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内的武汉市一直备受湖北其他城市的诟病，因为它在湖北地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湖北省的整体格局中，武汉市位于省内最为重要的地理位置，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并且吸引着省内资源。因此，武汉市的居民以掌控整个省份而自豪。
然而，武汉作为湖北的中心，并非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事实上，在历史上，湖北或楚地曾经拥有多个其他的中心，武汉崛起的历史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悠久。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湖北省会的更迭历程。
湖北省并不是一个自然边界明显的省份，在与周边省份存在着一些奇特的交叉地带。例如，湖北和河南各自占据了南阳盆地的一部分，湖北和湖南之间的划分也不完全按照长江划分，而恩施和十堰这两个地方则深入山区，与周边的重庆、湖南和贵州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然而，湖北的核心地带——江汉平原，确实具备较为明显的自然边界。东北方向的桐柏山到大别山一带是湖北、河南和安徽之间的分界线；东南部的幕阜山则是湖北和江西之间的分界线；正南方的长江可以看作是湖北和湖南的分界线；而西部的边界一直延伸到汉江以西的武当山和荆山。这样的三角地带正是湖北与历史故事相关的主要舞台。
然而，仍然存在一个缺口，即位于湖北和河南之间的南阳盆地，是北方和湖北陆上交通的主要通道。这条由于南阳盆地的广阔而形成的通道成为中原地区向南方传播影响力的关键通道，中国早期先进文明向湖北乃至整个南方渗透的前哨站。然而，这里往往以南方的失败作为战争与北方先进文明碰撞的终结。因此，虽然这里经常是北方先进文明传入湖北乃至整个南方的前哨站，却并不适合成为统治湖北核心地带的中心。
古代湖北地区还有一条重要的水路通道，即汉江。汉江是湖北的标志性河流，对湖北的中心变化也产生了影响。汉江源自陕西省秦岭南麓的沮水，在历史上这条大河的源头可以沿西汉水继续向上溯，但对于湖北来说，这个变化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汉江连接着汉中和湖北的核心地带。如果越过秦岭，就意味着连接了陕西的核心地带关中和湖北。这将楚国和秦国这两个被认为是荒蛮地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汉江的流域在早期成为了两国合作对抗中原传统强国的友好通道，在战国时期却变为了两国交战的前哨。因此，在选择中心的时候，楚地的统治者也不希望中心过于靠近汉江的上游，以争取更多的缓冲空间。水陆安全的需求使得湖北的中心地位逐渐显现。
这样的地理逻辑在楚国存在时最为明显。当时，周天子希望教化南方的蛮夷，但这些南方蛮夷聚集在南阳盆地乃至更远的江汉平原，只要有机会就能够组织力量向北进攻中原王朝的腹地河南。这使得中原人很难长期维持南方边境的稳定。为此，周天子在这里设立了许多同姓诸侯国。
这些小国都位于汉江北岸，因此被称为“汉阳诸姬”，但与现在的汉阳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重点防御对象是在周和商争夺中活跃于汉江流域的楚国人。据传楚国人在周和商争夺时选择了武装中立，直到周天子统一天下后才进京朝觐，接受了封号。这让周天子心存芥蒂，并对楚国进行了各方面的限制，无论是封号级别（楚王实际上只是子爵级别），还是领土范围。
楚国早期的首都位于如今的河南淅川县，被称为“丹淅会和之地”。这是一片位于秦岭余脉之间的小盆地，背靠丹江，因此被称为“丹阳”。这里离中原文化中心比较近，有利于楚国学习周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结合楚人善战的特点，比“汉阳诸姬”更具竞争力。
然而，仅凭这个地方的力量，他们无力与周人进行正面对抗。再加上中原人对楚国的鄙视，楚国人决定前往南方寻找更广阔的天地。经过一番周折，他们将新的都城选在了现在的荆州，即“郢都”。
对当时的地缘条件来说，荆州虽然可能不是楚国最理想的首都，但却是最符合楚国战略利益的首都。楚王们受到北方威胁的年代，不愿与傲慢的周人过多接触。在消灭了周天子的“汉阳诸姬”后，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长江流域。荆州控制长江中游，北上可以构成威胁巴国，顺江而下可以扩张到吴越，对楚国非常有利。
同时，荆州附近的长江曲折多样，有利于泥沙淤积，有潜力成为肥沃的平原，对于发展周边经济区也有好处。选择荆州作为楚国的中心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远见的决策。
然而，云梦泽这片地方成为了武汉出现之前的湖北真正的泽国。云梦泽位于长江和汉江交汇之前形成的三角地带，而荆州恰好在云梦泽的西岸，这也是荆州成为楚国首都的决定性原因之一。如果选择云梦泽东岸作为首都，将显然超出楚国早期核心控制范围。
然而，云梦泽在历史上消失了。到了南北朝时期，云梦泽已经被泥沙淤积，基本上变为陆地，只留下一些小型湖泊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一片大泽。这也是为什么湖北被称为“千湖之省”。
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实际上讲的是洞庭湖，与实际的云梦泽完全不同。
云梦泽消失后，武汉作为陆地出现在湖北的版图上，这个地区的区位优势立即显现出来。
武汉位于汉江和长江交汇处，是罕见的陆地三角洲。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在和平时期，这里可以沟通至少三个方向的物流和人流，自然地成为关中、巴蜀和吴越三个重要区域的交接地。即使在水运时代，这个优势可能不太明显，但看看在铁路兴起之后，武汉作为无与伦比的交通枢纽地位，就能明白它的重要性了。大量的交通流动让这个地区得以迅猛发展，很快就具备了与荆州竞争的能力。
