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企业航母—苏汰余创办“裕大华”

《汉口竹枝词》云：“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汉口是商业城市，也是一座移民城市。汉口人大都来自五湖四海，苏汰余就是一位来自四川的移民。在上世纪初叶，他用自己的智慧在汉口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内陆民族资本产业系统。直至今日，以他为主所创办的有着民族企业航母之称的“裕大华”老号依然在中国商界熠熠生辉。

商场大谋略

苏汰余（1886-1948年），本名叫苏必润，字存，四川巴县人。少时在他父亲的东川书馆读书，1907年在重庆《广益报》社工作，因撰文讥讽清廷受通缉而逃到汉口，改名苏汰余。随后，苏汰余投奔到他父亲的好友刘象曦开办的德厚荣百货土产号当文书，由于其做人勤勉通达，精于文墨，深得副经理徐荣廷赏识。德厚荣的老板刘象曦是川商，光绪末年将德厚荣的总部迁到汉口，资本有数百万两白银，其在汉口的生意主要交由徐荣廷来打理，很快，苏汰余凭自己的才智成为徐荣廷的左膀右臂。

1927年时的苏汰余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湖北纺织、纺纱、缫丝、制麻四局。但自从1890年开办湖北布局后的10余年间，布、纱、丝、麻四局亏损严重。1902年“四局”实行招商承租。1911年，鄂督瑞激将“四局”改租给大维股份有限公司。辛亥革命发生后，大维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伯森逃离武昌，“四局”陷入停工状态，鄂军都督黎元洪遂派员接管“四局”，决定另行招商承办。这时，苏汰余意识到这是个赚钱的极好机会，他建议徐荣廷承租“四局”，他分析说“要想承租‘四局’，一要有钱，二要有权，这钱咱们可以请我们的老东家刘象曦投资；权在鄂军都督黎元洪手中，凭您与他的‘金兰之交’，这事一定能办成。”

1912年，徐荣廷顺利地取得了“四局”为期10年的承租权，组建了楚兴公司，刘象曦任经理，徐荣廷任副经理，苏汰余主管财务兼文牍。苏汰余还举荐留用原“四局”的两位老人：一位是原布局管事张松樵，一位是会计姚玉堂。

张松樵虽不是纺织专业的科班出身，但工作细心谨慎，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楚兴公司开业后，纱支的捻度轻重总不合适，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张松樵经过仔细排查，发现英国人为垄断技术，在安装机器时，故意漏装上项牙盘，于是他重新进行装配，终于生产出合格产品。通过这件事，苏汰余建议楚兴公司实施两项举措：一是扩大资金积累，二是创办了自己的纺织专科学校。

为了得到更牢靠的承租权，楚兴公司从1914年11月开始，每年向湖北省政府增缴租金8000银两。又从1919年4月开始，每年认缴湖北省政府“特别捐银”2万银两。在整个10年租办期间，楚兴公司获利竟高达1400余万银两，除去主要股东刘象曦获得的巨额利润外，徐荣廷分得股息、人红五十万银两，苏汰余和其他两位高管张樵松、姚玉堂各分得30万两白银。对此，湖北的大小军阀垂涎三尺，他们极力刁难，并制造借口在承租期未满时，提前夺走了楚兴公司对“四局”的承租权。虽受此挫，但苏汰余却积累了经办近代企业的经验，他未雨绸缪，逐年扩大资本的积累，为后来投资开办机器纺织工业企业准备资金。

在1919年时，苏汰余与徐荣廷、张松樵、姚玉堂、黄师让等人共同出资，筹银156万两，购纱锭3万锭，布机500台，在武昌兴建“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鄂厂”。苏汰余建议新的企业应为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实行董事长负责制，厂址选在临江的武昌官钱局旧址上。这里地势宽阔，地价便宜，且临江靠近码头，船运方便。但也正是由于厂址临江，地基是多年沙土沉积而成，地势低洼，土质松软，容易渍水。“裕华”的股东们为此犹豫不决，苏汰余用汉阳兵工厂的废弃铁渣铺垫，这样填平洼地，又夯实厂基。在1931年武昌遭特大洪水袭击时，厂基厂房也没有发生下沉，安然度灾，照常开工生产。

