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和平解放的模式及其历史意义

1949年5月16日，是武汉当代历史上一个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日子。这天清晨，当百万市民从睡梦中醒来时，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一八师骑兵前哨手中那面鲜红的八一战旗，抹红了江城黎明前的那片朝霞。拥有“兵家必争之地”之称的大武汉，兵不血刃地迎来了解放。武汉人民从此告别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与黑暗与屈辱的日子彻底诀别，并张开双臂迎接和拥抱新生活的太阳。

武汉的解放，既非如长春那样因长困令据守者起义而和平解放，亦非如绥远那样由敌对双方协商保持原状、留待日后解决，更非如北平那样让据守者因被重兵围困而被迫进行谈判同意和平接管，而是据守一方有实力与进攻一方抗衡但弃城而逃，在形成“真空”后，由进攻一方和平进驻，从而出现了解放战争史上鲜见的“武汉模式”。在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对既是国民党政府直辖市又是省会特大城市在没有谈判下的和平进驻，武汉实属首例。“大军压境、非战非和、敌军逃遁、完整接管”，武汉的解放创造了有别于北平、长春、绥远的和平解放模式，因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平解放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历史上独树一帜。

“大军压境”是武汉解放模式的先提条件

长江奔流数千里，是全国的第一大江河，在自然地理上将中国分割成南北两大部分，在历史上亦多次成为敌对双方的自然军事分界线。解放战争后期，以武汉为中心盘踞在华中的白崇禧集团，拥有15个军、40个师，总兵力达25万。他们自恃桂系在内战中未受损失，野心大张，拥兵自重，凭借长江天险和江防工事，背靠湘、桂作后方，扼守长江中游，以图实现“划江而治”的阴谋，在华中竭力推行“总体战”政策，密谋组织桂、皖、赣、湘、鄂、豫6省联防，图谋一方面巩固华中地盘，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一方面扩充桂系实力挤垮蒋介石，以造成桂系小天下。然而时间仅仅不到一年，号称“桂系灵魂”、“小诸葛”的白崇禧却完成了从野心勃勃提出“划江而治”到率部仓皇南逃的转变。究其原因，其先提条件就是人民解放军采用大军压境、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事部署的结果。

战争是敌对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较量，是双方指挥者韬略和智谋的竞争。在国共双方决战时期，国民党“兵无斗志，将有离心”，中共便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略决战方针的重要内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后，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事实力基本肃清，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在望。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日后经济建设着眼，十分注意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和平解放国土，尤其注重保护城市，尽量不在城市特别是大的工商城市作战。桂系素称能战，在内战中未受重创，武汉又是重要的工商城市，能争取白崇禧集团不战而降或从武汉溃逃，对解放后的经济建设和西南、华南的解放都具有重大意义。针对白崇禧守撤不定、极想保存实力的心理，毛泽东主席独具匠心，以大家手笔主张对武汉实施战略包抄，大张兵势迫使白崇禧弃城他去。为此，中央军委作出了对白崇禧采取大张军势并适时、适量施加军事压力的战略方针，以争取和平解放武汉的方针。

为实现上述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在平津战役后即令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辖12万余人组成先遣兵团，以肖劲光为司令员兼政委、陈伯均为第一副司令员、唐天际为副政委。其任务是先期南下，在地方部队配合下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尔后相机解放武汉。1949年1月23日，志不在言和的白崇禧一方面在武汉作积极的战守准备，一方面派李书城为信使，北上中原解放区与共产党接触。3月中旬，先遣兵团到达河南，改属第二野战军指挥，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奔袭河南重镇信阳，一路沿平汉铁路东侧插向武汉外围以策应信阳方面作战。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推进到湖北麻城、黄梅及安徽宿松一带。4月2日，先遣兵团攻克信阳。6日，解放河南罗山和湖北黄安，与鄂豫军区部队胜利会师，并统一指挥桐柏军区、江汉军区部队围歼了花园守敌。至4月中旬，先遣兵团全部进入湖北境内，相继解放花园、广水、应山、汉川和鄂东大片地区，并趁隙休整以待时机。形成对白崇禧集团大军压境的初级态势，其目的在于动摇其战守决心。

