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邑文明的发源地:江城历史文化名片盘龙城

碧水一湖飞玉龙，半城烟云半城风。

少年不识英雄胆，敢钓青云上九重。

——题记·罗向阳《咏盘龙城》

丁酉夏日，我陪同美籍华人田长焯先生来到历史上最早的“九省通衢”——盘龙城古城遗址。极目远眺，南极大汉口，一衣带水，多桥相通；仰望天河国际机场上空，银燕频飞；东观万里长江，一泻千里；北望荆楚名岳木兰山，藏风聚气。作为处于世界古代文明带的中轴线北纬30°线上、最早发现的长江流域第一古城——盘龙城，它可与中国第一古城——河南安阳古城媲美，是研究中国古城不可多得的标本，曾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大考古发现之一。

一

古城由盘龙湖三面环抱，甲宝山、露甲山、丰荷山簇拥，相映成趣。一湾湖水，轻波如澜，涟漪时起，韵味无穷，这座千顷陂湖，就是长江文明之湖——盘龙湖。它激荡着阴柔的灵秀之美，宛如一弯明月，半抱城垣；盘龙城，则充满着阳刚之气，顶立于天地之间，把这块神圣之地，点缀得顾盼生辉。

由于盘龙城在国史中鲜有记载，关于它的由来，给学界以巨大的探究空间。迄今共有三种说法：一说系形似于蛟龙的盘龙湖，环抱城池而得名；又有“藏龙卧虎”或“龙盘虎踞”之意，二者相得益彰。二说因盘龙城三面为水，为江、河、湖水系所盘旋而得名。因为古代汉水也在此城附近入江，使长江、汉水、府河、滠水恰似四条“白龙”盘旋于兹，故名“盘龙城”。上述两说均与“龙”“水”相关，比较形象贴切，尤其是盘龙湖说，为众多学者认可。另有专家从有关方志和近、现代的旧地图发现，标明盘龙城为“盘土城”，其意为“城是土筑，其形为方盘”，故名。不过，这与最早标明“盘龙城”的明代《黄陂县志》的官方记载，以及清代《张氏宗谱》的民间谱牒记载不符。

我在爬梳史籍后发现，盘龙城的最早图文记载，并非出自国家正史，而是方志与谱牒。我在拙作《无陂不成镇》中首次提出：有关盘龙城的最早记载，出自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黄陂县志》卷上之《山川·名迹》篇。文中云：“盘龙城在县西五十里。”清康熙五年、同治十年版《黄陂县志》亦然。

皮明庥先生在《武汉通史》中指出，最早图文并茂地描述盘龙城者，见之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黄陂《张氏宗谱》。谱云：“宋元鼎革之际，吾祖德一公携弟国四公，由江右饶州余干迁徙楚黄陂，落住陂南盘龙城。”在张氏家谱上，还附有一张地形图，详细地描绘盘龙城的四个城门，以及东边的盘龙湖和西北的护城山。

无独有偶，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与国学大师刘凤章（1865—1935）编纂、1934年刊印的《刘氏宗谱》（民国甲戌年敦睦堂），卷首之《里居图》采用五万分之一比例描绘，地域在东经114°7'—114°18'、北纬30°30'—30°40'，地名在“盘龙湖”西标注有“盘龙城”；《祖墓图》载黄陂刘氏第十三世祖刘阳光与王氏夫妇葬于下新集之南、“盘龙湖”东侧的岗地；又辑录清嘉庆九年《盘龙城坟山来龙契约》，记载了黄陂刘氏第十四世祖刘五魁与鲁氏夫妇葬于“盘龙湖”西侧墓葬图，墓地西北绘有“盘龙城”城址，城厢轮廓清晰勾画，四个城门清楚标示。城北杨宅、城西甲宝山等周围景地均有绘注。

