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张之洞在湖北的楹联创作及书法

据武汉热线网(nbdnews.cn)讯 在张之洞4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尤其是在清光绪年间，出任封疆大吏，入则枢机重臣，在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早年曾跻身于清流健派的行列，以批评朝政著称。后来转化成为一名后起的洋务殿军、新政主角。他创办洋务活动的指导思想，是把忠君爱国和讲求富强统一起来的。然而张之洞是地地道道的儒臣。他的成就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化的素养上。其文学上的造诣也是非常深的。长期以来，由于张之洞在洋务上的成就压过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因此很少人从文学的角度上去研究他、探讨他。本文想通过其诗文尤其是湖北任内期间在楹联及书法上的成就，展示这位封疆大吏在文学上的风采，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他与凡人的不同。

时代造就的楹联高手

张之洞之父名张锳（1791—1856），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署贵州兴义府知府。张之洞出生于贵阳六洞桥。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今安龙）就读，在兴义府城学习、生活6年。因其勤学不怠、文思敏捷，12岁时便将其所作诗文辑为《天香阁课草》2卷刻印行世。11岁时，张锳在招堤风景区主持修建的“半山亭”落成，召文人、士绅宴集庆贺，张之洞即席作《半山亭记》，仿欧阳修《醉翁亭记》，文章气势恢宏，笔致清雅，时人誉为“神童”。普安县令高式如以龙溪砚赠张之洞。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二名，成为“探花”。1863年，26岁的张之洞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开始步入官场。1867年起，他先后充任浙江、湖北、四川等省学官，在各地倡导兴建书院，培育人才。多年的学官生涯，使他与文化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张之洞是一位身兼政坛重臣、学界巨擘和工商巨头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的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和文化名人。

在晚清的诗坛上大致分为三派，一派是以王闿运、邓辅纶为首的湖湘派，提倡魏晋的诗；一派是以陈三立、沈曾植为代表的江西派，提倡宋诗；还有一派是以张之洞为代表，主张不分唐宋，并咀英华，融宋意入唐格，其弟子樊增祥、易顺鼎倾向晚唐诗。张之洞的诗，陈衍对之评价很高，他说：“相国生平文字以奏议及古今体诗为第一，古体诗才力雄厚，今体诗士马精研，以发挥其名论特识。在南北宋诸大老中，兼有安阳（韩雄）、庐陵（欧阳修）、眉山（苏轼）、半山（王安石）、简斋（陈与义）、止斋（陈传良）、石湖（范成大）之胜。”张之洞《哀六朝》等一系列诗文，则具体反映了他的诗词水平和文化观。他极力维护正统、维护雅文化，反对革新风气和俗文化的流行。

作为同一历史长河中流淌的诗词与对联这两种文学形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正是有了诗文的基础，因而张之洞在楹联创作上也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他一生在山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苏乃至北京等地留下自撰自写的楹联很多。

应该说，时代给张之洞等文化人的楹联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由于清朝统治者对楹联文学体裁的重视，并将骈体文及楹联列入科举考试之中，使楹联创作在经过漫长的发展后达到鼎盛。因此得中的进士、举人，无人不通应对。由于皇帝垂青，身边大臣无不精研对工，以赢得主子的赏识。因一副对联而改变一个人命运者有之。为此楹风日盛，文人墨客以题联巧对为幸事，访胜寻古之际，不免撰联题字，以壮雅兴。进入晚清，楹联的范围逐渐扩大，凡是记述、抒情、议论都可入联；随着语言的变化和白话文、新体诗的出现，长联的平仄要求不像过去那么严格了；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联形式。张之洞为湖南岳阳君山湘妃祠所作的400字的长联打破了孙髯翁所撰昆明大观楼历史长联的记录，成为古今历史长联的名作。张之洞的名字与纪晓岚、翁方纲、阮元、郑板桥、袁枚、何绍基、孙髯翁、梁章钜、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王闿运、林则徐、钟云舫等楹坛高手的名字排列在一起。作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也是清末联语的大家之一，他把楹联创作作为自己的一大爱好。光绪末年，由湖广总督升任清朝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仍喜雅文士开宴，“作诗钟一二”，于是促成了京师的诗钟活动的高潮。

