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恽代英的历史交往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陈独秀的一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政治上，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一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从党的一大至五大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文学上，他“除却文章无嗜好”，在发起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之外，还在其63年的人生岁月中，给后人留下了数百万字极具价值的文章著述；社会活动中，他笃信“世无朋友更凄凉”，一生轻钱财，重感情，故而知己满天下，为后世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友谊佳话。本文在此所要记述的，就是他与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的历史交往。

一

1915年9月15日，怀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的念头，从日本东京归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刊物——《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为将杂志办出影响，陈独秀当时还写下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一振聋发聩的发刊词，从而率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而也正是创办《新青年》的历史机缘，让陈独秀与恽代英相识、相知，开始了数十年的倾心交往。

恽代英又名蘧轩，字子毅，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的一个书香世家。代英兄妹5人，他排行第二，其兄和三弟早卒，四弟恽代贤日后曾成为著名的科学家（共产党员）。代英父爵三是未能补实缺的清朝八品官，他为人忠厚平和，擅长古文，被江浙人称为“搁笔穷”。代英出生时，恽爵三期望儿子长大成人后做事能够持之以恒，有毅力，便给其起了子毅的字号。而代英亦没有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他以坚贞不屈、百折不挠的秉性，孜孜不倦地为国家独立和人民富裕奋斗着，终成近代中国史上的风云人物。

据记载，孩提时代的恽代英甚不合群，尤“拙于交际”，交友甚疏，这与他后来交友甚广、乐观豁达的性格简直判若两人。而与代英幼时不合群的性格相应的是，他在出身士宦之家并颇有旧学根底的母亲陈葆云的启蒙教育下，熟读唐诗宋词，诗词功力相当深厚。文人相惜，日后陈独秀、胡适等人振臂一呼，发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新文化运动，恽代英随即积极相应，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众多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猛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恽母的悉心教育不无关系。

1909年，恽爵三赴鄂西老河口盐税局任职，恽代英亦随母移居老河口。在这段时间里，恽代英在母亲的管教下，先后读了《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战国策》等书籍。在母亲影响下，“他（指恽代英——笔者注）把日记作为‘以是观吾品行’的重要手段，一日三省，鞭策自己克服缺点。他把日记作为‘最良的’修养方法、求学方法和练习的方法”。此时的恽代英深怀革命激情，尤为崇拜谭嗣同，经常吟诵其于狱中壁上题的七绝：“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气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期望着能养成“‘中流击辑’‘揽辔澄清’的人格”。

恽代英18岁时，恽父遂送其入中华大学预科班学习，两年后升入该校文科中国哲学门。在中华大学学习期间，重视“砥砺行为，敦进学业”的恽代英博览群书，他除阅读大量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外书籍外，还涉猎自然科学，同时尤为瞩目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据记载，恽代英曾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而也正是从此刻开始，恽代英知道了陈独秀的存在，并在心里对其无限景仰赞叹。

1917年，围绕着中国是否对德宣战的问题，在北京的时任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了争议，即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府院之争实际上是日、德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领导权的一场角逐。当时，这一内幕消息传出后，国人异常愤怒，恽代英也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撰写了《中国今日对于欧战三大任务》，对此表述了自己的主张。4月20日，恽代英还将此件用快信寄给十分信任的陈独秀，因为这年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曾发表了恽代英的哲学论文《物质实在论：哲学问题之研究》，这也是恽代英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此后，恽代英又把6月20日写的《论信仰》一文寄给《新青年》，“很快在7月1日出版的第三卷第五号上发表了，并得稿费洋5元”。

陈独秀认为推行白话文，“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创造国语文典；再次国之文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有此思想指导，同年9月27日，《新青年》即在陈独秀领导下开始改良文学，提倡白话文。对于此事，恽代英在日记中有过一番议论：“《新青年》杂志倡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认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

由此看来，这一时期的《新青年》虽然不遗余力地宣扬民主与科学，但恽代英对其印象最深的却是其“改革文字之说”，而他显然不认同这一主张。次年4月，恽代英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仍坚持认为：“新文学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旧文学亦自有不废的价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废的价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国民耳。”不仅如此，恽代英甚至对《新青年》同人的“激进”倾向，亦整体不予认同，1919年2月10日，恽代英还曾郑重致函陈独秀，“劝其温和”。

