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振坤:“中部崛起”发展战略的首倡者

2010年，湖北省评选出首届13位荆楚社科名家：法学家马克昌、历史学家冯天瑜、语言学家邢福义、语言学家和古文献学家朱祖延、美学家刘纲纪、经济学家张培刚、金融学家周骏、经济学家夏振坤、会计学家郭道扬、哲学家陶德麟、历史学家章开沅、图书馆学家彭斐章、经济学家谭崇台。他们丰富的科研成果，映照楚天，传承薪火，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中部崛起、昌九工业走廊等发展战略的首倡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研究员，经济学家夏振坤就是这样一位以学术成果涵养社会，用人文情怀滋润人心的著名学者，在学术舞台上，为荆楚大地和国家的学术发展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出身贫寒 立志为农民做事

1928年2月14日，夏振坤出生于庐山北麓的江西省九江市一个贫寒的农家。他在《夏振坤选集》中曾写到：“我来自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出身贫寒，自幼丧父，饱尝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我自幼就萌生了救国兴邦的强烈企望。直至今日，每每回想起青少年时代的国难家恨，就心潮翻滚，久久不能平静。”

中学时代的夏振坤，就读于教会办的南昌豫章中学。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完成了基础教育。高中毕业后，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夏振坤决定去挣钱养家。但他的母亲坚决不同意，并让他继续学业。

1947年，19岁的夏振坤由南昌豫章中学考入湖北省立农学院（今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农业经济系。1949年1月，夏振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湖北农学院支部的组织委员。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反迫害，要读书，反迁校，护校保产、团结应变”等活动。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中共湖北农学院支部组织进步学生准备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宣传画和标语口号，擅长书法和绘画的夏振坤进了绘画组，为迎接武汉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1年，夏振坤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攻读研究生。1953年毕业后回到华农任教。据夏振坤回忆，20世纪50年代，他曾受命组建华中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当时他找到张培刚，希望他能出任农经系主任，张培刚欣然同意。但是没预料到的是，还没等张培刚赴任，农业经济学被当成了资本主义的学科，组建农经系的计划也就此破灭了。

现实给了夏振坤重重一击。1958年，夏振坤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妻子万云先也被打成“右派”，他们成了夫妻“双右派”，全家被下放到洪湖。但夏振坤却丝毫不担心，也没有颓丧，他说当时他还在唱歌，想着毛主席一定会给他们搞清楚的。

1959年到1967年间，夏振坤与他的家人三次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夏振坤说，当时在休息的时候，他就躲在棉花地里去看书，生产队长也看不到他。他成天和年轻的农民在一起，他以博学和诚恳受到了农民兄弟的欢迎，农民兄弟甚至要挤着和夏振坤睡觉。数年的农村生活，使他看到了农业的艰难、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这更加坚定了他为农民兄弟做事的决心和信念，让农民兄弟的日子好起来。

当场长 教学农场大盈利

1967年，夏振坤结束了下放生涯，被派到华中农学院的农场工作。这个农场有1000多人，6000亩地。夏振坤任计划组的组长，管理全农场的计划生产。当时，每个农业大学、农学院都有教学实习农场，但几乎都是赔本的，只有夏振坤管理的这个农场不仅没赔本，而且赚钱。因为经营有方，年年盈利，夏振坤被任命为农场副场长。在这个位置上，夏振坤一干就是数年。

1978年3月18日—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第五天，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夏振坤和同事们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欢呼雀跃。春天终于来了！

“1978年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抉择之年，中国这艘大船驶向新的航程。”夏振坤感慨道。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79年底，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在北京密云水库召开第一届年会。会上，安徽的学者介绍了农民包干到户的经验。夏振坤也参加了年会，与大多数代表一起通过了表示支持的文件。这也是学术界第一次集体表态。

安徽凤阳创举深深影响了夏振坤。夏振坤望着6000亩的农场寻思：虽说是教学农场，能不能再抓一抓生产，再给学校多添一些收入？

当时的农场分畜牧、农学、园艺、水产、林业和农机6个分场，分场场长由系主任担任，分场下面又分几个生产队。不久后，夏振坤将他多年的思考与安徽凤阳创举相结合，他在农场推行“三包一奖”，即包产量、包成本、包盈利，超过了就奖励。把经营权下放到各生产队，生产力瞬间激活了。一年下来，利润过了20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业绩。各地农民纷纷跑到华中农学院的农场买种苗，农场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华中农业大学的农场也成为了全国农业院校的第一块牌。

不想做官 就想做点学问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夏振坤致力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研究，首创了“三维农业”理论。所谓“三维农业”，是指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拥有的发展空间，既有它的发展广度和发展深度，又有它的发展高度，呈现出一个“三维立体网络结构”，这与传统的平面农业（自然农业）有着根本的区别。钱学森院士看到后，亲自给夏振坤写了一封信，赞成他的观点。夏振坤“农工商一体化”“城乡交融发展”等观点至今对于农村的发展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1984年，湖北省准备出版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1945年用英文写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夏振坤便是当时的主要审读人之一。他看过此书后说：“在四十年代就提出农业工业化的问题，非常了不起，对自己的启发很大。”他说，发展经济学理论正是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亟需的解药和良方。第二年，封存了40年的《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出版。基于夏振坤对农业经济学的突出贡献，1985年夏振坤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任农业组组长，并连任三届。

夏振坤在农业经济的一系列探索，也引起了国家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的关注，何部长亲自上门拜访求教。后来，受何部长举荐，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给夏振坤提供了两个新的工作岗位，一个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一个是湖北省科委，任由夏振坤选择。夏振坤选择了社科院，当时有人说夏振坤傻，选了个穷单位，但夏振坤却回答说：“我不想做官，就想做点学问。”