在清末民初的军用地图上，亦标明了“盘龙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跟辛亥革命有不解之缘的湖北常备军第一镇工兵营制作了一张地图，上面清楚地标明了盘龙城高地。1932年，湖北省陆地测量局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标注了盘龙城、盘龙湖及其周围的山水地理。侵华日军绘制的武汉地图上，也标明了盘龙城的方位。

《周礼》云：“九州之图，掌于地官。”这里的“地官”是古代官名，地官以司徒为长官，属下各官有乡师、乡老、乡大夫、遂人、遂师、遂大夫等。按照今天的话说，一国之正史来源于各个地方的官方编纂的方志史料，或来自于熟悉地方文史的专家。正所谓：国之有史，县之有志，家族有谱也。盘龙城亦然。从明清到民国时期，官方县志与民间谱牒，以及军用地图，不但对盘龙城城址名称均有准确的图文记载，遗迹也可完整辨认。

盘龙湖三面拥抱着盘龙古城，真谓“犹抱琵琶半遮面”。早在3600年前，这里便是我国联通南北，纵横东西的“九省通衢”。从盘龙湖出发，通过古代黄金水道府河及其黄陂境内的干流滠水、漂水，穿越大别山、桐柏山的隘口，往北可直达商朝王都郑州；又可出长江，入汉水、涢水，蹚过随枣走廊，跨越南阳盆地，通往关中地区；还可通过长江、汉江西抵巴蜀，南达江汉，并借洞庭湖、鄱阳湖及其干流通往江南诸省；东乘长江一泻千里，又可沟通吴越，通江达海。也正是这一得“水”独厚的优势，又面对广袤富庶的江汉平原，从而使盘龙城这座商代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应运而生。

在古时候，盘龙湖水面开阔，碧波万顷，包括前湖与后湖两个部分。因涢水、澴水、滠水交汇于东山沦河，而后湖又是沦河源头之一。随着历经沧桑，水面退化，前、后湖中间凸起一片陆地，将古盘龙湖一分为二为今盘龙湖与后湖。

在地下沉睡的盘龙城，因1954年防汛起土，被揭开神秘的面纱。20世纪70年代正式发掘。盘龙城的发现，推翻了以往公认的“商文化只存在于中原地区”的理论，再次证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商代早期起就共享着同样的文明。

二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商文化是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而青铜铭文、大型礼仪建筑及大型青铜礼器构成了这一地区的商代文明。

那么，盘龙城到底出土了哪些代表当时科技文明的罕世珍品？半个世纪的考古成果证明：盘龙城当时已是一个手工业中心，开百工匠作先河。在那些粗具规模的铸造作坊里，先民们创造了辉煌的盘龙城青铜文化，代表着商代南方文明的最高水平。而制陶业、制玉业及土木建筑业等手工业，也颇具规模。盘龙城木雕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木雕作品，表明了武汉先民创造木雕艺术的悠久历史，“武汉制造”之源亦可上溯至此。迄今，盘龙城共出土了各类文物3000余件，其中青铜器400余件，玉器100余件，陶器2000余件。

其中有，商代“玉戈之王”——盘龙城李家嘴贵族墓中出土的94厘米长、1厘米厚的玉戈；目前出土的商代前期圆鼎中体量最大的，盘龙城杨家湾11号墓葬中通高85厘米、口径55厘米的青铜圆腹大圆鼎；李家嘴1号墓出土的提梁卣是已知我国最早的用分铸法铸成的实用器；李家嘴2号墓出土的大圆鼎为商前期之最，还有一件我国青铜发展史上最早的铜簋，发掘的金片绿松石镶嵌龙形器，是迄今中原文化系统中发现的年代最早、器形明确的金器；王家嘴出土的饕餮纹铜尊是我国已知最古老的铜尊精品，而高达1米的大陶缸，堪称商代同类陶器体积之冠。盘龙城还出土了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一批青铜农具。

