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武汉热线网(nbdnews.cn)讯 1903年1月30日（夏历癸卯年正月初二日），在日本东京，大约五六百名意气风发的留学生陆续来到位于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的中国留学生会馆，他们要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新年恳亲会。所谓一年一度，是因为前两年已经举办过类似活动。1901年公历元旦，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的新年庆祝会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横滨兴中会会员尤列、翟美徒等参加，日本政客犬养毅和菲律宾志士彭西亦到会祝贺。这恐怕是革命团体与留学生团体正式接触之嚆矢。1902年2月10日（壬寅年正月初三），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举行新年恳亲会，参加者274人。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和留学生监督钱恂亦出席。会上议定成立清国留学生会馆，推举蔡钧、钱恂为正副会长。从两次集会的出席人员和主要活动来看，1901年的活动纯粹是民间的，而1902年的活动好象是由官方组织的。所以类似1902年活动的癸卯年新年恳亲会，有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新任留学生监督汪大燮等前来出席。
先是，1902年4月26日（即夏历三月十九日），242年前的这天，明崇祯帝在皇宫后煤山上自缢。章炳麟等为借历史事件振起人们的反满热情，鼓吹种族革命，拟于是日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留学生报名参加者达数百人。孙中山列名为赞成人。本来“种族革命”的口号将要在会上冲破清政府对革命学生的压制、冲破留学界“倡言革命，而讳言排满”的局面，使“排满”由细微的暗潮变为轩然大波，然而事为蔡钧所知，他勾结日本警方制止了集会的举行。
具有排满思想的留学生并没有停止活动，“支那亡国纪念会”上没有喊出的声音时时在他们脑海中响起，他们窥测时机，要把这时代的强音呐喊出来。癸卯新年恳亲会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根据留学生会馆干事们的安排，恳亲会上要有人发表演讲。发表过《法兰西今世史》、《斯宾塞女权篇》等译著的马君武成为大家推举演讲的第一人。马君武声泪俱下，“力数满人今昔之残暴，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应如何仇视，如何看待”。其他人接着登台，慷慨激昂，倡言排满。他们宣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的主张，果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深深打动着每个爱国学生的心，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蔡钧、汪大燮等相顾失色，30余名满洲学生顿时惊呆。等他们缓过神来，乃交头接耳地私语：“宁送朋友，不与家奴，诚吾人待汉奴不易之策也。”湖南人樊锥则发表看法，说“中国患在外而不在内，满虽外族，仍为黄种，不宜同种相仇，与人鹬蚌之利。”满堂寂然无和者。最后由汪大燮监督续演，略谓：“诸君皆在学年，正宜肄力学界。语曰：‘思不出其位。’吾敢以为诸君劝。”新年恳亲会，变成了宣传反清革命的讲台，震动了海内外，震动了紫禁城，从此排满口号风靡留学界，“民族革命大义，盖自是彰闻天下也”。
马君武等人演说“排满”意义何在？虽然在留学生中不乏“倡言革命”者，但革谁的命？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在清朝的统治之下，大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所谓“民族革命”就是革清朝的命，革满洲贵族的命。不提“反清”，不提“排满”，革命的目标就不明确。这个禁区被突破以后，留学生中许多对清政府认识不清的人，开始以审视的眼光面对清政府。这才有了拒法拒俄运动遭到挫折后，大批留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才有了受到日本博览会侮辱中国国格和华人人格的刺激后，留学生们将愤怒发泄到清廷身上。
以往各种著作的歧异记述，使这段应该比较清楚的史实变得纷纭不清。影响最大的要算武昌籍革命党人刘成禺的一段回忆文字：“壬寅癸卯间，东京学生杂志风起，高谈民族主义，倡言革命，而讳言排满。先生忧之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匣剑帷灯之宣传无益也。’召成禺及马君武赴横滨曰：‘吾朋侪中有勇气毅力，莫如二子，余非依违两可，即临阵脱逃者。民族革命，要在排满，舍排满而言民族，其能唤起国内人民之清醒乎？今有一机会，元旦留学生团拜，欢迎振贝子，公使蔡钧、监督汪大燮皆在，开演说会。禺生与君武，能提出排满二字，以救中国，大放其辞，自能震动清廷，风靡全国’。禺生楚人，君武原籍湖北蒲圻，彼亦楚人也，身家性命功名富贵之徒，不足以言亡秦之事矣。元旦日，莅留学生会馆，首由马君武登台演说排满，声泪俱下，予继之。”（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中馆馆刊》第一期，第46页）
