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爱国实业家陈经畬

陈经畬

在武昌九峰山回民公墓的青松翠柏间，葬有一位纯粹的老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对他的评价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位逝者就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陈经畬。

实业救国

陈经畬，名庆纶，字经畬，1880年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回民家庭。家有沿袭的两三台木机，手工纺织黑缎，自织自销。清末时传统的手工业日趋没落。陈经畬幼年时家道渐中落，他在仅读过几年私塾后，就到一家钱米店当了学徒、店员，后去南京天益钱庄做会计助理。

1901年陈经畬只身自南京来到武汉，通过表兄金润之和同乡族人马棣臣的帮助，到汉口义顺成鞋帽百货店管账。1905年陈经畬由股东资助5000两银子入股，接任义顺成鞋帽百货店经理。

九省通衢的汉口，各方商贾云集，同行之间，竞争异常激烈。陈经畬经营的义顺成鞋帽百货店重信誉、重管理、重质量。自产自销的布鞋，均用进口优质直贡呢做鞋面；布底全用新布，不掺杂碎布；则做皮底，都用真牛皮。质量上乘。他还请制鞋名师，仿流行的苏杭款式，所制鞋款新颖俏雅，在武汉销路畅广。在十几年的艰苦创业中，业务范围扩展到京广百货、桐油、纺织、化工等，使“义顺成”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杂货铺成为武汉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随后，他开设经营出口桐油的义顺泰油行，也很快在武汉、上海等地享有盛誉。

1899年，南通实业家张謇提出“实业救国”，在南京开设淮海银行，办大达轮船公司，与洋商抗衡。这对年轻的陈经畬产生极深的影响。1905年至1908年全国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及1915年全国掀起反对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运动，更加激发陈经畬的爱国热情，他决定开工厂办实业，寻求实业救国之路。陈经畬筹集资金二万四千两白银，在汉口投资创办了“汉昌烛皂厂无限公司”，公司建有老式五开间厂房四进，职工40多人，购置有煮皂锅、镔铁冷桶、晒皂架、脚踩手捶木模打印机、铜模脚踩打印机、拉条机及其他若干设备，生产“七星”牌、“军人”牌、“禄字”牌肥皂。生产初期获利甚微，但是陈经畬很快调整产销思路，亲自规定配料、标准，不惜重金从上海请来名师指导生产，利用回民同族、同乡的关系，在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四川、江苏等地建立销售网络，根据回民不用动物油脂的特点，生产出的清真肥皂不仅大受回民的欢迎，还远销东南亚一些穆斯林国家。陈经畬还组建推销团，插上彩旗，敲着锣鼓，亲自推着皂箱小车，送货上门。“汉昌”烛皂产品质量与英国商人生产的“慎昌”牌肥皂不相上下。他还给各经销户每箱嵌进几个银角子，每有顾客和商贩，他就向他们宣传购买国货的道理。陈经畬还创造性地做广告，呼吁国人购买国货，他在河南、湖南、江西、四川、江苏的主要城镇，张贴“多用一份国货，就是抵制一份外货。诸君请用汉昌七星牌、婴孩牌国货肥皂”的广告，扩大知名度，“汉昌”肥皂年销售量由2万箱猛增至5万箱，后增至7万箱。

为了支持国货，陈经畬将供应商也改为国货商，将制皂的主要原料烧碱、泡花碱由进口英、德洋行，改为进南京永利厂的煤碱和老天利厂的泡花碱等国货。但直接影响肥皂质量的原料硬化鱼油只能用日本货，于是，他动员两个儿子在大学攻读化工系，以便将来制造纯粹的国货肥皂。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全国一片抵制日货的呼声中，陈经畬毅然将“义顺成百货店”改为国货店，不再经销进口商品。为了提高国货肥皂的竞争力，陈经畬决心把“汉昌”办成现代化肥皂生产企业。1935年，陈经畬增资三十万元，从上海订购肥皂制造设备，从德国订购从肥皂废液中提纯甘油的设备，将汉昌皂烛厂改造为机械化生产企业。1938年，制皂设备安装完毕，遭日寇进攻武汉。武汉沦陷前，他拒绝日商派人劝他留汉合作的“建议”，毅然关掉义顺成国货店和义顺泰桐油行，将肥皂厂部分设备迁到重庆，另一部分设备拆存于汉口英租界仓库，在1940年被日机炸毁。甘油厂房被日寇强行霸占，机械设备被劫。至此，陈经畬所有产业全部停顿，蒙受巨大损失。

