演汉。压大轴的大多为汉剧名家蔡炳南、余洪元、赛黄陂、汪天中、牡丹花（董瑶阶）等。由于京剧最初在北京叫“二黄戏”，北京的“二黄戏”赴上海演出，上海人则称其为“京戏”或“京班”，即来自北京之“二黄戏”之谓也，所以京戏之名始得于同治六年（1867），并由上海而向京城和全国各大城市传播开来。由于京、汉二剧种皆以唱“皮黄”腔为主，对于来武汉的京剧艺人，汉剧艺人对他们一直如同兄弟姐妹一样亲密无间，经汉剧界同仁较长时间的多方扶持，京剧在武汉才牢固地站稳了脚根。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的大武汉和武汉人，素来就有豁达包容，兼收并存的乐观爽朗的性格。每逢京、汉同台献艺，武汉观众如同过年过节一样欣喜不已，奔走相告，一睹为快。被誉为江南第一京剧名丑的刘斌昆老先生，1980年曾在沪对笔者兴奋地说：“我1912年随伯父刘样云（武旦、艺名九仙旦）等老一辈京剧名角来汉口后湖茶馆演出，和汉剧泰斗余洪元等同台，当时只要挂京、汉合演的戏牌，嗨，准满座！”除京、汉各自演出京剧、汉剧外，京、汉艺人还进行过同演一出戏的尝试。如京剧名家沈月来与汉剧名家董瑶阶就合演过《虹霓关》（沈饰王伯当，董前饰东方氏后饰丫环）；董瑶阶与京剧名家陆红冰合演过《宋十四》，二人分担《闹院》、《杀惜》之阎惜姣，曾轰动武汉。

京、汉两剧种在同台演出的实践中互教互学，切磋技艺，助长补短，共同改进，丰富了剧目，提高了演技，如汪笑浓曾虚心向汉剧学演了《刀劈三关》，同时又将自己自编自演的《哭祖庙》剧本赠送给余洪元，后由“汉剧大王”吴天保唱红，现由“吴派传人”程良美继承，仍久演不衰。

除上述者之外，曾来武汉的京剧名家数不胜数，如欧阳予倩、程砚秋、王又辰（谭鑫培之婿）、肖长华、马连良、言菊朋、周信芳、林树森、李万春、毛韵珂、毛剑佩、毛剑秋、黄玉麟、盖叫天、徐碧云、奚啸伯、李洪春、金少山、谭富英、厉慧良、李仲林、张云溪、李少春、高百岁、陈鹤峰……他们有的长期扎根武汉，多则半年有余，少则献演半月一月。有的短期巡回路过被邀留在汉口，你方唱罢我登场，南派走了北派来。多少年来，京剧在武汉这个“九省通衢”的水陆大码头，寻找到了不计其数的知音。诚如梅兰芳等多次所云：“武汉与北京、上海形成了京剧在全国的三足鼎立之势。”

京剧名家和京剧艺人在武汉这块丰沃的土地上，不知演绎了多少惺惺惜惺惺、亲如一家人的动人故事。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起，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京剧的羽翼逐渐丰满，京、汉两家也曾一度“劳燕分飞”。但新中国成立后，京、汉两家又多次携手合作，梅兰芳观陈伯华的《宇宙锋》予以真诚赞美；张君秋全盘移植汉剧《状元媒》成为“张派”名剧。1979年，京剧名家陈瑶华（陈鹤峰之女）与汉剧名家冷少鸣合演《坐宫》于中山公园露天剧场，曾轰动武汉三镇。京剧名家王蓉蓉与汉剧名家贾振南合演的《三娘教子》演出于北京长安大戏院，受到欢迎。此后年轻一代的南北京剧名家亦多次举行京、汉合演。而今，武汉京剧院搬演描写汉剧艺人生活的《水上灯》新剧目，参加本届京剧艺术节，又谱写了京、汉两个剧种亲密合作的新篇章。京剧已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其母体之一的汉剧亦正在向有关部门申报。京、汉两家的共识是：继续申报将汉剧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只是保护了日渐衰落的汉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留住了京剧之根！