纵观张之洞所作的楹联，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他的抱负和期望，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政治诗来阅读，字里行间充盈着积极向上、奋斗不息的精神。在中国楹联的发展史上，他于长联，于短联，于诗钟（一写诗写联的高雅文字游戏），于“无情对”（对联形式，出句与对句各自通顺成章，须通过别的解释才能上下呼应），皆有突出的贡献与成就。其联语收入《张文襄公全集·杂著》当中，名谓《联语存录》。

在他在任期间的湖广总督衙门大堂内，就曾挂有张之洞的两幅楹联：

北起荆山，南包衡岳，中有九江合流，形胜称雄，楚尾吴头一都会；内修吏治，外肆兵戎，旁兼四裔交涉，师资不远，林前胡后两文忠。

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合岭南东道岭南西道人才，互相师友；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会汉儒经学宋儒经学宗旨，同造圣贤。

这是张之洞到任湖广总督后，对振兴两湖踌躇满志、自励要师法先后赴鄂的林则徐、胡林翼，励精图治而撰写的两幅对联，悬挂在督署大堂，警策僚属。当时为了完成他的宏伟蓝图，张之洞常常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然而张之洞则以楹联的创作与书写作为闲暇时的一大雅事。他平生喜好诗，更酷爱对联，唯有寿文、寿联，便和僚属细细品赏，笑论长短，给喜日增添无限的乐趣。在政务之余，还常给僚属送对联。楹联创作给张之洞带来极大的艺术享受，也是他在湖北武汉留下的一种个人文化。

楹联作品所折射出的“湖北新政”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曾极力推进洋务运动的发展，将早期的洋务运动推向了它的巅峰。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张之洞便在英、德等国的支持下，大力兴办工厂、开矿、筑铁路、练兵、建立新式学堂等洋务事业，成为洋务运动后期实力雄厚、自成体系的洋务集团。对晚清政局的变化，抵御列强的侵略，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新型教育的创办，中西文化的交融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间，张之洞撰写了一系列的楹联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折射出张之洞推行湖北新政的思想和理念。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了中国第一流的湖北枪炮厂，并为它撰写对联：

青霜武库；紫洞云台。

联语出自初唐王勃《滕王阁序》：“紫电青霜，王将军之宝库。”“青霜”，指宝剑，因剑刃锋利，青莹似霜雪，故名。云台，汉代台名。《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武传论》载，东汉显宗追感前世功臣，在洛阳南宫的云台画中兴二十八将，表彰武功创业。洋务派张之洞倡导“师夷长技以自强”，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在对联中巧用典故，恰到好处。

洋务运动后期，张之洞又打出了“求富”的旗号，兴办一批民用工业。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了规模巨大的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都有益于国计民生。他为湖北织布局、制麻局的题联分别为：

经纶天下；衣被苍生。

布衣兴国；蓝缕开疆。

两联言简意赅，很贴切纺织事业实际，他从创业的角度着眼、兴国的境界去认识，蕴含了深厚的“民本”思想。作为封建官僚，创办企业不忘苍生百姓，不忘国强民富，是难能可贵的。

张之洞还十分注意整顿财务，清除积弊，节约公费，更新币制。他在武昌设立银元局和铜元局，铸造铜元，使用银票，搞活了经济。湖北铜元局开创之时，他给其题联为：

岷山导江，蟠冢导漾；阴阳为灾，天地为炉。

湖北银元局设立后，他又作了一副典雅的集句对联：

天用莫如龙；楚国以为宝。

上联出自杜甫的《遣兴》诗，赞叹金银的作用巨大。下联语出《礼记·大学》：“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张之洞巧妙地引用古语，把金钱和道德融为一体，既重视货币的作用，更赞叹以善行为宝，含义深邃。

作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湖北学政，张之洞曾为当时的经心学院提过联：

宋学积分三舍法；楚材淹贯九丘书。

“三舍法”，宋时太学为三等：初入外舍，绩优千内舍，再千上舍。上联对历史久远的“三舍法”予以肯定，勉励学生刻苦努力，争取以优异的成绩逐步登堂升舍。“淹贯”，《新唐书·柳登传》：“淹贯群书”。指淹博贯通。“九丘”则引用《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颖达疏引《尚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下联饱含深情，相信来书院学习的楚地（指两湖）人才，成为“淹贯九丘书”渊博学者。