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到五四运动前后，恽代英对《新青年》和陈独秀的态度已逐渐发生变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历史车轮的不可逆转性。1919年4月24日，恽代英曾在日记中写道：“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此后，恽代英还经常与陈独秀通信联系，“表达自己敬仰和探索人生真谛的愿望”，于《新青年》《青年进步》《东方杂志》等刊物共发表各类文章80余篇，探索真理，宣传新知，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积垢，渐成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一员猛士。

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二天，《汉口新闻报》即在武汉地区率先报道了北京学生请愿、集会的消息。闻此信息，恽代英当即写就《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爱国传单，这也是该市的第一份传单。5月18日，为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把武汉地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推向高潮，武汉学联还举行了有3000余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散发恽代英为这次活动所写的《呜呼青岛》传单，高呼“为山东的主权，为中国未来的前途”“莫买日本货，亦莫卖日本货”！

经过激烈斗争，6月28日，在陈独秀、恽代英等一大批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下，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胜利结束后，恽代英更加紧阅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并订阅了全年的《新青年》，甚至阅读了哪篇文章都做了记录。

次年2月，文华大学电请陈独秀作学术讲演。4日下午，陈独秀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在武汉停留的4天里，陈独秀多次会见恽代英。经过促膝长谈，陈独秀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精辟入里的分析，都让恽代英深为叹服。而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的恽代英，也给同为“选学妖孽”、誓与封建礼教相决裂的民主革命斗士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人皆有相见恨晚之憾。

与此同时，由于陈独秀和恽代英多次见面，对恽代英有了较多的了解，知道他懂德文、英文等，还请恽代英翻译考茨基早期著作《阶级争斗》一书，作为党建理论，由新青年出版社列入“青年丛书”发行。与恽代英“有姻亲关系，又是师生关系”的胡治熙在《缅怀恽师》一文中写道：“陈独秀不久即离武昌赴沪，并交邮寄来考茨基早期著作《Class Struggle》的英文译本给代英。代英中、英文俱佳，译完以《阶级争斗》作为书名，交由尚志学会出版发行。”此书作为新青年出版社“新青年丛书”于1921年1月初版，1926年10月再版。

《阶级争斗》一书在中共创建时期的理论建设中产生过很大影响，尤其是给那些不能用外文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革命者打开了吸收革命知识之窗。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忆及自己寻找马克思主义革命之路的经历，其中就提到了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他如是说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笔者注）、《阶级争斗》（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还在1917年10月，恽代英就和梁绍文、冼震、黄负生等在中华大学学生中创办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社员近20人。互助社是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该社成立后，恽代英曾写了一篇长文《未来之梦》，发表在1920年10月出版的《互助》第一期。在文中，恽代英提出靠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从全文来看，这是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此文发表后，引起陈独秀的重视。陈独秀在复张东荪的信中就曾如是写道：“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代英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

陈独秀的批评是很起作用的，因为“陈独秀是恽代英的师友，也是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他对工读互助团认识的觉醒和对《未来之梦》的批评，使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成员受到极大的震动”。就这样，在陈独秀的悉心帮助下，恽代英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渐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对于此，恽代英后来曾回忆说：“我记得我从前痴想以为我开办一个小商店，便可以由怎样怎样的发展以至于完全改革社会，于是做了一篇《未来之梦》，大发其狂热，……但是事实上证明我这只是一个荒谬的空想，改革社会决不是象这样做下去所能有功效的。”

在陈独秀的帮助下，1921年7月16至21日，恽代英主持成立了共存社。共存社是在中共“一大”之前的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团体，其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也表明，此时的恽代英已经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信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并为将其从理想变成现实而奋斗。就这样，经过“五四”前后的战斗历程，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恽代英最终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1921年8月，当恽代英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停止了共存社的活动。这年冬天，恽代英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号召其战友争取入党。不久，恽代英相继介绍张浩、萧楚女入党，共同踏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光辉历程。