梅兰芳六次来汉盛况

梅兰芳生前6次来武汉，每次都标志着京剧的兴盛，见证了京剧的辉煌，体现着京剧艺术巨大的创造力与永恒的魅力。

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第六章《新汉口》中曾这样回忆道：“我来武汉第一次是1919年的冬季，大舞台（即汉口合记大舞台）经理赵子安约我来汉表演（原址是在后城马路，早已改名中山大道，后来让盐业银行收买去改建行址了）同来的有王凤卿、朱素云、姜妙香、李寿山、姚玉芙……那时我们去码头演戏，下车先忙一阵，照例的酬应，就是‘拜客’与‘吃饭’……那次演期是一个月，我演的戏码，包含着老戏、昆剧、古装、时装四种。比较起来还是古装戏最受欢迎。演了半个月，凤二爷（王凤卿）先回北京。换了余叔岩接演了下半个月。”

据梅先生所述，演出剧目有八本《雁门关》。（陈老夫子饰太后、余叔岩饰杨四郎、朱素云饰杨八郎、姜妙香饰杨宗保、姚天芙饰碧莲公主、梅兰芳饰青莲公主）梅先生说，因为角色整齐，演出“倒也很受欢迎”。这一年，梅先生26岁，正值风华正茂、雄姿英发、精力充沛，他所主演的剧目几乎每天一换，其中与姜秒香合作的剧目有《千金一笑》《玉堂春》《游园惊梦》《邓霞姑》《佳期拷红》等，与朱素云合作的有《奇双会》《能仁寺》，与王凤卿合作的有《嫦娥奔月》《虹霓关》《汾河湾》，与姚玉芙合作的有《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嫦娥奔月》《樊江关》，与姜妙香、王凤卿合作的有《花木兰从军》，与张宾昆合作的有《贵妃醉酒》《春香闹学》，与余叔岩合作的有《打渔杀家》《珠帘寨》，与陈德霖合作的有《麻姑献寿》。

梅先生前面所说的“余叔岩接演了下半个月”，只是“凤二爷”（王凤卿）回到了北京，梅先生并没有离开武汉，他继续与余叔岩又合演了半个月。梅先生演出的剧目有《牢狱鸳鸯》（与姜妙香合作）、《一缕麻》（与姚玉芙合作）、《武家坡》（与余叔岩合作）、《尼姑思凡》和《春秋配》（与姜妙香合作）、《游龙戏凤》（与余叔岩合作）等。梅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说：在汉口“我唱满了一个月，就同朱素云、姜妙香、姚玉芙、李寿山应张四先生之约，到了南通”。

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是应日本帝国剧场的邀请，携同喜群社部分演员首次出国去日本演出，引起巨大轰动之后，从日本回国后即来武汉的。

梅兰芳的第一次来武汉，恰正是在他第一次成功出访日本演出之后，可见武汉这座城市在梅先生心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何等之重要。梅先生在《新汉口》一章中接着说：“第二次是在1934年。章遏云正在汉口组班约我来表演，演出地点就是汉口大舞台（现在的人民剧场），住的地点也就是德明饭店（现在的江汉饭店）。那次老生是谭富英，花脸是金少山。演完了还转到新市场（现在的民众乐园）唱了三天。”梅先生的演出剧目有《女起解》《法门寺》《洛神》《四郎探母》《霸王别姬》《西施》《太真外传》。在民众乐园演出期间，还为湖北省赈济水灾举行了义演。

这次演出更是盛况空前，据《梅兰芳艺术年谱》一书中介绍，梅兰芳主演的《女起解》，演出时已卖了许多加座，门外观众仍旧吵闹不依，只好又卖了许多站票。剧场内挤得水泄不通，最高票价为4.6元，站票卖到了1.2元，这在武汉是空前的。

这一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梅兰芳在汉演出期间，有一家戏园失火。该戏园班同行的生活及演出场地发生了严重困难，梅兰芳知道后，立即解囊资助。二是梅兰芳喜得贵子梅葆玖。可见梅氏父子均与武汉结缘。

