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知音文化漫谈

历史文化既是武汉城市文化的元素，也是武汉城市文化的源头。优秀的历史文化在世代传承中不断地展示出延续力和张力，具有与时代同步的现实性。武汉古老的知音文化展示的正是这种历史和现实、传统和当代的结合。2000多年前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的知音故事，已泛化和深化为当代的友情、亲情、爱情，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尤其是协调人际关系、建立和谐社会上，显示出无形而又永恒的文化价值。武汉也因为是“知音文化”的原生地，而表现出城市文化的特色和个性。

“高山流水”知音故事本事

相传在战国时代，晋国大夫伯牙由楚国赴晋，乘船行驶在汉水渡口上弹琴，与钟期成为知音。最早记述此事的是战国晚期秦国的相国吕不韦集合其门客所著的一部杂家著作《吕氏春秋》。该书“本味”篇中云：伯牙弹琴，钟子期倾听。伯牙弹琴意在高山，钟子期说：“琴弹得好啊，琴声巍峨雄壮，好比高山。”过一会，伯牙弹琴意在流水，钟子期说：“琴弹得真好，琴声浩浩荡荡，好比流水。”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将琴摔破，把弦拉断，终身不弹琴，认为世上没有足以使他为之弹琴的人了。不仅弹琴是这样，贤者也是这样，即使有贤者，但没有人以礼相待，贤者怎么会来为他尽忠呢？这好比驾驭车的人不行，骏马自己是不会驰骋千里的。明代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中将此事演绎为小说《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后又编入《今古奇观》，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伯牙见了钟子期这位知音，十分惊喜，叹道：“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二人以兄弟相称，生死不易，约来年中秋再相会。不幸的是钟子期染病辞世。伯牙再来时，只能面对新坟，悲痛万分，在山头坟前重弹《高山流水曲》深寄哀思，边弹边哭，不能自已。但身旁的围观者不通音律，相视大笑。伯牙见此情形，倍感伤心说道：“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于是，愤然割断琴弦，将琴向石上摔去，从此罢琴不抚。此处遂有碎琴山之名。后人把伯牙、钟期的“高山流水”故事，作为人间真情的象征，把“知音”作为亲情、友情、爱情的代名词，形成以重情为特质的武汉知音文化。

知音本事析疑

“高山流水”的知音故事，在流传中产生许多版本，也形成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诸如伯牙、钟期姓氏以及是何时何地人等等。

1.伯牙、钟期乃战国楚人

首先要弄清伯牙和钟期是何地人？钟期是楚国人，而且是武汉市蔡甸区马鞍山人，这一点没有疑问。但伯牙被冯梦龙在小说中写成晋国人，而且是晋国上大夫。其实伯牙本为楚人，只是在晋国供职。高诱《吕氏春秋注》中早已说明：伯牙、子期，“悉楚人也。”伯牙在晋国为官，来往于晋、楚之间。而蔡甸钟家，世代通音乐。钟仪为春秋音乐家，乃钟氏家族先祖。当地传说，钟期之父为钟建，楚昭王时任过乐师。在战乱中，曾背着昭王之妹逃出宫中，故昭王将其妹许配给钟建。后来钟建因受谗而归隐蔡甸区之马鞍山。据毕沅的《伯牙事考》，秦昭王十年，楚怀王到秦国。秦昭王四十一年，秦昭王曾问左右论贤，钟期曾依琴相对。可知，钟期是深通乐理，又能接近秦、楚上层人物的官员和贤者，而不是山野樵夫。他后来随父回蔡甸，成为隐贤。钟期的墓碑上刻有“楚隐贤钟期字子期墓”，也说明了他是楚人。

对伯牙和钟期为何时人，有春秋和战国两说。清嘉庆年间湖广总督毕沅修建汉阳琴台时指出、伯牙、钟期为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楚怀王、顷襄王时人”。依据是，秦昭王二十九年，白起攻克楚郢都，钟期自楚国奔秦，由此推知。春秋、战国两说都是有一定依据，但均缺乏更多实证，两者相较，战国说较为可信。