这一时期，他还为湖北考试院提过联：

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目戋；

衡文只是一节，愿诸生步趋圣贤，不仅登科。

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后，于次年即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武昌营坊口左老天符庙都士湖，将火星堂的原经心书院并入，创建两湖书院，规模宏敞。书院前后有两湖，“风廊月榭，荷红藻荇，雅擅一城之胜”，加之生徒以调取湖南、湖北“两湖”高才生为主，故名。先后任教者皆为硕名家。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下设置的课程为经学、史学、地理、数学、博物、化学及兵操等科，唐才常、黄兴等人皆成就于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之洞将其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张之洞在任期间，曾为两湖书院题写过至少6副对联。

惟楚庆多才，夹袋宏搜，安得万间开广厦；

取人不求备，锁闱清课，何妨六艺重专门。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才，晋实用之”。此处的“多才”、“夹袋”的典故均来自《宋史·施师点传》。“庆多才”盛赞书院所录学子皆优，“夹袋”即“夹袋中人物”，见于原说施师点官至参加政事。注意访求贤才，常常记下放在“夹袋”中，以备选用。上联用此典，称书院旨在“宏搜”人才，并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意，使天下寒士得到进修与深造的机会。下联中的“求备”即“求全责备”，谓对人对事，要求十全十美，完备无缺。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直言“取人不求备”。“闱”，科举时的试院。“课”，考核的课目。“锁闱清课”，即指对学生进行测验与考评。“六艺”，古代学校的教育内容，即礼、乐、射、御、书、数。张之洞在主张“取人不求备”的同时，还提倡“何妨六艺重专门”，也就是说学生可以主攻一门，兼及其他，做到学有专长，求精而求多。这在当时封建教育制度成为许多学子的桎梏的情况下，是颇有见地和难能可贵的。

正气长存，流形一院；学业精进，驰誉两湖。

此联题在书院内“正学堂”。“正学”，谓合乎正道的学说。西汉武帝时，排斥百家，独尊儒术，始以儒学为正学。联用鹤顶格嵌堂名“正学”。“正气”，刚正的气节，也指正派的作风和良好的风气。“流形”，万物运动变化的形体。上联颂赞书院有着“人心正而品行端”的优良学风。“精进”，精心一志，努力上进。“驰誉”，犹驰名，指声名远扬。下联称赞书院众生好学深思，志行不苟，多闻博览，才识出群，致使书院远近闻名，享有盛誉。

主恩先后三持节；臣本烟波一钓徒。

“持节”，古代使臣出使时所持的凭证。魏晋后以“持节”作官名。据有关史料记载，张之洞先后三次赴湖北为官：首次任湖北学政，再次为湖广总督，又次受命督办湖北境内的铁路修建。“先后三持节”即叙此宦迹。“主恩”写承圣恩浩荡，得以三次仕鄂，官运亨通，笔端流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烟波钓徒”语出《新唐书，张志和传》：“以亲既丧，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后泛指放浪江湖、寄情山水、渔樵为友之人。张之洞借用此语，暗喜自己居官得志，闲暇如意，自由舒适，驰目江湖。表现了作者自感平生仕途畅达的欢愉情怀。用“三持节”的自豪和“一钓徒”的喜悦为联题书院，旨在要后学诸生以他为榜样，以求学业有成，宦海无羁。这种写法，倒也别致。

此外，据说还有3联也是张之洞为两湖书院所作，它们是：

远比华阳编士女；岂无刘向传贤明。

河朔人才葛禄记；斜街花事竹垞诗。

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为鹄臣鹄子；

虽有文事，必有武备，法我先圣先师。

张之洞在为湖北武备学堂提联时，通过8字把培养的学生说得一清二白：

才力雄富；士马精研。

在为湖北陆军小学堂撰写的楹联中则为师生们提出了办校的宗旨：

执干戈以卫社稷；说礼乐而敦诗书。

1898年6月，在为湖北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题联时把以农为本的思想贯彻于楹联之中：

凡民俊秀皆入学；天下大利必归农。

这副上下联构成了意味深长的逻辑关系，农业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必靠教育，必靠人才。这正是张之洞创办湖北农务学堂的初衷和良苦用心。为此，他还定下了的“立己达人，知行合一”的校训。