第三次到汉口，梅先生说是“1936年，演出地点是光明电影院（解放后汉口兰陵路中南剧场旧址），老生是奚啸伯”。

第四次是1937年，又是在汉口大舞台，老生仍旧是奚啸伯。在梅兰芳第四次到汉口演出时，汉剧名演员吴天保（继余洪元之后汉剧界代表性的领军人物，人称“汉剧大王”），曾与“汉剧泰斗”余洪元及“辛亥艺人”刘艺舟共同盛情邀请梅兰芳作客赴宴。席间，刘艺舟说他看过梅先生的《断桥》及全本《白蛇传》。他认为：“这是一出涵义极深的反封建的神话剧。在戏里面，法海代表着统治阶级，许仙代表着小商人动摇分子，白蛇、青蛇是代表着一般被压迫的民众。”刘先生的这种评论，给梅兰芳很大的震动，梅兰芳说：“当时这种评论在戏曲界是很少能听得到的，我对他的印象非常之深，饭后我们还合照了一张照片以作留念。”

在此期间，梅兰芳向吴天保了解了有关汉剧的组织、行当、演员来源、科班、剧目、表演特色等各种情况，吴先生一一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吴先生说：“汉剧已有了三百年的历史，苦于记载不全，现在比较能够说得有系统的，只有一位扬铎先生……过两天我一定同他来跟你家细谈。”

吴先生走后，梅先生对许姬传说：“汉剧跟京戏的确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京剧的创始，就不难知道它们的渊源了。京戏的产生，是混合了徽汉两种地方戏，再吸取一部分昆曲的精华，这样组织成功的。”接着，梅先生以程长庚、余三胜两位老先生为例，称他们为京戏“徽汉两派的开山祖师”。还说道出身于汉班的谭志道，说他唱“老旦行的行腔咬字，那更是一点都不改动，干脆就唱汉调，当时也很受台下欢迎”。论及谭老板（谭鑫培）改唱老生后，可以说是京戏里汉派的继承人物了。再以京、汉两个剧种共演的《四进士》来分析，从剧情的内容角色、行当分配、场子、台词、剧名、服装和演员的基本动作等来比较，都跟京戏一样，得出了“这足以证明它们相互间关系的密切了。所以我总觉得有些京戏，可能是从汉剧搬过来的”结论。梅先生还兴致勃勃地谈到了他在武汉和北京（汉剧于1921年受民国总统黎元洪之邀，由余洪元率“十大行”名角，曾赴京为湖北水灾筹赈义演月余）曾观看过余洪元、李彩云、李春森（大和尚）、董瑶阶（牡丹花）等演出后的切身感受，对汉剧名家的演技赞叹不已。梅先生的“口述历史”乃当今最为可信的珍贵史料，值得珍惜并研究发掘，作用于京、汉两剧种的继承与发展。

梅兰芳率梅剧团第五次来武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4月。

当时的大武汉，是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除汉、楚两大剧种的主要代表人物集中于此之外，来自全国各地的京、话、豫、评、越、歌舞、杂技、说唱等剧种的部分名家也云集武汉，大武汉的文艺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高档次的艺术群体。仅此似乎还不够气派，大武汉自有大手笔、大气魄。中南军管会接管享誉全国的民众乐园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委派主管文艺界的首席军代表武克仁等进京接顶级艺术大师梅兰芳率团来武汉演出。梅先生一听说武汉文艺界来了代表共产党方面的军方人士，一面热情接待，一面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武汉的邀请。梅先生一行于当年4月18日正午抵达汉口大智门车站时，受到了武汉文艺界的热烈欢迎。车到汉口站，即刻鞭炮锣鼓震天响，欢迎彩旗迎风展。鲜花队的姑娘们象迎接外国元首一样，迎接艺术大师梅兰芳等艺术家的到来。据武克仁先生晚年回忆说，当时正式欢迎的队伍约有2000余人，而闻讯而来的武汉市民更是里三层外三层把梅先生紧紧包围在了人群之中，梅先生笑容满面地不住频频向热情似火的武汉市民招手致意（这种情景，如同梅先生由沪赴京参加全国文代会一样热烈，毛泽东闻知后，曾风趣地对梅兰芳说：“梅先生，你的名气比我大呀！”）。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到人民剧场莫过一箭之地，竟足足走了20多分钟才到达。梅兰芳的到来，真正呈现出了“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般的场面。欢迎会上，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吴天保与梅先生互致欢迎词与答谢词，这种热烈、盛情的红火情景，是在解放前不曾见到过的，梅先生一行感到格外亲切，异常激动，不禁感到：“全国解放了，旧社会演戏是卖艺，解放后是献心，不一样了！”他表示要把自己一颗艺术的热心，献给观众。