旧时缫丝女工

“裕华”建厂伊始，苏汰余决定筹资210万银两在交通发达的石家庄再辟一个新的基地。石家庄是河北省重要的产棉区，每吨棉价较武汉低一半以上，同时又是京汉、正太两条铁路干线的交汇点，周边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十分方便。

石家庄“裕华”大兴纱厂于1922年10月开工，购置美国纱机2万锭，布机500台，1000kw透平发电机，拔拍葛锅炉等整套设备。“裕华”大兴纱厂前期产品产量和质量都不如武昌的“裕华”鄂厂。为此，苏汰余带着技术师石凤翔从武昌赶到石家庄，对车速、运转等进行一系列改进，大兴纱厂很快就步入正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达到当时的先进水平。苏汰余换下大兴纱厂长张荫莆，由有技术的石凤翔担任厂长。在石凤翔的带领下，大兴纱厂又增加纱机1万锭，1500kw透平发电机一台，毯机8台，成为纺、织、染设备齐全的大型纺织企业，年盈利高达百万两白银。

传奇“裕大华”

1927年，武汉局势动荡，加上连年灾荒，人民生活极度困窘，购买力大大下降，出现“花贵纱贱”的局面。许多厂家陷入严重亏损，纷纷倒闭或者转卖。“裕华”鄂厂每日产量仅仅十余包。公司董事长徐荣廷心急如焚，又束手无策，遂让位于苏汰余。

苏汰余出任董事长后，在加强管理、改进技术、更新设备、降低成本的同时，大力培养会管理、懂技术的专门人才，派萧厚生、王子江和艾衍畴等人赴日本学习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但日本人对技术保密，萧厚生、王子江和艾衍畴等虽然没能学到技术，但通过观察日本工厂的管理，却得到四点发现：一是日本工厂的管理人员常下车间，进行检查并协助清洁工作；二是毕业生初进工厂，先下车间实习，再正式安排工作；三是日本工厂要求纱机平车工作次数多，因此质量较高；四是看车工人只有裕华的三分之二，效率也高于裕华。苏汰余仔细权衡后，决定再派负责技术工作的汪文竹和技术骨干许伯馨赴日本实习考察技术。苏汰余为确保实习考察成功，通过关系让中国驻日本公使出面介绍，并更改汪文竹的名字和许伯馨的身份，顺利地让汪文竹、许伯馨进日本工厂实习一年，汪文竹学纺纱，许伯馨学织布，实习期间参与全部生产活动，并学到清花和浆纱两种日方不外传的技术。苏汰余两次派人赴日本参观实习，为“裕华”培养了专业人才。

1929年秋，苏汰余与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筹建湖北省棉业改良委员会。当时湖北种植的棉花纺不出20支以上纱，只能纺出16支纱，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苏汰余对此提出：以徐家棚农场为棉籽实验基地，另建分场扩大试验场地；从出口棉花中，每担抽出六分，作为实验推广经费；请浙江农学院和河南大学的专家指导。在改良委员会的努力下，终于培育出生产20支以上纱支的原棉。

苏汰余还提出一系列金融措施保证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如：发行公司债券；设立折旧基金；企业无盈利则减发股息；公司分庄的盈余不纳入分配；购置机器设备、增添固定资产，均从当年利润内支付；各种“政府贷款”，不管能否收回，均在当年核算中除账。至于借入资本，90%都是来自内部存款，多以“附股”的形式长期存放企业使用，按股本一半发给“存单”，“只准生息，不准取本”。苏汰余的这些资本积累措施在1931年湖北水灾后的企业重建时避免了一场“收购风波”。1931年湖北特大水灾后，社会购买力下降，日本的纱厂又大量倾销，天津银行副经理束云章通知华北地区各纺织厂代表到天津开会，内容是发放贷款。许多民办厂为避免马上倒闭，除石家庄“裕华”大兴厂的代表汪文竹外，与会的各厂代表都接受了银行的贷款和附加条件。会议结束了，中国银行有人问汪文竹，难道你们真的不需要贷款吗？汪文竹说，“裕华”大兴厂有股金300万元，历年积累200万元，股东和职工的存款近200万元，共计7百万元的资金，所以不需要你们的贷款。事隔不久，凡是接受贷款的厂家，或被代管，或被收购，或受中国银行的种种摆布，而“裕华”大兴厂却躲过了这场收购劫难。