以科举致仕并做过10年省级学政的张之洞在湖北施行教育改革驾轻就熟，他剔除旧科举，提倡新实学，重视培养专门科技人才，不求全责备，这在清朝末年封建势力还相当顽固的时候是很了不起。1898年他写《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因楹联创作时受字数限制，他不可能在联中有多少议论、描绘和抒情，但高手往往能凭借有限的几个字高度炼意，营造出丰富的内涵，高远的意境，让人回味无穷，叹为绝唱。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教育的振兴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而这些人才中有一大批跨越了时代的樊篱，成为民主革命志士或无产阶级革命者，与张之洞为封建王朝培养忠心耿耿的应时济用的洋务通才的宗旨大相径庭，其结果是“种豆得瓜”，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或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或成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较为著名的有黄兴、宋教仁、吴禄贞毕业于两湖书院，均被张之洞选送到日本留学。孙武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毕业于湖北文普通学堂。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武昌东路学堂毕业后，也被派往美国留学，等等。张之洞提倡办新学，打开了一扇面向东西方现代文明的窗子，在科学之风吹进的同时，民主的气息也吹进了这古老而闭锁的国度，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石。他们超出了张之洞忠君思想的局限，成了中国独立、富强、进步的实践者。这比张之洞的强国梦所期盼的更加灿烂辉煌，脱胎于斯，“羽化而登仙”，当为张之洞记上一份功劳。

给荆楚古迹名胜留下佳联

文化人出身的张之洞，十分重视古辈贤人，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任两广总督时他就在广州立有三君祠，祭奠虞翻、韩愈、苏轼。在任湖广总督后，他在湖北巡署内立有十贤祠，祭奠诸葛亮、杜预、陶侃、张九龄、岳飞、卢象升、胡林翼等人。可以想象张之洞对名胜古迹的重视。他曾撰一对联来自况自己的处境：“不合时宜苏玉局，事多天成霍骠姚”（《张之洞列传》，引自《张文襄公全集》卷首）。这里的苏玉局指苏轼，他曾任玉局官提举，故名。霍骠姚指霍去病，他曾任骠骑将军。在他的案头上常放有张居正全集，不时翻阅，并取张居正一诗“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之意，自号无竞居士。

张之洞对武汉的古迹名胜黄鹤楼情有独钟。清同治六年（1867）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在武昌为黄鹤楼题联一副：

江汉美中兴，愿诸君努力匡时，莫但赏楼头风月；

车酋轩访文献，记早岁放怀游览，曾饱看春暮烟花。

1889年，当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黄鹤楼已经于清光绪十年（1884）焚毁。于是他曾拟重建，并主张“此楼当造铁壁，才能避免火灾”，后因种种原因重建方案未能得到实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擢升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后，其门生、僚属捐款在黄鹤楼故址筑建一楼，拟名为“风度楼”，张之洞知道后，建议用“奥略”二字为名，并亲自题写“奥略楼”名，以了却在任期间没有完成的夙愿。在新楼建设中，其两次为奥略楼题联：

对江楼阁参天立；全楚湖山缩地来。

四顾更无人，昔也哗然今也哭；两朝曾论相，释之长者束之才。

后来，他作为督办鄂境铁路建设的京官又回过到武昌，亲自登临奥略楼观览，心中异常激动。作为已经是局外人的张之洞触景生情，叫人取来笔墨，当场写了一联：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皆从江汉起；

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欧亚遥。

这副对联高屋建瓴，可以说是他对推行“湖北新政”后的总结。近20年的苦心经营，使武汉三镇乃至湖北各业欣欣向荣、军队强盛以及京汉铁路全线铺通……此联透露出作者大有以武汉地区为切入点，以谋求中华振兴的勃勃雄心。

汉阳龟山东端禹功矶上的晴川阁修建于明朝，取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句意命名，由汉阳太守范子箴主持兴建。进入清朝后，当地官府曾对其进行过多次重修，飞阁层轩，规模宏大，与蛇山矶头上的黄鹤楼隔江相望。在张之洞的任期间，曾为汉阳晴川阁撰联：

东去大江，那堪淘尽英雄，彩笔尚留鹦鹉赋；

西望夏口，从此永消争战，霸图休即犬豚儿。

由于黄鹤楼被焚毁，晴川阁就显得弥足珍贵，因而政府官员多次督促维修与保护。1902年应汉阳知府余克衢之请，张之洞在晴川阁修葺完工典礼时亲临祝贺，并为晴川阁撰写了对联：