梅兰芳这次在武汉演出，历时两月，场场爆满。其演出剧目，除他过去常演的经典作品外，新增加的剧目，计有全本《宇宙锋》，头二本《虹霓关》《凤还巢》《西施》《断桥》《抗金兵》等。

梅先生重排的《抗金兵》在剧本情节，人物，艺术布局上都作了重大修改与提高。此时，原来饰演韩世昌的林树森已谢世（新中国成立前夕客死武汉）。梅先生认为当时唯有武汉市京剧团的高盛麟适合扮演这一角色，因他为杰出的“杨（小楼）派”大武生而能文能武。果然，梅、高等联袂演出的《抗金兵》一时轰动江城，连演三场，座无虚席，叫好声如同波浪席卷舞台，给武汉观众留下了永久而美好的深刻印象！

梅先生演完《抗金兵》之后，身体已不得劲了。休养期间，汉剧名家吴天保约请扬铎、答恕之两位同来探望梅先生。在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德明饭店），扬铎先生向梅先生详细介绍了汉剧的沿革、流派（荆河、襄河、府河、汉河）等特色，让梅先生与许姬传先生对汉剧的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与熟悉。此后，许姬传先生和梅剧团的部分演员去武昌共和舞台观看了群众汉剧团新编《血债血还》的演出。梅先生因要排练《抗金兵》未去，许先生等看完戏后向他详细作了介绍后，梅先生说：“看来，这出戏排得够紧凑，演员也都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但对舞台上表现“洪德中的妹子被日寇军官强奸一场，似乎做得过火一点，舞台形象不大好看”。许先生将此意见转告了剧团，编导对此处及时作了修改。对此，梅先生十分赞赏，认为“汉剧艺人们文化水准和政治觉悟的提高，可以证明他们在业务上的学习和钻研一定是非常认真和努力的”。同时，对汉剧科班自1927年即停办表示担忧，他对吴天保先生说：“应该把培养后一代艺人的工作，当作是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梅先生的提议很快得到了落实。不久，武汉市戏曲学校开办，设汉、楚两科，由吴天保任首任校长，沈云陔任副校长，为汉、楚两大地方剧种培养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承上启下的接班人。

梅先生这次从4月16日率团来汉至6月19日离汉赴沪，历时两月有余，梅先生出场对观众演出43场，另演了两场招待戏，共计45场。此外，梅先生还参加了武汉艺术界举行的各种活动，并观看了汉剧前辈李春森（大和尚）、董瑶阶（牡丹花）合演的《打花鼓》，周天栋、徐继声、刘金屏、杨惠宝合演的《未央宫·烹蒯彻》及李四立、涂素云、袁双林合演的《凤仪亭》及楚剧新编剧目《太平天国》。最后两个星期，梅先生因患感冒未能过江去武昌演出，梅先生离汉时曾对欢送话别的朋友们深表歉意。

在武汉文艺界组成的欢送队伍的簇拥下，梅先生与梅葆玖等登上江顺轮，不停向欢送者招手致意，随着缓缓东流的长江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汉口。