解放初期武汉市裕华纱厂筒摇车间值车女工

苏汰余通过积累快速实现对外扩张。1931年，位于黄石的利华煤矿，因营业不振想邀徐荣廷等人投资入股，徐荣廷，苏汰余，张松樵，姚玉堂，黄师让等投资利华煤矿50万元白银，并将该矿改名为利华股份有限公司。到1936年底时，利华股份有限公司有工人1838人，实现资本额高达120万元，年产煤18.77万余吨。

1934年，由于日货的压价倾销，纺织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苏汰余开辟新的基地，把新厂址选在无竞争对手且有大量优质良棉的西安。1934年夏，苏汰余派大兴厂厂长石凤翔去西安选址。石凤翔到达西安后，在西安车站附近郭家疙台选定厂址着手建厂，厂址占地100余亩。经过一年半的施工，新厂于1936年7月正式投产，规模为12000锭纱机、320台布机。这就是近代西北地区第一个机器纺织厂。后苏汰余到西安考察，他对西北市场前景看好，决定新厂独立经营。董事会决定由“裕华”增资100万元白银，由“大兴”、”裕华”两公司董事投资50万元白银，向日本定购纱机13000锭、布机500台，组成新的董事会，并取两公司名称各一字合为“大华”，成立“大华纺织公司西安大华纱厂”。

以苏汰余为主的创建武昌裕华、石家庄大兴、西安大华——“裕大华”三大纺织企业集团成为中国内地民族资本工业的航母。此后，“裕大华”还在金融上进行扩张，1942年，“裕大华”资本集团由裕华投资300万元白银，“大华”投资330万元白银，“大兴”投资60万元白银、“利华”投资60万白银，购入75%的永利银行股本额，从而将永利银行控制在自己手中。“裕大华”资本集团成为一个跨纺织行业、采矿业、金融业的超级大航母。

始建于1919年的裕大华股份有限公司武昌裕华纱厂于1994年改名为武汉裕大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图为武汉裕大华集团的生产车间

壮心示后人

1937年10月10日，石家庄沦陷，“大兴”公司被迫停产。1938年武汉沦陷后，苏汰余将“裕华”纱场所有的3000余吨机器设备西运重庆，途中遭日机空袭，500件棉纱被烧毁。1939年10月，西安“大华”在日机空袭中被烧棉花3万担，设备被毁，1940年因电路起火，整个织布车间被烧，“大华”元气大伤。但是苏汰余依然不屈不挠。抗日战争期间，苏汰余组织生产大批军布供应前方，组织募捐，接济难民，兼任汉口孤儿院副院长。抗战胜利后，兴办华年进出口公司；通过“裕大华”再投资，拥有枣庄中兴煤矿、民生轮船公司、聚兴诚银行、川康毛纺织厂、大秦毛纺织厂、庆华颜料化学公司、秦丰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股份。并曾任湖北省商会联合会会长等职。1946年底，为抵制湖北省参议会议长何成濬谋夺“裕大华”董事长的职位，避居庐山，将董事长一职交由张松樵代理。1948年苏汰余在庐山因病去世，终年62岁。

武汉解放后，始建于1919年的裕大华股份有限公司武昌纱厂组建为全民所有制的武汉第四棉纺织厂，1994年正式改组为武汉裕大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发展成为一家以棉纺织为主、集机织、针织大提花家纺装饰与汽车装饰于一体的跨行业、跨地区、多元化、综合外向型的企业集团。“裕大华”老号依然在中国商界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