云梦泽消失给武汉留下了最后的礼物：肥沃的湖底淤泥。这种充满营养物质的淤泥比荆州积攒的水中泥沙更加肥沃，对农业发展更为有利，使得武汉地区拥有足够的农业承载能力，能够养活大量的人口。
武汉在元代之后成为湖北的行政中心。元代设置了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武昌正式成为湖北的行政中心，而汉阳军升格为汉阳府，协助武昌管理湖北长江以北的地区。
到了明朝，汉口的淤积工作也完成，形成了商业中心。武汉三镇形成完整的地区优势，其作为湖北的省会地位再也不可撼动。
将武汉三镇作为湖北的中心，对湖北来说具有深层次的意义。湖北比长江以南的湖南和江西在科技和政治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这是由于中国早期的文明传播方向是由北向南的。湖北的边界超出了长江南岸一大块，直接接触到岳阳，占据了湖南的优势。在江西一侧，虽然没有占据长江沿岸的优势，但因为庐山和鄱阳湖的阻隔，拉拢了富裕的九江。
武汉横跨江两岸，老家武昌位于江南，凭借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岳阳和九江这两个湘赣重镇也纳入了武汉作为湖北省会的影响范围。最理想的大武汉版图就此出现。
武汉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位于长江干流的中间位置，又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与长江的交汇处。从南北方向看，武汉又是古代华夏地区的中心位置。可以说，武汉就是中国古代的地理中心，有“九省通衢”之称。
中国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孙中山很早就注意到了武汉的重要位置。1897年，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一都四京”的方案。他说“仆常持一都四京之说：武汉，西京，东京，南京，北京”，这里的西京是重庆，南京是广州，东京是南京，北京是北平。孙中山将武汉选择为中都，可见他对武汉的重视。
章太炎的《相宅》记载了孙中山在1902年关于定都的言论，其中有“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孙中山认为，如果选择在南方定都，那么最佳位置是武汉。孙中山的理由是：“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足以转输矣……北望襄樊以镇抚河雄，铁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长城，其斥侯至穷朔者，金陵之绌，武昌之赢也”。
十分凑巧的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了起义，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开始瓦解。然而，武昌并没有成为首都，之后南京和北京相继成为都城。到国民大革命期间，汪精卫迁都武汉，就有完成孙中山想法的意思，但是又被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取代了。
再纵观中国古代史，发现武汉从未成为过首都。在先秦时期，武汉一带还有大湖泊“云梦泽”，因此这里还没有城市，楚国的首都也选择在了郢（荆州）。之后，荆州长期成为长江中游的重镇。到了西汉时期，武汉一带终于出现了一座城市——夏口。三国时代又重新修建了夏口。在东吴时期流传着一句民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表现了当时武汉的落后。
到了隋唐时代，随着南方经济的开发，武汉的地位逐渐重要了起来。唐朝时期的江夏和汉阳城逐渐形成了长江中游的商业重镇，被称为“江城”。李白曾经在此写下了多首诗篇，如“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不过当时武汉的地位依然不过荆州和襄阳，唐朝初期，东突厥南下，唐朝就考虑迁都襄阳。
到了元朝时期，武汉的地位上升，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这是武汉第一次成为地区的行政中心。明朝，武昌依然是湖广的省会。到了清朝，两湖分家，武汉成为湖北的省会。此时武汉的优势就显示了出来，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镇成为了四大名镇之一，号称“楚中第一繁盛处”，为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
但是从元朝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为农耕+游牧的二元制帝国，首都一般都选择在了农耕—游牧的过渡地带——北京。因而，武汉自始至终没有成为首都的机会。在早期，这里是湖泊、沼泽；在秦汉到隋唐，武汉逐渐从一个县发展到了大都市，但是比不上荆州和襄阳；在武汉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的时候，全国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另外，古代王朝之所以没有选择定都武汉，还和武汉的地形有关。武汉处于江汉平原中间，四周无险可守，这在古代算是比较致命的。而他的对手南京至少还被称为“龙盘虎踞”“千古佳丽地”。另外，虽然武汉早已不是湖泊，但是依然受到洪水的威胁。在三峡工程没有修建的时候，武汉是很容易被大洪水淹没的。如果皇帝定都于此，估计每年都得重建皇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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