洪水龙蛇循轨道；青青鹦鹉起楼台。

联中的轨道指当年汉阳铁厂的轻便铁路，楼台指晴川阁，作者为当年祢衡作《鹦鹉赋》的地方有一座楼阁的耸立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为清末的政治中兴唱起了赞歌。

张之洞为武汉名胜古迹所作的楹联，远不止这些。有些是通过文字流传下来了，有些则是以掌故逸事的方式得以流传。据说，一次他与来自洛阳的朋友相偕游汉阳。友人有一对句，请张之洞配就成联，张之洞望着江心，思索片刻而就：

洛阳桥，桥上荞，风吹荞动桥未动；

鹦鹉洲，洲下舟，水使舟流洲不流。

作者以同韵字“桥”、“荞”和“洲”、“舟”撰联，使联语音韵别致。这副恰似耐人寻味的绕口令的对联，也表达了他对汉阳鹦鹉洲的赞美之情。

在湖北大地，张之洞还为多处文物名胜题写楹联。诸如：

对苏东坡十分景仰的张之洞在给黄州东坡赤壁二赋堂所提的楹联为：

五年间谪居栖迟，试较量惠州麦饭，儋耳蛮花，那乃此清幽山水；三苏中天才独绝，若尚论东坡八诗，赤壁两赋，还是公游戏文章。

东坡八诗，苏轼谪居黄州时所作的组诗，两赋是指前后赤壁赋。此联凭吊苏轼为官受贬的遭遇，颂扬其文学才华，构思巧妙，语气风趣。在古今题咏颂怀苏轼的联语中可谓“天才独绝”。

在鄂州西山，张之洞留下的对联仍然有苏轼的“大江东去”的回音：

鼓角隔江听，当年短棹频来，赖有诗篇消旅况；

宾僚随屐到，他曰玉堂归去，也应魂梦恋清游。

在恩施好月亭上，他留下的楹联是：

亭如人好；月比山高。

……

张之洞在湖北创作的楹联含有深邃的哲理，凝结了张之洞饱经沧桑的阅历和处世哲学，又运用了丰富的历史典故。虽然读起来较为困难，寓意不是明说，但细细揣摩真意，却很贴切；诗意虽不太浓，但有咀嚼的味道。从张之洞的楹联中也可看出他的正统的文化观。

用楹联给武汉百业“画像”

张之洞督鄂期间，对于武汉的民营工商业也着意扶持提携，对商人“一方面劝导，一方面奖进，而其要归，在期望商人破除旧习，具有世界眼光，发挥商战之能力，俾能挽回利权，地方盖臻繁盛”（《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3页），由于他实行比较开明的工商业政策，武汉迅速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民营产业中心和商埠。为了繁荣民营商业，张之洞将原属于汉口县的汉口镇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899）升格为夏口厅。后来还开办了汉口商务公所，设立汉口商务局，劝设商学商会，创办两湖劝业场（类似今天的百货公司）。武汉三镇的商业取得长足的进步。1896—1905年，汉口内外贸易额增加一倍多。1906年，汉口进出口贸易占全国贸易额的12.04%，几乎接近上海的水平。其后几年间，汉口贸易年额1.3亿万两银，“位于清代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的芝加哥”（《汉口》，水野幸吉）。