2.伯牙、钟期本名

钟期和伯牙的名字，由于明代《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一文造成了误解，以至人们认为伯牙姓俞名伯牙。另一种说法是余氏宗族，认为伯牙不姓俞，而姓余。清代所修《余氏宗谱》说伯牙为“余姓人，姓氏谱已记载昭王，而他书每注俞姓，以讹传讹也。”其实伯牙就姓伯，俞是小说家的“创作”，而非本姓。至于《余氏宗谱》说伯牙姓余，也缺乏史据。东汉高诱在《吕氏春秋注》中早已指出：“伯氏牙，名或作雅；钟氏期，名子，通称。悉楚人也。”清代俞樾在《小浮梅闲话》中指出：“惟以伯牙俞姓则不可信。”钟期则是本名本姓，加一个子字，是通称，是尊敬，人们常将某人称为某子，如张子、李子等都是表示尊敬。

3.蔡甸、汉阳为“高山流水”故事原生地

湖北、武汉地区的地方志和传说，均认为高山流水的故事在蔡甸区新农镇马鞍山麓（又名凤凰山、汉阴山）。蔡甸区新农镇有马鞍山，山下昔有钟家庄并有上集贤村、中集贤村、下集贤村。中集贤村是钟期故里。在附近有钟家台，今仍住有不少钟氏人家。马鞍山南凤凰咀有钟期墓。墓前有知音亭，亭中有楚隐贤钟期石碑。康熙《汉阳府志》中云：“县治西五十里马鞍山，相传是钟子期故居。”民国八年《琴台纪略》一书中云：“钟子期墓在汉阳府城西四十里马鞍山前。”墓前有光绪十五年所立“楚隐贤钟期碑”。当地有关钟期“家住凤凰尾，葬于凤凰头，挨着凤凰眼，穿过凤凰筋”的谚语经过世代相传仍经久不衰。

但这一高山流水的故事原生地在何处，古琴台建于何处？还存在一些不同说法。2000多年来，史书上有3种说法。《乐府题解》上说，伯牙学琴于成连，三年不成，最后到山东之蓬莱山，移情人乐，遂成天下琴手。《列子·汤问》则云：伯牙与钟子期游于泰山，“卒逢暴雨，止于岩下。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悲山之音。”由此，以泰山之阳为琴台所在。《五知斋琴谱》则云：“俞伯牙钟子期俱海盐人，伯牙高山流水曲吊钟子期……伯牙墓在海盐东门外。”而《广舆记》则进而认为“伯牙住在嘉兴府海盐台，侧有闻琴桥。”这一来，琴台又移到了浙江海盐县。而更多的史志，如《吕氏春秋》、《湖北通志》、《汉阳府志》、《琴台纪略》等均认为琴台和钟期的故里在楚地，在汉阳、蔡甸。

《列子·汤问》说伯牙在泰山等地弹琴，这也是可能的。泰山也有“高山流水”的石刻。但“高山流水”故事不是发生在泰山，而是在古汉阳。早在汉代，著名学者刘向在辑录《列子》一书时，就指出：《汤问》“迂谈恢怪，非君子之言。”《琴台纪略》则指出：“大凡古人游咏之处，后人往往附会为湖光山色，非独（伯）牙、（钟）期然也。”将泰山和海盐说成是“高山流水”原生地就是这种附会。从附会中建造了“高山流水”碑、闻琴桥，但这些都只是附会性的纪念性建筑，而非知音故事原生地证明。

《吕氏春秋》早已明确指出：“伯牙钟期，悉楚人也。是琴台之在楚地无疑。”《琴台纪略》一书中具体说到古琴台在汉阳月湖之畔。清代学者、湖广总督毕沅决定在汉阳重建古琴台，并作了一篇《伯牙事考》，对伯牙、钟期和琴台作了界定。

钟期葬于马鞍山，其“墓碑背面落款为汉阳县知县华”。碑眉雕云朵，古雅庄重。“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残碑被找到，今置于知音亭中。附近铁铺街口，清代立石碑坊，正面镌“古集贤村”，背面刻“高山流水”4字。据说，马鞍山下汉水边有古琴台，也叫伯牙台。