所有这些表明，当时的琢玉、铸造、制陶工艺水平已经相当高超，可以与黄河文明比肩。而且城外散见居民区和酿酒、制陶、冶铜等手工作坊及墓地，显示出完备的城邑形态和功能。在1.39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常住人口达1万多人。难怪考古专家称，盘龙城的青铜器的质量可以较同时期中国任何地点都遥遥领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贝格力在盘龙城文明研讨会上说：“盘龙城遗址为中国南方青铜文化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中国北方文化首先在盘龙城扎根，然后才向南方继续传播，它是北方文化南下的一个主要据点，这是我们首次窥测到的一个大现象，只是历史文献对此却没有任何记载。”

盘龙城不仅是长江流域发现的第一个能在地面上看到的商代早期城址，而且其城池、宫殿建筑艺术，也代表着我国南方商代最高建筑水平，与黄河之滨的郑州商城遥相对应，被考古界公认为“中国古城之标本”。盘龙城是黄河文明到达长江流域之滥觞。

这座荆楚方国城池，在当时属一个地域性的政治与军事中心，也是南方与北方的一个经济文化交汇中心。盘龙城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之后武汉的地位，应该是整个华中腹地政治、经济、军事之重镇。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互相融汇吸纳，使这一带远在3600年以前，就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文明。曾经率队进行发掘盘龙城的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如是说，盘龙城最初是商王朝军事扩张的据点，稳定后，慢慢发展到地方城市，并往西影响到了荆南寺，向东影响至铜绿山铜矿，一直到江西。盘龙城改变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进程，不仅是武汉城市之根，也是长江中游地区甚至长江以南逐步纳入华夏文明系统的根据地。

盘龙城为武汉城市的兴起，形成了最原始的源头。它所显示的交汇土著文化、中原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兼容力，与武汉自古迄今的人文演进是相继相承的。自盘龙开城后，武汉地区先民一直在此繁衍生息，且日益显示出其在军事形态和战略资源上的重要地位。

美国著名人类学和社会学家克拉克洪（Klmckholn）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包含三个重要因素，即城市、文字和大型礼仪建筑。这其中，城市出现是文明产生的基础，文字的产生和使用是文明成熟的标志，而大型礼仪建筑是文明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盘龙城正好具备上述“三大标志”，有城有邑、有市有肆，无疑是原始的城市雏形，是武汉城市之根。

三

盘龙城在地底下沉睡了3600年，它是如何被“唤醒”的呢？

1954年武汉遭受特大洪涝灾害之后，武汉市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始实行文物普查。因为汛期各地四处取土筑堤时，发现了很多古墓葬，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迫切需要作一次文物调查。时任市文管会秘书的青年蓝蔚，在查找地图和翻阅文献资料时，找到了一张复制的地图。原来这是一张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由湖北省陆地测量局实测的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上面标有“盘土城”和城墙的标志符号。他决定亲自去看看。

同年初冬的一个早晨，蓝蔚与同事游少奇一道，骑车结伴前往黄陂盘龙城实地踏勘。两人北出岱家山，已是田野荒芜，人烟稀少，野径难行，后经人指点，直到中午时分才辗转找到城址的方位。

由于盘龙城古城城垣在这一年的防汛抗洪中，因为取土筑堤已遭到严重破坏。同时国内史学界当时几乎一致公认：商代文明的疆域和势力范围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而在地处长江流域的武汉境内发现了一处古城遗址，即使发现者的联想能力再丰富，也很难将它和商代文明联系起来，遑论宣布它就是一座商城。蓝蔚正是能将二者联系起来的人。

原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蓝蔚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考古短训班。几个月间，他亲耳聆听过郭沫若、梁思成、郑振铎、夏鼐等国内一流大师讲课。同时，他还到河南参加过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接触了大量二里岗文化期的陶片，而盘龙城和二里岗文化上层期的年份相若。