国共和谈失败后，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以百万雄师全线突破敌人的长江防线，打响了渡江战役。4月23日解放南京后，大军向浙赣迅猛推进，隔断了白崇禧集团与汤恩伯集团的军事联系，造成从赣入湘粤，从南面切断白崇禧后路之势。月底，解放军先遣兵团开始归第四野战军建制，以一部占领监利、孝感正面威胁武汉正面，另一部向鄂东的黄冈、蕲春推进，先后占领武汉东、北、西三方的广大地区，对武汉市区形成了半月形包围之势。在以主力打击汤恩伯集团的同时，以优势兵力向武汉挤压，使白崇禧集团在武汉地区直接面临强大的军事威慑，此为大军压境的中级态势，意在迫使白崇禧下定撤离武汉或投诚的决心。

自5月9日，武汉北大门黄陂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又于5月15日进占滠口和汉口北郊的刘家庙，直逼汉口。白崇禧在武汉以北的据点全部丢失，汉口、汉阳已直接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控制之下。此时的四野主力部队的数十万大军，已经越过了陇海线，即将进入湖北境内，即将压向白崇禧集团龟缩在武汉的这座孤城。5月14日，先遣兵团一部在团风、武穴之间渡江，沿长江南岸西向武昌疾进，对武汉实施迂回包围。5月15日，人民解放军从团风至武穴段渡过长江，位于汉口正面的解放军先遣兵团肃清武汉近郊标子湾、刘家庙之敌，完成了对武汉的战役包围。兵锋直指武汉城下，为大军压境的终极阶段。已陷入被歼灭境地的白崇禧集团不得不做出放弃武汉的决策。

对于白崇禧集团的向南逃遁，人民解放军则网开一面，让其留待日后在适当地域围歼。至此，解放军大军压境，以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功运用，圆满实现了和平完整地接收武汉的战略目标。

“非战非和”是武汉解放模式的重要特点

在武汉解放的进程中，未发生激烈的战斗和重要的破坏，这与长春的解放是不相同的；亦非经过谈判实现和平进驻，这又与北平、绥远解放相迥异。“非战非和”，是武汉模式区别于北平模式和长春模式的重要特点。

纵观人民解放战争的历程，随着渡江战役破灭了白崇禧“划江而治”梦想。以致于白崇禧集团在武汉处于欲战不能、欲和不甘的境地，不得不做出从武汉撤退的决策。企图保存实力退守广西老巢，以待来日再做垂死挣扎。

欲战不能，首先是由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决定的。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在武汉周围形成极大地优势，白崇禧集团虽然有15个军、40个师共25万人，但要用27个师防守宜昌至湖口的千里江防，机动兵力十分有限。当时，白崇禧集团担负着长江天险配合南京作战的任务。其具体部署是：以第四十六军驻守九江附近，以张轸兵团驻守瑞昌以西至武昌以东地段和咸宁地区，以第三兵团防守孝感、黄陂、汉川等地，以第一兵团防御武昌及外围地区，另以6个军的配置在武昌以西至巴东沿江地带或纵深地区。就兵力部署和作战任务来看，白崇禧集团较汤恩伯集团处于弱势，且白崇禧虽在“划江而治”问题上与蒋介石不一致，但与蒋氏矛盾日趋加深，加上所辖的兵力与要防守的区域相比严重不足。根本无力在武汉与人民解放军抗衡。因之只得在战略上外取强势，而实际上采用了对武汉守撤不定、利用“和谈”讨价还价以争取备战时间的方针。其次，武汉的地理条件不利于防守作战。分为三镇的武汉，虽然雄踞中国腹地，控扼东南西北，号称“九省通衢”，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地形无险可守。当先遣兵团夺取信阳，跨过武胜关，进占孝感、黄陂等据点之后，地势平坦低洼的汉口已完全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控制之下；被长江与汉水呈锐角夹持的汉阳，东、北、南三面为水而隔，一旦江汉军区部队自西向东发动攻势，其退路均为江、河所阻；长江南岸的武昌，由于1927年后武昌城的拆除已无城可守，尽管有长江作为天险据有利地形，但此时的先遣兵团已经渡过长江，形成对武汉迂回包抄的态势之下，也处于无险可守的状态之下。这种地理形势，熟知战阵的白崇禧是不会在此用兵冒险死拼的，守住武汉是下策。再次，白崇禧深感在武汉作战还存在“后院起火”的问题。虽然对程潜在湖南“和平行动”早有察觉并采取了防范措施，但不稳的湖南形势使白崇禧集团无法在武汉全身心投入作战。只有退到郴州以后，有可靠的广西作后方，才能无后顾之忧的与人民解放军分出胜负。所以，白崇禧在武汉只能采取走为上策的方针。