三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南京举行，恽代英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增补为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0月20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正式创刊，恽代英又在陈独秀提议下担任《中国青年》编辑。当时他除精心编辑来稿外，还为《中国青年》撰写了200多篇文章和通讯，受到广大青年的衷心爱戴和崇敬，被誉为良师益友。恽代英撰写的这些文章，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其创办的《中国青年》，更是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

熊熊燃起的革命烈火遭到反革命分子的百般仇视翌年夏，国民党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3人就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可笑的是，当时他们“弹劾”的理由，竟是发现了1923年8月印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以及1924年4月印发的团刊第七号两份材料。当时这两份材料包含有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和青年团的相应决议等文件，文件中写有青年团“应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团要接受共产党的“种种指挥”；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各种工作要做“一致努力”；在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同时，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当然不能停止”等内容。

据此，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认定共产党“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是“党中有党”，是“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对国民党的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要求“从速严重处理”。尤为令人气愤的是，他们还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取下“共产党招牌”，否则“不如分道扬镳”。这简直就是对共产党赤裸裸的攻击和恫吓，是对孙中山联共政策的野蛮破坏。

邓泽如等人的进攻，遭到共产党方面的反击。陈独秀、恽代英等著名共产党人就曾著文逐点驳斥了他们的谬论，指出这场争论“实在是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革命派与不革命派之争”。在陈独秀、恽代英等人努力下，国民党中央也否定了邓泽如等右派分子的弹劾案，先是在7月发表《关于党务宣言》，接着在8月一届二中全会做出决议，指出：“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凡属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吾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能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就这样，在这场国民党右派挑起的斗争中，恽代英与陈独秀两人亲密联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两人也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的当晚，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张国焘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在上海闸北宝兴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为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负责上海总工会，恽代英领导上海学联和全国学总党团，负责青年学生工作。中共中央由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瞿秋白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全面领导这场伟大的反帝斗争。会后，上海总工会发布罢工宣言，推动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罢市的目的是要断绝在沪外国人的供应，做到不涉及中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公用事业的职工不罢工，仍旧坚守岗位。

6月1日，在陈独秀、恽代英等人的精心筹划下，声势浩大的“三罢”开始了，上海各阶层人民的反帝斗争达到了新的高峰。但帝国主义置中华民族的正义呼声于不顾，仍继续其血腥镇压政策，英帝国主义甚至还出动了骑警队、铁甲车，继续捕人并任意开枪屠杀，仅6月1日当天就打死打伤群众20多人。6月2日，在东新桥、虹口区、新世界游艺场等地，“英捕一次次施放排枪，使赤手空拳的群众又死伤30多人”。但是，压迫愈大，反抗也更猛烈，罢工运动继续深入。特别是海员罢工，使美、日20多艘轮船搁浅在上海及沿海各埠。

为了使全国各地的学生更加广泛一致地投入斗争，陈独秀决定全国学联提前召开全国学生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之前，恽代英已经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名义，赴丹阳、镇江、扬州、南京等地宣传演讲，号召各地民众起来声援“五卅”运动。接着在6月中旬后，他又在陈独秀支持下赶回上海，投入全国学生“七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并几次到大会作报告和讲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海陆军，中国人民应享有绝对之言论、结社、出版之自由”的主张。

据记载，当时在陈独秀耳濡目染下，恽代英高举双臂，对学生代表们说道：“青年学生赤手空拳，手无寸铁，打天下是不成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们要使自己有战斗力，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要向工人和农民学习。要到工农大众中去，和工农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兄弟姐妹，和他们一起干革命。另外在组织上，要把自己武装起来，组成学生军，进行军事训练……”恽代英讲话极具震撼力，一时间群情激奋，掌声雷动。

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斗争，在英、日资本家先后答应“承认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对罢工工人在生活上予以相当之帮助、酌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条件后，陈独秀、恽代英等人经过仔细研究，建议各业罢工工人从8月底到9月上旬陆续复工，五卅运动至此结束。此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同时，陈独秀、恽代英等还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收获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四