1941年5月，陈经畬绕道香港到上海法租界，准备买下无敌肥皂厂的设备和商标，再次生产肥皂，被日本宪兵和汪伪特务逮捕。日军知道陈经畬在工商界的名声，威逼他“合作”，陈经畬以自己只是做买卖的生意人，不懂得办公家的事拒绝合作，宁死不当汉奸。后经友人营救，以重金保释出狱。抗战胜利后，陈经畬带长子元直、次子隆恕再次来武汉复业。他对长子陈元直说：“抗战胜利了，和平建国有望，我要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

1946年4月，汉昌肥皂厂、义顺成百货店和义顺泰油行复业，全部复业资本4亿元法币，折合战前币值9万余元，仅值1938年“汉昌”一家资本额30万元的三分之一。其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导致市场严重萎缩，通货膨胀，加剧企业的资金链的断裂，濒临破产。

武汉解放后，汉昌厂得到政府的扶持，不仅能生产肥皂、甘油和牙膏，而且年年盈利。1954年陈经畬申请公私合营，1955年，政府批准汉昌厂公私合营，改建为“武汉化工原料厂”，生产多种现代化工原料，产品远销国内外。解放前他梦想“实业救国”，发展本民族企业的愿望，在解放后终于得以实现。刚刚解放的中国，百废待兴，陈经畬看到国家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把自己的股票和利息全部捐献出来，不再领取一分一毫。他还将在庐山牯岭的别墅、汉口联怡里的私宅献给国家，用做工人疗养、住宿。

20世纪40年代，陈经畬的汉昌肥皂厂商标

教育为民

陈经畬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还十分热衷于社会福利事业。也许是他从小饱受困苦，在他的事业刚走向成功时，就立下“日后事业有成，定为贫苦人谋福利”的宏愿。陈经畬看到回民中很少有人接触到科学知识，成人有80%的不识字，近几万的学龄儿童无法学习文化。因为没有文化，大部分回民则从事餐馆、摆摊、拉车等辛苦的行业。他决定教育富民，教育救国。

1912年，陈经畬在武汉购置二层楼门面房10间，以租金所得在家乡南京设回族子弟助学金，以父亲陈秋潭之名起名为“秋潭助学金”。助学对象为在校学习成绩总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品行优秀的贫寒回汉子弟，个别成绩优秀者一直培养到大学。1915年，他捐银一万两，又从“义顺成”的赢利中拿出一千两，设立“预悯堂”专户，后每年他自己和“义顺成”分别认捐两千两存入“预悯堂”专户，还在江宁附近购置田产近600亩，所得收益存入预悯堂”专户，作为兴办儿童福利基金。1924年，他与同乡好友杨叔平合办“南京适道小学”，奖助贫寒优秀子弟，1932年扩大为“南京和平门清真寺小学”。