蓝蔚和游少奇在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似岗地上找到盘龙城遗址后，开始进行步测城墙、绘制草图、拍照和文字记录等工作，凭着一定的专业眼光，他们初步判断遗址的年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殷商时期。当时，他兴奋得跳了起来。随后在1955年第9期的《文物参考资料》杂志上，首次披露了盘龙城被发现的消息。次年，盘龙城遗址位列湖北省公布第一批101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之中。随后分别于1963年、1974年和1976年进行了大型发掘。

盘龙城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1000米。而城址坐落在整个遗址的东南部，平面形状略呈方形，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盘龙城城墙呈“外陡内缓”形，四面城墙的中段，各有一处城门，城门豁口宽度5米左右，外窄而内宽。由此可以看出，这样的设计更利于防守，军事目的较为明显，是为商王朝控制南方的战略资源的中转站。

由于盘龙城是新中国诞生后最早发现的古城址之一，它比发现马王堆汉墓至少要早18年，比西安兵马俑早了整整20年。那时，国内考古工作刚刚起步，考古人才十分匮乏，盘龙城事实上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实习基地和人才摇篮。1974年，湖北省考古队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对盘龙城遗址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饮誉当代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张承志，当年作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参加过一号宫殿——一座属商代二里岗时期的古城址的考古发掘。他在《诗的考古学》中回忆道：“盘龙城是我参加过的实习中时间最长的一次。那次发掘后来那样激动人心，可是，在发掘过程中充满无数怀疑。到了柱基出土那天，大家都要疯了。那种兴奋外行人不能想像。测绳一拉，提起探铲，隔两米五打下去，铛、铛、铛，下面是一块石头，铛、铛、铛，又是一块石头，表土一揭，掀开就清楚了，一座二里岗宫殿出来了……”当发现朱砂清理出有饕餮纹和云雷纹的淳板时，北大历史系的考古教研室的俞伟超教授喊了一声“我的天啦！”，一下子匍匐在地，激动得不停地颤抖。

盘龙城一号宫殿基址面宽39.8米，进深12.3米。台基略向四面倾斜，上铺陶片，可能是为建筑起散水作用。从残存的柱洞及墙基推断，是一座由中分四室排列的宫殿。四室由木骨泥墙分隔，中间二室较大，两端二室较小，中间二室前后各开一门，两端二室只正面有一门，应有后窗，此乃国王、王后等高级贵族办公与寝居之所。四室之外有一周宽约2米的回廊围绕，回廊外沿有43根木柱，回廊与主体建筑之间，组成重檐层叠的宫殿，屋面向四面斜披。这与《考工记》等古代文献叙述的“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及“茅茨土阶”等形制是相符的。这里的四阿即四披顶，重屋即重檐，茅茨即茅草盖顶。

1976年9月，在一号宫殿之南约13米处，北京大学考古队会同湖北省博物馆，又发掘了盘龙城二号宫殿，其基址东西长27.5米，南北宽约10.5米，四周有大檐洞八个。由于基址中间未见隔墙，应是一座大空间的厅堂。从一号宫殿在后、二号宫殿在前及其结构来看，可能是“前朝后寝”或称“前堂后室”的布局。《考工记》追述周代宫廷是“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盘龙城一号宫殿有四室，为后嫔起居处；二号宫殿中间没有隔断，则是臣僚们参谒议事的地方，或是举行庆功、赏罚、婚丧、祭祀的场所。城内被发现的三处大型宫殿基址，其“前朝后寝”以及廊庑、城垣环绕的格局，成为此后三千多年中国宫廷建筑的基本样式。学术界认为，现在北京故宫的“前朝后寝”式的建筑布局，就是从盘龙城这种宫殿布局演化而来的。

可以想象，当年的王宫侯府，必是灯火彻夜，廊腰缦回，望断歌台舞榭。盘龙城内，车水马龙，列肆繁错；铸剑之铺，其声铮铮；土窑制陶，绝艺纷呈；玉雕作坊，妙趣横生。作为商王朝重要的青铜冶炼与铸造基地，先民们的“工匠精神”创造了盘龙城青铜文化辉煌。