传说钟期和伯牙约来年再会，但子期不久染病。临终前，钟期仍怀念伯牙，恋念相约，嘱咐将其墓背靠凤凰山崖，面朝汉水，以与伯牙长相守望。

4.汉阳琴台建于明代

既然钟期故居和古琴台在马鞍山麓的汉水边，为何汉阳月湖旁又有琴台呢？其实，琴台建筑较早，南北朝时就有之。距今1400多年的南朝萧梁时期，梁简文帝萧纲就作过《琴台》一诗：“芜阶残昔径，复想鸣琴游，间容万春罢，高明千载流……”《皇宋书录》中也说到北宋有琴台，据说琴台在蔡甸汉水边的平塘渡，但平塘渡琴台缺乏具体记载而且也没有遗址。倒是汉阳琴台保存至今，已成为知音文化的胜迹。汉阳琴台碑文中，说到琴台建筑“始乎堤，堤之筑也，始乎明万历”。说明在明代万历汉阳已有琴台。据说，钟期既生活在马鞍山，也常住汉阳。而且，汉阳也好，蔡甸新农镇也好，过去均属汉阳县，两地相距也只有50华里。因此，汉阳建起了琴台也合乎情理。明代周圣楷所编《楚宝》中就记载：“琴台在城北二里。”也就是说在汉阳府城北二里处，即现在汉阳琴台之处。可见至少明代在汉阳月湖边就有了琴台，又称伯牙台。清代嘉庆时状元出身的湖广总督毕沅雅好文事，又重修了琴台。并以自己名字（由江中代笔）写了《琴台之铭》和“序”。序中云：“汉阳北出二里有邱焉，其方十亩，东对大别山，左界汉水，右堤互其前，月堤周其外，方志以为伯牙鼓琴钟期听之盖在此云。居人筑馆其上名之曰琴台。”

知音文化解读

历史上汉阳及蔡甸地区伯牙、钟期和高山流水所形成的知音故事，充盈人间的真情。这种情是建立在善解人意、贵相知音的基础上。“知音”一词，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而赋予知音以深刻文化意蕴的则是发生在蔡甸、汉阳地区的高山流水故事。

知音的本意是指钟期在伯牙弹琴时，能从琴声中听出伯牙的意境和心志，达到心灵的沟通，很快二人就从素昧平生中成为生死不渝的知音和知己。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在叙述知音本事时，更加以引申，不仅弹琴需要知音，需要听得懂琴声寓意的人，就是其他方面人才的识别，也需要有高人的慧眼。即使社会上有贤人、能人，但没有人识别，不能以礼相待，贤人和能人又怎么样为他去尽忠呢？就像一匹千里马一样，如果对它不好，不会驾驭，这匹良马也不会自己驰骋千里。从知音本事中，《吕氏春秋》引申出了这一番识才用人的大道理，至关重要。“知音”就是知人，知人才能善用。先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这用人之道古今皆然。对于当代的人事制度、干部选拔，也是颇具深意的。

知音故事自《吕氏春秋》始记之后，在史书中和民间传说中广为流传，并留下了不少传说性纪念性遗址，而且在代代相因的传承和发挥中，形成为知音文化。

史书、文集和地方志记载知音故事的不下80多种，如《吕氏春秋》、《列子》、《荀子》、《广舆记》、《皇宋书录》、《泰山志》、《汉阳府志》、《海盐县志》、《湖北通志》、《大别山志》等。尤其是民国初刊印的《琴台纪略》，汇编了有关知音故事的种种诗文。

小说、诗词中也描绘知音故事。其中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影响最为广泛，后又载入《今古奇观》中，进一步在民间普及。诗赋中吟咏知音故事的，有唐代林虑山人的《钟期听伯牙鼓琴赋》。明清文人诗词中更多有所见。