张之洞对汉口商业的扶持也体现在这一时期所撰写的楹联里。只要有请，他就对联。比如盐业、酒业、旅馆业、绣货业、笔业、印刷业、书业、书室以及信局等。

胶鬲高踪传隐世；夷吾道术善居奇。（题盐业）

曲部生涯，利占大有；糟丘事业，庆协同人。（题酒业）

随处可安身，直视乾坤为逆旅；当前堪适意，姑邀风月作良朋。

角枕锦衾，扫榻以待；汽车轮船，折柬相迎。（题旅馆业）

锦绣花团，经纶事业；云蒸霞蔚，美富文章。（题绣货业）

晴雨同宜，利宏革履；中西异式，用协咸恒。（题皮鞋业）

莫笑文章多印板；从知大雅尽扶轮。（题印刷业）

未忘麈尾清谈兴；常读蝇头细字书。（自题书室）

万口流传新教育；千秋报纸大文章。（题书业）

五色艳争江令梦；一枝春暖管城花。（题笔业）

梅赠春风来驿使；葭逢秋水送鸿邮。（题信局）

……

一次，武昌的一家汇通银号搬进新址，通过熟人找到张之洞，以求得楹联一副，张之洞于是捋了捋胡须，在铺好的纸张上，拿起笔来，信笔写下汇通银号乔迁之喜：

渐晋成升临丰履泰；师乾观震福益恒颐。

据说在武昌省城，张之洞曾应一理发店老板之盛情邀请，为其撰写了一副对联：

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

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

寥寥数语，便把理发铺子的职业特征表达得淋漓尽致，又显出了撰联人的豪气干云。

张之洞为武汉百业题写的楹联很有文化韵味，对仗工整，用辞典雅，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当时武汉三镇市民中心记口诵，不胫而走，流传不辍。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6）张之洞70岁大行（虚岁）时，柯逊庵中丞为好友祝寿赋诗，张之洞为此贺奉答二首。其中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不辞霜鬓与灰心，庙略坚强挽陆沉。

雄峻直辕通日月，困穷筚路启山林。

醯鸡久笑江神劣，精卫安知海水深。

方悟离乡庄舄老，劳歌已作楚人吟。

“劳歌已作楚人吟”，可以看作张之洞对自己在湖北地区诗文和楹联创作的影响的概括。

将喜怒哀乐倾泻在字里行间

张之洞喜欢楹联这一文学体裁，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把这一题材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这一体裁，他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倾泻出来，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写进字里行间。在他的楹联中，有一部分是用来为朋友们祝寿的，有一部分是用来为友人成对的，但其中一部分也是具有保存价值的是那些挽联。虽然他所撰写的挽联不是很多，但还是能够看出他对同事、部下乃至亲人逝世的感情。通过楹联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哀思。

清光绪十六年（1890）的春天，刚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得知他非常尊敬的一位长者去世的消息，心中怃然，怅惘良久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神州贯长江，其南际涨海。江海幸息浪，砥柱今安在……这位被张之洞视为国之砥柱的人物，便是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的彭玉麟。在两广的防务上，彭玉麟与他，一个年逾古稀，一个四十有七，两人在政治、军事上的配合，简直可以称得上相得益彰，天衣无缝。后来张之洞在给彭玉麟的挽联上这样写道：

五年前瘴海同袍，艰危竟奠重溟浪；

二千里长江如镜，扫荡难忘百战人。

此后，当他得知他的两广总督的前任张树声病逝后，也题写了一副挽联：

代公乏武库之才，岘首哀思，片石人怀羊叔子；

报国示据鞍可用，壶头瘴疠，明珠天鉴马将军。

此联通过“羊叔子”、“马将军”等典故表示对其前任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功绩进行充分肯定。

张之洞在湖北撰写的挽联中，还有一位是在振兴武汉近代军工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并以身殉职的著名科学家徐建寅。徐建寅曾经是汉阳钢药厂的总办，1903年为试验无烟火药被炸身亡。张之洞在他的挽联中这样称道：

中华化学能有几人，从此广陵成绝调；

今日军资为第一事，痛哉欧冶堕洪炉。

此联用了两位古人身亡的故事来悼念徐建寅。三国时魏人嵇康因不满司马氏专权，被害。临刑索琴弹《广陵散》，曲终人亡，遂为绝调。春秋时铸剑名将欧冶子，为越王铸王剑，与干将合作为楚王铸三剑，后不幸坠炉身亡。张之洞托古吊今，以这两个典故痛惜科技人才难得，很是恰当。