受这段文字的影响，一部分辛亥革命史著作都称刘成禺继马君武之后发表了“排满”演说。但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刘成禺在会上发表排满演说提出质疑，甚至予以否定。如，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上说“对集会演说之记述，皆未见有刘成禺演说之事”。桑兵所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对此事作了详细的考证，否定刘成禺“排满”演说。
刘成禺到底演说了没有？按刘成禺自己的说法，“当日全国通电，皆言刘成禺，而不言马君武”，“先生（按指孙中山）《孙文学说》，及自传开章，皆书自刘成禺元旦在留学生会馆演说排满，中国始知有革命。排满之说，亦标成禺，而佚君武”。当年的通电目前尚未查到，而查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中的第八章《有志竟成》，还真有“刘成禺在学生新年会大演说革命排满，被清公使逐出学校”几句，可见刘成禺并没有讲假话。《革命先烈先进传·马君武传》：“民国纪元前九年元旦，以孙公命，偕刘成禺往留学生会馆演说排满，涕泪陈辞，感动四座。先是东京学生盛言革命，而讳言排满，民族革命大义，盖自是彰闻天下也。当时通电皆指名成禺，孙公著书亦然，故君武之功独隐。”即使《马君武传》是采纳了刘成禺的说法，当时马君武健在，如果不实，马君武是不会沉默的。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在介绍兴中会后半期之革命同志时，在马同（马君武）的事迹中没有提及癸卯新年演说排满事，而在刘成禺的事迹中却写有：“癸卯元旦，刘在留学生会馆演说排满，因此被清公使蔡钧取消官费。”
革命领袖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等均承认刘成禺在癸卯新年集会上发表过排满演说，同时发表演说的马君武也没有出来表示异议，似乎说明刘成禺的演说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刘成禺既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当年《选报》上的《满洲留学生风潮》一文记了广西马某、湘人樊锥、监督汪大燮等讲话，却没有当时通电皆指名的刘成禺？可能的解释是，开会那天，人多嘴杂，刘成禺、邹容等人可能也发表过讲话，但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该文作者似乎没有听清后面几位的发言，所以既没有记述刘成禺、邹容的讲话，也没有记长福的辩驳（有史料说满洲学生长福当时挺身而出，反驳过革命学生排满言论，后“由蔡钧力保，予以官职”）。既然刘成禺在会上的“排满”讲话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为什么他又受到处分呢？请看《苏报》的两条报道就清楚了。
《苏报》清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1903年3月9日）《记满汉学生之冲突》：“东京成城学校为满洲同学所持，不许入联队进士官学校。其原因则以今年元旦会馆演说，多有排满之议，当时满人甚为惶急。刘君则在《湖北学生界》畅说‘人种’，与元旦议论颇多疑似，故亦为满学生所忌。日人以信用支那政府为外交主义，亦允其请，故刘君竞无可设法。”
《苏报》清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1903年3月14日）《异哉满学生异哉汉学生》：“近日东京留学生有满汉冲突之大风潮，其事起于元旦日学生会馆演说，有某生主张排满。满人之留学者某某两生并胁学生监督汪大燮，使不许送主张排满之某生入成城学校。又有某生者，陆军初级既卒业矣，以登载其论说于《湖北学生界》，迹近排满，某某两生更逼汪监督不许送学联队，汪监督唯唯听命，于是汉学生全体哗然，各开同乡会以谋救济。”
不难看出，刘成禺之所以受到处分，不是因为新年集会演说排满，而是因为他在《湖北学生界》上发表了《史学广义内篇》第一篇“人种”，内容含有排满意思，与新年集会演说差不多，于是被取消进入联队深造的资格。刘成禺利用孙中山的错误记述，夸大自己在癸卯新年集会上发言的影响，不能不说是有攘臂言功之嫌。
孙中山于1902年12月4日（十一月初五日）离日本赴越南。马君武同月回国探母，旋在当月复渡日本。其在《自由原理》译序中说：“壬寅十一月复渡日本，居东京上野之一小楼。”假如他十一月初一日离日回国，初五日是不能返回日本的。他回日时孙已走，怎能召见？即使马君武是十一月初一日返日，孙尚未离日，在初二至初四这几天孙也难以在横滨召见马君武，住在横滨的孙中山甚至连马君武是否已经回日也不一定知道。
假定马是在孙离开日本后回中国，孙中山在离日前召见他们不是不可能的。但时距新年将近两月之久，留学生会馆是否已经作出新年团拜的具体安排，也很成问题。载振是否还在日本，会不会出席，孙中山和留学生们是不清楚的。所以说孙中山在离日前就直接授意马、刘二人在“欢迎振贝子，公使蔡钧、监督汪大燮皆在”的会上演说排满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刘成禺的回忆实有某德人著作所说的“历史中楼梯上的机智”或中国人常说的“事后诸葛亮”的毛病。《中华民国史》所说“启发”，以及所加按语“（孙中山）能否在事先就对二人作如此具体的安排，是可疑的。但孙中山希望有人能在公众场合倡言‘排满’却是可信的”，比较客观。
根据以上考证，我们复原了留日学生癸卯新年恳亲会的历史场景，希望能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做到比较接近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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