1931年武汉特大洪灾，许多孤儿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生活无着落。陈经畬倡议成立一个机构，收容这批孤儿。得到汉口工商界名流贺衡夫、黄文植、苏汰余等人赞同，很快就募集捐款10万元，在中山大道建立了汉口孤儿院，陈经畬任院长，聘请有儿童教育事业经验的朱涵珠任校长，聘请毕业于南京两江师范学校的李嘉禾为院务主任。汉口孤儿院开办当年就收容孤儿300多名，陈经畬认为，办孤儿院不仅仅是给孤儿以谋生自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培育人才。因此孤儿院办小学，孤儿从小学毕业后，如能考取中学，则从“秋潭助学金”中补助，直到大学毕业。1931年，“预悯堂”的专户资金本息达到6万元，陈经畬与好友杨叔平经过考察后，两人再度合捐16万元，专户资金共计达到22万元，于1934年共同在故乡南京太平门外创建南京孤儿院，孤儿院占地88亩，建有房舍120间，以“授予普通知识与生活技能，俾能自主”为宗旨，招收8—12岁的孤儿，实行“带经为锄、教养兼施、可以为农、可以为仕”的方针，免费供给衣、食、宿，并教授基础文化和一定生活技能。孤儿院建有颇具规模的体育场、图书馆；农事实习地有农艺园、养蜂场、牧场、鱼塘、果木园、菜园等；工艺室有缝纫室、织布室、木工室、豆腐作坊等。在学制方面，12岁以上的白天以学习劳动技能为主，晚上补习文化课程；12岁以下的以文化学习为主。孤儿院还附设两所小学，供孤儿和周围贫困儿童免费求学；规模最大时有孤儿300余人，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成为教师、工程师、军官和农艺师。南京孤儿院的建立得到陶行知先生的支援，常介绍教师去孤儿院任教。陈经畬聘请著名教育家、南京国立第一中学校长李清悚为董事，李清悚经常到院具体指导。此外，陈经畬积极弘扬穆斯林文化，曾于1935年在汉口刻印了刘智的译著《天方典礼》数千册，分送各界。

陈经畬在汉口、南京创办孤儿院的善举，得到社会广泛赞誉；国民政府特授予他“褒”字奖章一枚。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上海中华职教社社长黄炎培送给孤儿院的贺匾为：投入群众，孤儿不孤。陶行知的贺匾是：都是可怜人，到此处来，要当做自家儿女；奉劝小朋友，向上流走，莫辜负这样栽培。

在1931年武汉大水时，陈经畬的工厂商店蒙受重大损失，但他毅然出任湖北省水灾急赈救济会副会长，用大部分时间从事救济工作。水灾过后，他又担任湖北省水灾善后救济会副会长，安排难民的收容救助工作。这是他第一次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工作，从而在汉口工商界树立了声望。

1938年夏，各地流亡到武汉的难民日益增多，为方便流亡回族同胞的生活、饮食习惯，陈经畬出资在汉口设立回教难民招待所，专门接待各地流亡武汉的回族难民，为他们提供清真饭菜和住宿，特别困难的回民，酌情发放衣服被褥等。

参政议政

1948年秋，陈经畬读到由中共地下党送来的《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文件，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1948年冬，汉口孤儿院教师、地下党员王延曾（化名林允中）被捕，陈经畬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营救。孤儿院校长朱涵珠说需要金条现洋贿赎，他一口答应：“我向会计打个招呼，凭你的条子去拿，要多少拿多少，无须我签字。”营救最后虽然失败，但陈经畬的言行让地下党组织十分敬佩。武汉地下党工作委员会书记曾惇曾回忆时说：“李书城、陈经畬、朱裕璧等社会知名人士曾为掩护我们出过很大力，甚至担了不少风险，他们对党的事业是有贡献的，我们永远不会也不该忘记他们。”

武汉解放前夕，一些工商界上层人士远避上海或香港。陈经畬对友人说：“这是国共之间的战争，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无须去港”，“别人要走，我决不走”。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他和张难先、李书城、喻育之等各界上层人士，组织武汉和平促进会（后改为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和武汉市治安委员会），任该会财务组长，会同副组长华煜卿、赵厚甫等多方筹措，与国民党武汉市守备司令鲁道源直接谈判，以送军警“酬劳费”的名义，换取他们撤退时保全市政设施、工厂和百姓的安全。

1959年，武汉市副市长、武汉市工商联第一、二、四、五届主任委员陈经畬在市工商界“双献”（献知识、献力量）运动大会上作报告

1949年9月，陈经畬以华中解放区的代表身份赴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历任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等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陈经畬动员儿子陈隆悌、陈隆恺离开学校，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报效祖国。他领导的武汉市工商联，先后组织有8万名和10万名爱国工商业者参加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在他的带动下，武汉市工商界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战斗机44架。

1967年5月29日，陈经畬因肺癌去世，终年87岁，葬于扁担山公墓。1988年3月，迁葬于武昌九峰山回民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