除了为逝去的好友作联外，也有为亲人的不幸遭遇而撰写的挽联。其中为长孙张厚琨所写的挽联最为情深意切。张之洞的长孙厚琨，字刚孙，是1898年由湖北派往日本留学的20人当中的一位。由于厚琨在日本参加了革命活动，张之洞很不放心，同时为“避人言”，便于1900年将厚琨召回。1901年秋，日本陆军举行秋操，邀请中国方面派员观操，张之洞认为厚琨经劝导，可放心让他去。未料厚琨抵达日本不久很快就投身入革命党。张之洞很是担忧，急忙指点，要厚琨立即回国。厚琨乘船经上海于这年的12月抵达武汉。张之洞派文武官员在汉口码头迎接。厚琨上岸后，骑一匹高头大马，腰胯东洋长柄军刀。文武官员行礼，厚琨抽刀出鞘答礼。忽然马受惊吓跃起奔跑，厚琨坠马，脚在马镫，刀刺入腹中，一时间，肚裂肠流、头破肢残，身负重伤，第二天不治身亡。当时，张之洞因刚被朝廷赏以太子少保衔，正接待来贺的宾客，忽然得知爱孙坠马，急往探望，见状大悲且愤。为了泄愤，他命人用木棍和竹藤打马，直到打了三天三夜才把马打死。对于爱孙的死，张之洞伤心至极。在众多人送的挽联中，只有这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挽联十分打眼：

宗悫坠马竟戕生，负吾期望乘长风鼓巨浪之志；

汪琦虽殇亦何憾，恨汝未能执干戈卫社稷而亡。

而湖北文武百官中有一候补小吏（知州知县以下的小官）送来的一联最能体现出这位老人内心无法言说的痛苦：“加太保衔，凤爪颁来群吏宴；报长孙死，马蹄踏破老人心”。张之洞于是第二天就委派这名小吏为某县知县。这件事后来也成为了张之洞在武汉的逸闻趣事。

有关以楹联交友的传说

张之洞在湖北大地以联会友、以联交友的传说很多。其中有两件事值得一说。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尚未成名的梁启超对张之洞推行洋务的做法甚为推崇，于是专程拜访。梁启超到了武昌（江夏县治所在地）后，见湖广总督府官威赫赫，门禁森严，根本无法去见到张之洞，于是就写了一张拜帖，上书“愚弟梁启超拜”而闭口不提其官品。张之洞大为恼火，提笔在拜帖上写下一上联叫随从退回。其联曰：

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理称愚弟！

梁启超却在帖子上写一下联，叫人返还：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

张之洞看到下联，觉得梁启超与其性格相投，“有点意思”，亲自出门延请梁启超进总督府一叙。按照当时的等级和礼仪，应该张走在前，梁跟随其后，谁知梁启超亦步亦趋，与其并行，这使得张之洞有些不高兴，于是口占一上联：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一，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梁启超脚不停步，笑吟吟的对出下联：

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

“三教”和“三才”是指儒、释、道和天、地、人。梁启超以下联显示出当仁不让的“底气”，这除了当事者的胸襟，还应有博学，以及所处地位带来的气势。

为了进一步考考梁启超的学问，于是张之洞又口占一联：

天作棋盘星作子，谁人敢下；

梁启超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道：

地为琵琶路为弦，哪个敢弹。

梁启超以对联表达出一个读书人宽阔的胸怀与远大的志向，为此张之洞优礼有加。后来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脱颖而出，名噪一时，印证了张之洞当初的判断。

1894年孙中山留学归国，从京津南归汉口途经武昌时，听闻张之洞办洋务兴实业，欲与之一见，遂投名刺（即今之名片）曰：“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张之洞见孙中山一介书生居然用这种口气同他说话，便在纸条上写出一上联，让门官交孙中山。联曰：

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

孙中山看后一哂，旋即写出下联传进去：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

张之洞见了，暗暗称奇，立即下令开中门迎接。张之洞在出联中大摆官架子，孙中山在对句中则以“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慨予以反驳。两人之联皆各切身份又丝丝入扣，传为一段佳话。

行书为主，隶、楷兼备的书法

生于官宦之家的张之洞，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封建教育。与曾国藩等人不同的是，张之洞算是一位文化官员。他不仅有着良好的文学、史学等方面的底蕴和功底，爱作诗、撰联，同时也爱书法。据悉，张之洞的书法很有功底。青年时期的张之洞就模仿苏东坡的书法，结体舒展，信笔流美，自然生动。清徐珂《清稗类钞》云：“文襄书法东坡。”近人马宗霍《岳楼笔谈》也说：张之洞书学苏东坡，善用侧锋，然有其横肆而无其敦和。从张之洞传世的书法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出张之洞的书法基本上是效仿苏轼的书法，无论模仿者如何企求形似神入，很难出现青出蓝而胜于蓝的局面。苏东坡的行书造型虽显扁短侷促，宛如石压蛤蟆，却能由浑厚之中见洒脱，善于横细直粗的笔画，韵味相当调和，兼以东坡学养深邃，高雅书卷气，更使后世模仿者望洋兴叹。