在欲战不能的情况下，白崇禧曾一度支持湖北的“和平运动”，给世人放出“和谈”的烟幕弹，其目的是逼蒋介石下野和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企图搞桂系与中共的“划江而治”。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后，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从而使得“划江而治”的阴谋破灭。拥有25万军队和湘、桂地盘的地方军阀白崇禧，是不甘心在武汉言和的。“和”就意味着交出武装和地盘。把枪杆子和地盘看做比命都重要的白崇禧也是不会轻易言和的。

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面对国民党剩余主力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明确指出：白崇禧不是我们打击的对象；白崇禧在衡州以北也不会与我作战。毛泽东主席1949年2月12日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文中指出：在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后，打击的矛头是指向汤恩伯集团，对于在武汉的白崇禧集团主要是“钳制”，使其“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渡江战役发动后，中央又明确指出在武汉地区不会与白崇禧集团打仗。5月9日，由毛泽东主席起草、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关于四野提早渡江和用兵问题致林彪、肖克电》中指出：“以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拟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方法。”四野“应全部推进至以郴州为中心的区域，并准备在该区域与白崇禧打一仗（应估计白崇禧部约25万人左右可能在该区域和我军作战）。”

人民解放军在分析敌方动向的基础上，正确应用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部署，从而得出到郴州为中心地区“与白崇禧打一仗”的决策，将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主力放在了10月份以后在衡州地区发动的“横宝战役”上，从而形成了武汉“非战非和”的特点。

“敌军逃遁”是武汉解放模式的集中反映

武汉和平解放模式存在的根本之点，在于它既不是经过长期围打后国民党军事将领被迫起义导致的长春解放中的“和”，也不是大军压境下经过谈判、逼敌投诚的北平解放中的“和”，更不是做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工作、保持原有建制不变的绥远解放的“和”，而是通过白崇禧集团弃城而逃后的“和”来实现的。“敌军逃遁”，是武汉解放模式的集中反映。

4月20日，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后的次日，人民解放军强行渡江，一举突破了长江下游国民党防线，切断了白崇禧集团与汤恩伯集团的战略联系。随后，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向南浔线运动，与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江汉军区等地方部队疾兵包抄武汉，以20余万总兵力形成合围态势，以优势兵力向武汉挤压，迫使白崇禧下定撤离武汉或投诚的决心。

面对“划江而治”阴谋的彻底破产以及空虚脆弱的江防和崩溃的军势，号称“华中天擎一柱”的白崇禧，虽然一方面叫嚣要与“共军”在武汉决战，另一方面却作出了“放弃武汉，退守广西”的打算。久经沙场的白崇禧十分清楚：在经济凋敝、物价飞涨、民怨掀天的武汉地区与锐不可当的解放军决战，既无物资基础又无群众基础，难逃覆灭命运，莫如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务，必要时退守广西老巢另作他图。为此，他将其嫡系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南撤湘北组织防御以掩护后路，以刚拼凑起来的4个杂牌军布防长江，以第五十八军担任武汉城防，以为他的南逃做好充分的准备。人民解放军渡过天堑长江后的4月22日，他派人在长沙征用湖南圣经会地址，作为总司令办公用。25日，武汉警备司令部颁布治安禁令，湖北省政府开始迁往恩施。27日，调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赴任广西绥靖主任，以加强广西老巢的部署。29日，开始将江北部队陆续调往江南。5月2日，他又亲自飞往桂林部署后于4日返回武汉作撤退准备。5日，他开始调兵南退湘境以保粤汉铁路的安全。6日、7日，又相继飞湘飞桂。5月8日，武汉警备司令部宣布武汉进入战时状态，实行军事管制。此前，武汉疏散委员会已令有关军政人员及眷属向长沙、广州、桂林等处疏散。9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所包用的撤退专车驶离武昌。10日，白崇禧集团主力第三兵团开始南撤。11日，除汉口城防部队外，汉口江北岸的国民党军队已全部撤至江南武昌。13日，白崇禧从广州返回后，15日下午就乘机黯然飞离武汉，当晚，城防部队最后一批士兵撤离武昌。从上述情况看，至少白崇禧于5月初就制定了撤离武汉的计划。因而未与人民解放军在武汉进行战斗，被迫主动撤离武汉。15日凌晨，张轸率第十九兵团4个师在武昌以南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加快了白崇禧集团南撤的步伐。同日下午，白崇禧乘飞机逃往湖南。防守汉口的第五十八军和汉阳守军惟恐南逃之路被切断，在破坏部分公共设施后纷纷夺路而逃，围攻张轸起义部队的敌军亦纷纷逃遁。武汉已呈“真空”状态——据守一方弃城而逃，等待着进攻一方的和平进驻。

