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我国海禁大开，照相技术随之输入。先是广东，继之上海、天津等沿海大城市，然后转入内地。大约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一位广东人在汉口回龙寺（今江汉公园附近），创设了武汉最早的一家照相馆，名“荣华照相馆”。紧接着，一位姓庄的江苏人来汉，也在回龙寺一带开设“鸿图阁照相馆”。不久后，又有一位日本人在武昌黄鹤楼开设照相馆。这算得是武汉最早的一批照相馆了，距今已有100多年。
武汉出现照相馆以前，原有一批专画肖像的画家，称为“丹青描容”，是我国传统的画像艺术。但由于人才不多，画一张肖像费时费工，而且价钱昂贵，因而画像生意比较清淡，而且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武汉出现照相馆以后，便有一部分肖像画家被照相所吸引，他们弃画摄影，成为武汉本地最早一批从事照相业的人。如光绪七年（1881）前后，在武昌黄鹤楼创设“显真楼照相馆”的严添承就是一例：他见那位日本人经营照相，不仅收入可观，而且所摄相片真实动人，就利用自己和那位日本人都是信奉“福音教”的教友关系，互相交往，并以教日人画中国画为交换条件，向他学习照相技术。当时，照相是湿片法。底片和相纸都要当场配药制作，有一套复杂的技术操作，初学者一时难以掌握。那位日本人在药物配方这个关键上严守秘密，始终不肯传授。后来，严添承暗地里称出各种药品的份量，等日本人配方后，再背地里称出用去后剩下的药品份量，才获得了配制药方的数据。从此，严添承便购置了简单的照相器材，在黄鹤楼一带给游人拍摄室外人像，同时还拍摄风景相片出卖。除严添承以外，最早由画家转业照相的，还有鲍俊轩在光绪四年（1878）开设“文华照相馆”于武昌城内总督署附近；翁耀卿开设“美华照相馆”于武昌斗级营。
光绪十九年（1893），一位姓山本的日本人来汉口，在当时法租界开设了“永清照相馆”，他设备、技术都讲究，因之相片质量也好，生意兴旺。特别是照相比画像收费便宜，如当时永清照相馆照一张6寸相片，收银元两元，为画相馆画一张同样大小肖像收费（需银元20元）的1/10。后，汉口又出现了“清叶”、“汉口”两家日商照相馆。
随着照相业务的拓展，清朝末年，汉口新开设了“荣昌”，武昌斗级营又开设了“丽昌”、“珍奇”，三佛阁新开了“容康”等照相馆。汉口和武昌的照相馆增加到13家，但汉阳尚无照相馆。
总督照相破除迷信
开始出现照相馆时，由于当时摄影材料感光速度慢，照相曝光时间较长，一些摄影师为了使照相的人注意力集中，以免身体晃动，造成影像模糊，拍照时，手里拿块硬木头，口里喊着数字“……五、四、三、二、一”，边喊边用木块拍击桌椅，发出震耳的“叭、叭”声（据说“拍照”一词由此而来）。胆小的孩子照相就被吓病。大人就跑到照相馆门前去敲打面盆之类“叫魂”，为孩子消灾。于是人们谣传照相会摄去灵魂，照走精神，视为邪术，害怕照相，相馆业务清淡，难以发展。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后，有一次，湖广总督张之洞到武昌汉阳码头路过斗级营，一时兴起，进入美华照相馆照了一张半身像。店主翁耀卿征得张之洞的准许，将相片在橱窗陈列，从而打消了人们对照相的迷信恐惧心理。到照相馆摄影留念很快成为一种时髦，照相馆的业务开始逐日兴旺起来。
1898年百日维新时，武昌新式学堂纷纷创立。梁鼎芬（1859～1919）出任湖北学台，来到武昌。有一天，他出游黄鹤山，不巧天空铅云弥合，下起毛毛细雨，便步入显真楼照相馆避雨，并吩咐严添承给他照相。相片洗出后，画面幽暗，色调不明朗。严不敢拿出，推说底版遗失，请求重照。但那天正逢梁的生日，他定要那张相片，严只好奉上。梁鼎芬见了像片不但没有责问，反而大喜，说照得极传神，正合“风调雨顺”的天时。他本喜爱照相，此后，每次照相必到显真楼。梁鼎芬还亲笔书写一联给显真楼：“孝友人家多厚福，江山佳处想当年。”当这幅对联端端正正地挂在照相馆的时候，它就成为一块金字招牌，为显真楼招来了大量的业务。不仅如此，梁鼎芬每逢生日还要他的门生每人到显真楼照一张8寸的半身像作为礼物送他留念。又指令各学堂毕业学生《同学录》上的照片，一律到显真楼拍照。一时间，显真楼名声大噪，业务盛极。
化装照相和化身照相
清朝末年，武汉的照相馆里出现了新的照相样式。比较流行的是“化装相”和“化身相”两种。照化装相闻名的是文华照相馆。摄影师鲍俊轩善于拍摄戏剧人物的剧照，并在相片上涂以金粉、银粉和其他颜色，色彩艳丽，很受欢迎。照化身相即鲁迅先生幼年在家乡所见的那样。“较为通行的是先将自己照下两张，服饰态度各不同，然后合照一张，两个自己即或如宾主，或如主仆，名曰‘二魏图’。但设着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自己卑劣可怜地，向了坐着的那一个自己跪着的时候“名色”便又两样了。”（《坟——论照相之类》）。汉口竹枝词：“形影何须辨真假，镜中人即意中人，近来始悟分身法，一笑拈花证妙因。”写的就是当时照相馆照化身相的情形。
最早的摄影记者和新闻图片
1911年10月10日，古城武昌爆发了辛亥首义。在这个革命高潮中，在这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在起义军的枪炮声中，随着感光软片和手提式照相机的登场，一些照相商人从店内跨入社会，经营异常活跃，特别是在进步摄影家的摄影活动中，武汉的新闻摄影开端了。
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共进会会员李白贞当初在汉口开设荣昌照相馆，以此作为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武昌首义后三镇光复，清廷震惊，立即派兵南下镇压革命。在激烈的汉口战争中，李白贞“救护伤兵，掩埋阵亡烈士，挑灯出入战地，进行摄影工作。从战争开始直到停战议和，没有间断。”（李白贞遗稿《辛亥革命武汉战争实录》）他摄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李白贞可算是武汉第一代的新闻摄影家。现在留下的辛亥首义照片，许多是他的作品。
在武昌首义的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于湖广总督署辕门前。总督署附近的文华照相馆的鲍俊轩在刑场拍摄了三烈士的就义照片。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时，鲍俊轩把三烈士就义相片挂于照相馆橱窗内，引起人们的敬仰。这件事引起容康照相馆王松山的注意，他以金钱诱惑鲍的妻子，将这张相片翻拍到手。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义周年纪念活动在武昌隆重举行，各省代表汇集江城。王松山便将大量洗印好的三烈士就义相片拿出销售。出于对三烈士的缅怀和敬仰之情，人们争相购买，一时供不应求。加上王松山还摄制了孙中山先生等人来武汉的相片，一同制成照片出售，共售出摄影图片数千张，轰动一时。显真楼起而效颦，照得黎元洪半身礼服像，洗印3000余张，带往海外销售一空。如果说，当初严添承在黄鹤楼一带拍摄风景照片出卖是武汉摄影图片的萌芽的话，那么，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照相馆摄制并发行大量的摄影图片，则是早期武汉新闻摄影图片史上的一次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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