梅先生第六次来武汉时在1957年元月。该年梅先生已64岁了，由于演出繁重，旅途风寒，梅先生来汉便感冒，只好病休在榻。武汉观众一封封慰问信和祝福的鲜花送到梅先生的床前，使他深为感动。梅兰芳这次离京巡演从1956年9月开始，经苏浙赣湘4省后，最后一站在武汉。梅先生每到一地，各地组织各剧团主要演员观看梅先生的演出，梅先生也一路观看各地的地方戏，并组织座谈会，互相交流经验。梅先生发表在1957年第二辑《戏剧论丛》上的《赣湘鄂旅行演出手记》一文中谈到武汉时是这样说的：“在武汉，使我痛快的看了几出汉剧。汉剧和京剧是有血缘关系的，因此，我们在欣赏艺术之外，别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他说他看了李春森和李四立合演的《白罗衫》（《详状》和《审陶》二折）。李春森是南北闻名的大和尚（艺名），他扮演的陶大，仿佛这个奸猾的大盗从《警世通言》这部小说里走了出来，在舞台上立体化了。陶大出来的过场，台词只有一个“走”字，而那种在舞台上不常看到的阴森难测的人物形象就吸引了观众。在《审陶》一场，几乎全部使用腰腿的劲头，那种矫健灵活的优美舞蹈，令人难信是一位年近80的老人。梅先生还十分赞赏扮演徐继祖的李四立，说他沉着稳炼、细微深刻，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一个有才干的官吏。他看了李罗克的《做文章》，认为他有力地刻画讽刺了一个官僚家庭的纨绔子弟，他在戏中丑角的身段，潇洒好看而节奏分明，语言丰富不庸俗，舞蹈优美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他看了周天栋扮演的蒯彻，评价他出色表现了人物的机智性格；大段念白，有声有色，几次扑油锅的动作，虎虎有生气，突出了蒯彻能在生死关头，用嬉笑怒骂的方式扭转危局；金殿一场，要演40分钟，全是蒯彻一个人的戏，虽然唱、念、做如此繁重，但自始至终一线贯到底，给观众以酣畅饱满的形象。谈到陈伯华，梅先生说：“陈伯华同志我早就认识了。10多年前在上海常常见面，那时她已离开舞台，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党的培养和文化部门的支持，使她恢复了新的舞台生命，在1952年全国会演时得到好评。这次我们看到她的《断桥》，在唱做方面又有显著的提高，她的发音、用嗓方法是正确而健康的，可以看出幼年学艺时曾经受过老师父们的严格训练。从她钻研艺术的精神来看，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从阅读《梅兰芳艺术年谱》中可感知到：梅先生第六次从1956年12月30日在长沙作了最后演出（演出剧目为《贵妃醉酒》）即来武汉，从元月初至2月25日携梅剧团返京，历时又是近两月。但此行对梅先生的文字记载不多。一是因梅先生旅途受寒感冒，身体不适，演出甚少；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国内政治气候发生变化，反右斗争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梅先生回京不久，反右斗争的烈火便腾腾燃烧起来。梅先生在武汉戏曲界座谈会上和《赣湘鄂旅行演出手记》均提及并大加赞赏的汉剧有名的传统剧目《烹蒯彻》，梅先生只谈蒯彻如何“善于词令，正话反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人物“骨子里处处含有讽刺性的反话”等等，唯独没有提到扮演者周天栋的名字，因为此时周氏正在被批斗受审。梅氏对周氏艺术上的成就依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体现了一位伟大艺术家的巨大勇气与艺术良知。梅先生虽用心良苦，以不点名的办法赞其艺术之高超，却终未能拯救一位杰出艺术家跳出政治火坑，周最终被定为“极右分子”而被长期监督控制使用，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才“改正平反”。

梅先生离开武汉后的第四年，他在北京为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演完《穆桂英挂帅》两个月后，不幸患急性冠状动脉梗塞并急性左心衰竭症，于1961年8月8日凌晨5时在北京阜外医院病逝，享年67岁。一位享誉世界的卓越艺术家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但他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面旗帜。梅兰芳的名字如同日月，闪烁着中国戏曲耀眼的光芒。“梅氏”体系并列为世界戏剧的三大体系之一，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和宝库，吸引人们永远的敬仰和“探胜求宝”。从梅兰芳1914年登台献艺以来，上至国家元首、艺坛巨匠，下至黎民百姓、凡夫走卒，人人争说梅兰芳，说了百余年，时至今日，似乎方才开头。西方文艺家们说：“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在东方“说不尽”的无疑是“梅兰芳”。仅从梅兰芳6次到武汉的艺术经历中来探寻，给今人的启迪便是“说不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