1926年5月，恽代英又被陈独秀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来到黄埔军校后，在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恽代英征得陈独秀同意，在与政治部副主任熊雄等研究后，成立了中共特别委员会，即中共党团，由恽代英任书记，熊雄、聂荣臻、陈赓、饶来杰为委员。此后，恽代英在黄埔军校又先后担任了社会发展史、社会问题、帝国主义侵华史、国际政治、政治常识等课程的教官，影响教育了众多的黄埔学子倾向于中国共产党。

在陈独秀支持下，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授课期间经常向学生强调革命军队与工农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反复介绍孙中山先生的“武力与人民结合”及“武力成为人民之武力”思想。其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对于以后革命军队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据记载，当时恽代英讲话逻辑严密、条理分明，他常常在同右派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斗争中，通过透彻、明了、极具说服力的道理，使其哑口无言，徒叹奈何。也正因为如此，恽代英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将恽代英诬为“黄埔四凶”之一，并经过密谋，趁筹备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天赐良机”，委任恽代英为筹备委员，将其调离了广州。

这一时期的恽代英对陈独秀甚为尊敬，他在劳动学院讲授《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时，多次赞扬陈独秀领导的五四运动。他还说：“五四运动以后……到了民国革命思潮逐渐输入中国，陈独秀先生，首先接受了这种思潮，开始宣传、组织共产党，并领导青年努力做工人运动……陈独秀先生，所以能够这样，不但是因为他的聪明勇敢，亦因为五四运动，以及以后各种失败，叫他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有必须新辟—个途径之必要。”恽代英充分肯定陈独秀在搞农民运动、统一战线方面所起的作用：“自从‘二七’失败之后，陈独秀先生等，觉得单做工人运动，实在还是不够，必须兼做农民运动，并联合各阶级，努力于国民革命，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所以他们希望国民党改良，希望国民党能与共产党共同工作，常在《向导》周报发表劝告国民党的话。”

然而此后由于形势的发展，陈独秀在共产国际指令下对国民党右派不断妥协，甚至不惜牺牲工农民众的利益，以期维持岌岌可危的国共合作，这又令恽代英大为伤感。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这是恽代英第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唯一的一次）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恽代英，就曾与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李立三、任弼时等一起，严厉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毛泽东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的正确主张。恽代英平时一直十分正直但又很有礼貌，个人没有野心，对人没有私怨，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此时若不是悲愤之极，也是不会这样强烈批评陈独秀的。当时眼见恽代英等人愤慨如此，迫于压力，怀着委屈和难言之隐，陈独秀在会上还曾作了自我批评。

除了在大会上见面外，恽代英与陈独秀还有一次见面。著名政治活动家、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许德珩，在回忆时曾如是说道：“我到武汉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一天下午代英等老友约我到汉口普海春饭馆吃饭，由陈昌浩同志用马车来接我。我那一天见到了许多熟人。陈独秀看见我，指着说：‘还是老样子，没有变！’这次聚会共有四桌人，我与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张国焘等坐在—桌。蔡和森同志问我准备在什么地方工作，代英马上接着说：‘已经安排好了，在我这里（指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陈独秀与蔡和森同时说：‘好！好！’席间，故友相聚，畅谈甚欢。”只是遗憾的是，这次见面，竟成为恽代英和陈独秀的最后一次见面。

党的八七会议前夕，陈独秀退出领导岗位。其后不久，中共中央指示陈独秀等人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而在此之前，陈独秀因组织托派，公开要求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亦与中共中央愈走愈远。在共产国际执委“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与“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指示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数次劝告、警告无效后，最终于1929年11月15日作出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当时对于陈独秀此结局，恽代英叹息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随即于12月15日同尹宽、彭述之等81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抨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攻击中共中央路线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稍后，他还与尹宽、彭述之等“陈独秀派”分子召开全体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自任总书记。1931年5月1日，陈独秀等人又于上海召开中国托派组织大联合的“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出任“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自此正式走向了恽代英等中共党人的对立面。

而在此之前，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恽代英奉中央之命赴九江，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稍后又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30年5月6日，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凶”之一的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坚信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最终于1931年4月29日被残酷杀害，时年36岁。“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是烈士就义前留下的感人肺腑的诗篇。只是自汉口分别后恽代英与陈独秀二人再未相见，又堪称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