张之洞的学问事功与恢宏气度，应该说在习练书法的精神上不亚于苏东坡。但他不晓得东坡因为不能悬腕，而且捉笔像我们今天拿钢笔的形式，以致东坡书法装进幻灯机放大欣赏时，每每露出左边有力气，右边太软弱，大有半身不遂之痛。张之洞学东坡书法，连半身不遂都学到了，可见他学苏东坡的书法的毅力了。张之洞对自己的书法作品要求也极高。据说，有一次为了给友人送一把团扇而挥毫。他叫衙役买了50把扇子，一把一把的写，结果只留下一把，其余49把都不满意，全给扔了毁了。在目前市面上所见到的张之洞所写的奏章、楹联等书法作品，基本上以行书为主，也时常写些隶书、楷书等，应该说张之洞的馆阁体大字写得很好，鄂城西山有其题写的“九曲庭”大字。在湖北时，张对僚属多送过对联，任各县教谕者必每人得一联。武汉人喜欢他的书法和楹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张之洞自己撰有一本《学堂歌》，并亲自缮写，后被广泛用作小学教材。此外还著写《广雅堂集》行世。拓本、印本有张之洞的《五钳》、《张文襄公法书》等，均浑重沉稳，笔势开张，力透纸背。

在张之洞所罗致的人才中，杨守敬、张裕钊等都是大书法家，全国驰名，今日仍著。其他如万声扬、张望屺（字曾畴）等，也很不寻常。张望屺是张的文案，毛笔苏体小字写得很好，湖北官钱局发出的一串文的大官票，上印有清帝上谕一篇，就是张之洞命望屺写定制版印行的。由于张之洞的推重，张望屺顿时声誉鹊起，成为书法名家。张望屺居张之洞幕府20年，主管机宜文字，书法得张之洞指授，壬辰（1892年，光绪十八年）、癸巳（1893年）以后，凡屏联、匾额署张之洞名者，基本上是经望屺代笔。别据胡钧编《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载，张之洞的父亲张锳神道碑，系婿鹿传麟撰文，张望屺书丹。

清宣统元年八月，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的老臣张之洞，怀着对朝廷的满腔忠诚，怀着满腹的愤懑、满心的忧伤和满眼的失望，离开了纷乱嚣扰的尘世。纵观他的一生，自26岁探花及第步入仕途，由翰林院编修而学政，继升国子监司业、左春坊左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读、右春坊右庶子、日讲起居注、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外放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兼两江总督达26年。71岁擢升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置身中枢，官高爵显。清廷褒扬他是“望重耆贤”，士林佳誉他为“南方北斗”，可谓声名显赫。

清王朝的最后的40年里，尤其是在湖广总督的任上，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交通、外交等各个领域，他的声音、影响和作用遍及朝野，无时不有，无事不在。他在荆天棘地中，奉持着“启沃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的宗旨，为摇摇欲坠的末代王朝呕尽了最后一滴血！张之洞死后，既没有给后代留下豪华宅院，也没有留下金银财宝，惟有书籍数万卷。与同时的官僚家庭相比，俨然是寒儒之家。他平生抱定“三不争”，即不与俗人争利、不与文人争名，不与无谓人争闲气，自号“无竞居士”。但是张之洞为儿女、为子孙、为后世、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为维护主权独立不屈服外来势力、时刻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的爱国精神，奋发图强、百折不屈、坚忍不拔、勇于探索的进取精神，以民为本、为民谋利、清正廉洁、心术大中至正、不事倾轧、团结合作的为官精神，勤勉刻苦、潜心钻研、一丝不苟、力求深厚博大的治学精神等等。在诸多方面，他对当时、对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他也是一位末代封建王朝的卫道者，为此而镇压人民的反抗，镇压革命党人。他的著述诗文、奏议电牍等编为《张文襄公全集》流传下来，其中无处不闪烁着他爱国爱民、图强自立和奋发向上的思想光辉。他的文章、奏议乃至他撰写的诗歌、楹联及书法，独具风格，卓然一家，以其雄浑的气势、激昂的节奏、优美的词藻和开朗的思想，给人以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