书画中常有高山流水画卷，如元代著名画家王振鹏的《伯牙鼓琴图》，清代钱闲的《古琴台图》、钱唐的《高山流水》，还有《点石斋画报》刊有高山流水画卷。

音乐作品和琴谱中对高山流水有不少记述。据说，伯牙的作品有《高山流水》、《水仙操》。明代《神奇秘谱》记述，《高山流水》本只有一曲，至唐代分为高山、流水两曲。到了宋代，分高山为4段，流水为8段。后来四川琴人张孔山所传琴谱，以七十二滚拂描写流水奔腾澎湃之状，流传颇广，名《七十二滚拂流水》。清代著名琴谱《五知斋琴谱》、《春草堂琴谱》都有高山流水曲的记叙。

“高山流水”的故事在世世代代的流传中，“知音”一词不断得到延伸和扩张，已泛化为友情、亲情、爱情的代名词。知音文化既是音乐文化，更是情感文化。重情是这一文化的灵魂。知音文化，关键在一个“知”字，“知”就是知音、知己、知心。在知音知心的基础上自然形成了真情。知音文化重情，而且是重真情。有了这种知音深情，就产生了彼此间的互信、互爱，使人际关系和谐亲密。因此，弘扬知音文化对建构当代和谐社会注入历史文化因子，这种因子本身也从历史走向了现代。

第一，友情。朋友之间知心互信重真情，患难之中成至交，诤言敢谏，赴汤蹈火，重然诺，讲诚信，舍己为人，友谊第一，像古代李白以知己为重，他表白心迹时说：“生不当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近代的鲁迅和瞿秋白也在文学战线上成为知己，鲁迅写给瞿秋白条幅说“得一知己足矣！”。

第二，亲情。父子、兄弟、姐妹等各种血缘亲属关系，也以互爱、互信、互助为基础，达到家庭和谐，家族和谐，推而广之，达到社会和谐，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第三，爱情。爱情是永恒的主题。纯真的爱情以知音、知心为本，与高尚情操、责任感和相互体谅紧紧相联。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私奔，神奇的梁祝姻缘，无产阶级革命恋人“刑场上的婚礼”，到当今以真情缔结的良缘，无不以知音文化因子相系。年轻人中，寻求知音更多地指爱情。以爱情为主题，汉阳琴台旁有知音桥，黄鹤楼和月湖都举办各种大型婚典，形成时尚化的婚姻文化。

知音文化在千百年传承中，既继承发扬了楚地乐舞的文化元素，又走出了听琴的音乐圈，而泛化、深化为友情、亲情、爱情，它在调节人际关系、建立和谐社会中发挥润物于无声的作用。

知音文化的影响也走出了武汉，走出了国境。1967年，国际天文学会宣布，水星上有15个环形山，陆续以我国古代文学家、艺术家命名。我国知音故事的主人翁大音乐家伯牙不仅在其中，而且位居榜首。197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古琴曲《流水》，与世界其他地区27首著名乐曲录入金唱片中，由美国探索者一号飞行器带入太空，在宇宙中长期播放。法国波尔多市和日本大分市还建起了知音亭，随着武汉城市文化外向度的扩大，知音文化在市内外、国内外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汉阳琴台是知音文化象征，蔡甸则是知音故里，这是武汉城市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遗产。它所承载的知音文化很有品味和特点。中共武汉市委和市政府对此十分重视，李宪生、涂勇、车延高等领导多次到琴台、月湖进行视察，市委宣传部在2005年所作武汉文化政策研究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月湖风景区的构思。近几年来，对这一地区的环境已进行了大规模整治，仅月湖清淤和拆迁投资达2亿多元。为迎接全国第八届艺术节，正在月湖西岸兴建耗资16亿元的琴台艺术中心。与此同时，武汉新区指挥部、汉阳区、蔡甸区也策划了琴台地区的文化建设与开发。应该说当前琴台地区的硬件建设是大手笔，将使汉阳中心地区变脸展新姿。

在这种态势下，趁势而上，大力打造知音文化，既烘托了第八届艺术节的文化气势，也树起了武汉“知音文化”的名片，同时也将兴发汉阳、蔡甸的旅游，丰富市民重情与和谐的人文精神。我们相信，随着知音文化的扩展和崛起，武汉城市形象将以知音文化而擦亮，进一步展示自己的个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