“完整接管”是武汉解放模式的最佳体现

在通常的情况下，守方被迫撤离时，往往要进行强制性的搬迁及破坏，攻方很难实现完整的接管。除非是经过和平谈判达到双赢的满意结果。但是，武汉是在“非战非和”的状态下实现“完璧归赵”的。除了部分码头、趸船被炸外，这座江城几乎完好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这种情况一般很鲜见。“完整接管”，是武汉解放模式的最佳体现。

形成上述的原因，除了白崇禧集团后路即将被抄，来不及实施其已制定的搬迁和破坏计划；白崇禧集团内部军事力量的分化，张轸率部在金口起义，迫使执行破坏计划的鲁道源第五十八军迅速南逃外，中共地下力量和武汉各民主人士的活动和斗争，是武汉和平解放“模式”的推动力量。这一时期，以曾惇为书记的中共武汉地下工作委员会和各城工部创造性地运用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群众工作与上层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坚持群众路线，开展政策攻心，因势利导，决策制胜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卓有成效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策反活动，争取了武汉地区一大批国民党党政军警的骨干分子，从不同方面和渠道形成了强大的地下斗争的合力；武汉民众广泛开展的护厂、护校的斗争，使“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取得巨大成效；以李书城、张难先为首的湖北爱国民主人士掀起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最后浪峰的湖北“和平运动”亦在武汉解放史上划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武汉能够完好回到人民怀抱、新生人民政权获得完整接管的基础。

在人民解放战争威武雄壮的交响乐中，武汉的解放模式成为了和平解放大城市进行曲中气势恢弘的篇章。武汉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条战线和第二条战线密切配合的结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成功运用的光辉范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中施展政治智慧、斗争艺术的结晶。武汉的解放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大城市和平解放的内涵。

武汉的解放使原有的鄂东解放区和江汉解放区连成一片，并得到拓展；它打开了沿粤汉铁路南下和沿汉宜公路西进的通道，加速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和武汉以西沙市、宜昌等地的解放。由于武汉是华中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华南进军的重要基地，解放武汉亦就摧毁了国民党在华中统治的基础，宣告了国民党残存的第二大军事集团——白崇禧集团20多万大军败退湘桂粤，进一步动摇了他们在华南和西南摇摇欲坠的统治；源源不断的物资和干部从这里集散开去，为解放大军席卷华南、西南，从而为新中国的诞生和解放战争在全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武汉的和平解放，使得武汉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三镇长期分割的历史得以结束，从而推动了统一的武汉市建制的建立；武汉的和平解放，使江城免遭了战火的摧残，致使新生的人民政权顺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在此基础上，国家在制订和落实“一五”计划期间，在武汉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将武汉由一个商业比重较大的消费性城市转变成为新中国内地重要的工业城市。

经过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建设，武汉已经由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下衰败的三镇，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中国中部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成为华中地区和长江中游的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成为展示湖北乃至华中改革开放形象的窗口。今天的武汉，早已从一个畸形的消费城市发展成为一个功能齐全、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经济实力逐渐增强的特大中心城市；已由一个长期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禁锢的古城，向着光明、民主、进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国际大都市大踏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