不仅如此，这里还是我国南方最早联通南北、纵横东西的“九省通衢”。这里的古代黄金水道府河及其黄陂境内的干流滠水、漂水，与长江、汉水、涢水以及洞庭湖、鄱阳湖及其干流四通八达。也正是这一得“水”独厚的优势，又面对广袤富庶的江汉平原，后来的“因武而昌”的武汉因此继承其衣钵，继而成为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盘龙城到底是“军事据点”“商朝南土（南部疆域）”，还是“方国都城”？历来学界聚讼纷纭。时下，有关专家学者从已有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证明：盘龙城商文化与荆楚民族紧密相连，盘龙城就是荆楚方国都城。

我在台北故宫寻访时，文博专家、时任院长的冯明珠告诉我，在我国最早的文化经典《诗经·商颂·殷武》中，即有商王武丁南征荆楚的记述；武丁时期至西周早期甲骨文中，也有代表方国的“楚”字出现。

从出土文物看，中国古代的鬲文化，有北方中原式鬲与南方楚式鬲（古代炊具，形状像鼎而足部中空）两大类型。楚式鬲的外形以连裆为主要特征。长江中游地区的连裆鬲最早见于盘龙城遗址，年代比此地出现的中原式分裆鬲要早。楚式鬲在整个盘龙城文化发展期间一直延续，并与后来东周楚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

由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崇尚“龙图腾”，南方的长江流域崇尚“凤图腾”。凤鸟形花纹图案也是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盘龙城遗址多次发现陶塑鸟首形象，2016年初在杨家湾M17出土的铜兽面纹牌形器，其花纹以长钩喙凤鸟形图案为主体，与后世楚人的凤鸟图案有直接渊源。

荆楚民族向来活动于长江中游地区，在这一区域内，商代前期唯有盘龙城遗址的规格最高。且盘龙城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有城有郭，达到了方国都城的规模；盘龙城宫殿建筑采用“前朝后寝”格局，二号宫殿外围有陶质排水管道，该建筑格局与规模只在殷墟等都城遗址发现过；盘龙城遗址的高级贵族墓中，如李家嘴2号墓和杨家湾13号墓，随葬都是四鼎，说明当时的高级贵族级别达到了方国诸侯一级。

至于盘龙城商代文明衰落的时间，其直接与武丁南征相关。商代早期荆楚一直臣服于商，但在商人势力衰微时试图独立，因此在武丁中兴后遭到了无情镇压。

四

盘龙城在长江文明、中华文明及东亚文明的地位，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甚至明确提出：盘龙城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1988年，盘龙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5月，列为中国20世纪100大考古发现之一。2006年，盘龙城遗址被定为全国大遗址保护之中国南方示范遗址，并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制定了《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保护范围3.95平方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1.4平方公里。

盘龙城比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发现早了二十年，但其展示工程却滞后了三十多年。直到2013年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区本体保护展示工程才在原址开工，目前公园核心区基本完工。预测项目建设资金29.6亿元。公园建成后，游客可乘4条公交车线路与地铁2号线延长线到达。届时年游客量将突破百万。

盘龙城博物馆馆长万琳女士告诉我，盘龙城遗址公园总面积6.55平方公里，分三个“圈层”布局：第一圈层即核心保护区，为1.4平方公里，进行遗址本体保护工程和考古发掘；第二圈层即一般保护区，为2.55平方公里，进行保护展示工程和遗址博物馆建设；第三圈层即建设控制地带，为2.6平方公里。以满足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和服务功能的需要，开建容纳同考古遗址公园主题相适应的功能项目。保护区内盘龙湖水面占地面积1.113平方公里。

时下，可探访区域包括盘龙城遗址陈列室、夯土城垣（即城墙）、北城壕、大型宫殿基址等。而盘龙城的小嘴遗址、李家嘴墓葬等仍在进行考古发掘，遗址公园开放后，届时考古现场将逐步对观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