联系实际“中部崛起”主要首倡者

“中原定，天下安。”中国中部地区指的是山西、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六省。这六省处于中国的地理中部，好比是中国的心脏地区。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部崛起”。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2009年9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的批复》，要求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省人民政府要深化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将《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要改革任务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衔接起来，抓紧安排部署，完善推进机制，强化政策保障，分解落实各项工作，确保《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中部崛起”付诸实施已历10余载，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夏振坤便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构想。当然，初时的构想是建立在湖北作为中国之中、中部之中的独特区位优势上面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激发出了无限的活力：东部经济建设已见成效，大上海显示出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西部以其占全国基建26%的投资、10万个大中企业改造为基础，正积极研究发展战略；南边，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正在崛起，湖南省表现出“弃鄂投粤”的动向；北边，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将兴起，正吸引河南北靠。而居中部之“中”的湖北省经济排名却呈现出下降趋势。

这种现象引起了湖北一些学者的担忧。1987年3月，时任湖北省社科院院长的夏振坤带队，由五六名学者组成调研班子，到湖南、广东、海南岛等地考察后，发现湖北省发展的形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当年5月27日，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战略座谈会，夏振坤指出，湖北省虽然是“承东联西、南北对流”的结合部，却面临着“东西夹击、南北离异”的严重挑战；湖北要借东部的实力、学西部的劲头、步南方的开放、争北方的能源，形成中部崛起的态势，否则，湖北将沦为“山间盆地”。

两个月后，就湖北战略将叫什么战略的问题，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专门开会，经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干脆叫中部崛起”。

后来，这一战略在湖北推广开来，成为省委、省政府的行动纲领。2004年底，“中部崛起”的提法首次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当中。这意味着“中部崛起”战略在提出17年后，终于发出了璀璨的光芒，由湖北一省的战略扩展到几省的战略，由地区战略上升到了国家战略。

重视教育 俯下身来育英才

夏振坤调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后，在湖北省社科院的研究生教育上主要突出了差异化办学、特色化培养、个性化教育及专门化人才的办学特色，既注重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又重视社会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这样使得该院培养的研究生既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具备了较强的实际动手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湖北省社科院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特别是长期以来实行“一带一”的导师制。一方面，增强了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责任心；另一方面，研究生有大量的机会与导师见面，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能够更好地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社会上、政策上有一个误区，那就是把科研院所研究生教育与高校同质化、同构化，这使得科研院所的研究生教育存在一些困境。夏振坤认为，这是不符合规律和现实的。高校在学术研究、理论体系方面有优势，科研院所在理论应用、社会实践特别是参谋智囊上有特色，社科院的毕业生动手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很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是最后的证明。一次就业率、考博录取率很高，学术水平也越来越高，说明社科院有自己的优势。要避免同构化误区，要坚持自身的发展特点和优势，走出一条与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不同的特色之路。社科院是项目带理论，高校是理论带项目，应该认清现实，不搞同质化建设。湖北省社科院是智囊型单位，应该培养智囊型人才、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复合型人才。

同样，在经费问题上，同样是搞科研，社科类研究生的研究经费往往与自然科学研究生相差一大截；同样是搞科研，社科院的研究经费往往难以与高校相提并论。对此问题，夏振坤认为，决不能让“穷娃子”的帽子伤害了社科类人才的成长。因此，在2011年，他将“荆楚社科名家”所获得的20万元奖金无偿捐助给湖北省社科院，设立了奖学金，鼓励和支持研究生的学术成长。自首届“夏振坤奖学金”颁发至今，已历6载。

习近平总书记《之江新语》中有这样一段话：“群众看一名干部是否称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看其‘官样子’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官架子’。”“样子”与“架子”，表面上看有点相似，内在的涵义则有天壤之别。“样子”是好的形象，是群众欢迎的形象，不是外表，而是指干部的德才和实绩。“架子”则是徒有其表，而且不受群众欢迎。夏振坤身为湖北省社科院的老院长、荆楚社科名人，但却丝毫没有架子，也从来不拿调子，每当有学生和他人登门求教，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和帮助。1987年春，在蕲北山区的四中任教的教师刘英拿着30万字的《建设论》初稿登门求教。夏振坤非常认真地审定了这部书稿，并在亲笔撰写的序言中说：“刘英以人类建设新世纪的历史活动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首创的立体概念和立体思维方法为思维工具，着重提示弱国崛起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从而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建设学，这是值得重视的。”

除湖北省社科院外，夏振坤在华中农业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从教的50余年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经济领域的青年才俊，仅博士生就达100多名。他的学生，现任江汉大学校长的李强说：“夏老师是我的三重导师，第一重是学问的导师，第二重是事业的导师，第三重是人生的导师。”

在离休的十余年中，夏振坤撰写了40多万字的《发展的多维视角》和20多万字的《发展沉思录》。《江汉论坛》原副主编刘宝三称：“他（夏振坤）这个人，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还写到老。”

2015年，江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礼聘夏振坤为名誉主任。夏振坤在礼聘仪式上说，自己生在江西，长在湖北，两地都是永远的故乡。很长一段时间在湖北工作，现在受聘于江西师大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很愿意有机会做些工作。他还给青年学子谈了一些学术体会和人生感悟，他指出，青年学子要始终保持一颗知福惜福的感恩之心，要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现在，夏振坤仍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现代社会转型研究。夏振坤说：“我的治学目标由此而立：一切为了中国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