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在武汉开展的“武汉区域规划”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以“区域规划”命名的规划实践。“武汉区域规划”的组织机构——“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区域规划机构。“武汉区域规划”的实践，在武汉乃至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的长卷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区域规划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后来武汉的城市结构和空间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主持者就是中国城市区域规划先驱朱皆平。
中国第一个讲授城市规划的教授
朱皆平
朱皆平，原名朱泰信，1898年出生于安徽全椒一个诗书世家。192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土木工程系（卫生工程门），1925—1930年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微生物学，在巴斯德学院进行研究工作。1930年回国任江苏省建设厅工程师；1931—1942年受聘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先后任卫生工程系教授，土木系代理主任，讲授城市规划、市政管理、道路工程、给水工程、污水处理及排放、微生物学等课程。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卫生工程实验室，是国内讲授城市规划的第一个中国教授。
抗日战争末期，国民政府在各大城市开始积极筹备战后重建工作，武汉作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城市的建设工作被其列为重点。1944年8月，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邀请朱皆平出任湖北省政府顾问，从事战后武汉的规划与重建工作。朱皆平爱好与擅长城市规划建设，便如约来到当时湖北省政府所在地恩施，参与战后武汉城市建设的研究工作。从此，“武汉区域规划”的序幕正式拉开。
20世纪30年代，朱皆平任教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
朱皆平对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有着的深入了解与研究，在当时的城市规划界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早在1942年4月至1944年7月，朱皆平在任国民党中央工作竞赛推行委员会专家委员兼主任秘书期间，曾参与“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为“都市建设小组”的研究人员之一，该会于1943年出版《国父实业计划研究报告》，提出了之后十年中国城市规划及建设的方针；该报告中的规划思想在朱皆平主持“武汉区域规划”期间，产生了很大影响。
主持中国近代首次区域规划实践
“武汉区域规划”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首次区域规划实践，在国内无先例可循，1945年7月，湖北省政府邀请各方专家，成立“湖北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市政小组”，并明确以朱皆平为固定召集人，主持研讨各项工作。朱皆平以西方近代的区域规划实践的成功案例作为“武汉区域规划”最直接的参照和学习的范本，以西方近代兴起的区域规划理论为最主要的理论来源，主持中国近代首次区域规划——“武汉区域规划”的实践。
湖北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市政小组在朱皆平主持下，先后召开了4次小组会议，其中3次是以大武汉建设为研讨对象，朱皆平写出了《大武汉建设规划之轮廓》，并于1945年7月发表于《新湖北日报》。《大武汉建设规划之轮廓》又称为”湖北省政府市政小组研讨结论十一条”，这是“武汉区域规划”的第一个文件，一是明确了规划的对象、范围，确定了规划的基本框架。最主要的内容有两点：将大武汉建设区域划分为三级；即武汉三镇“市中心区”、“大武汉市区”、“武汉区域”；这种划分形式与今天武汉城市规划划分层次有着十分明显的对应关系，体现了“武汉区域规划”的超前性和科学性；二是提出成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区域规划机构——“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
1945年9月18日，国民政府在汉口中山公园接受日军投降，设在恩施的湖北省临时政府迂回武汉，朱皆平也随之来到武汉。朱皆平在武汉大力落实《大武汉建设规划之轮廓》的各项结论。1945年11月湖北省政府公布《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组织规程》，设立“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当月举行第一次常委会，通盘筹划武汉的规划事宜。1945年12月，朱皆平撰写完成并以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武汉区域规划实施纲要》。朱皆平在《纲要》重述了“市中心区”、“大武汉市区”、“武汉区域”三级划分；阐述了使市中心区域形成“母体城市”，武汉区域内各市镇为其“子体”，“子体”外围为绿色地带的“多点式发展”；强调大武汉建设应以防洪为基础；并详述了“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工作步骤、机构设立、人员组成、经费筹措等方面的事宜。
朱皆平是一位学术根基很深的学者，他学识渊博，视野深广，于1946年4月拟定完成《武汉区域规划初步研究报告》。他在“报告”中预测武汉将来能够发展成“近代化工业大都市”；提出疏浚长江，重视港埠建设，使海轮可终年直达武汉，武汉与上海将视为“海上双城”。交通方面，建议市内外交通分开，且铁路桥梁以建在青山铺为宜，将来可在青山形成“重工业卫星城市”。市政卫生建设方面，以疏散汉口旧市区过密人口为重要措施，限制市中心人口数量；对于武汉的名胜古迹及风景地带，应予保护恢复，建立旅游事业；根据武汉三镇的历史，提出分别发展具有“个性”的城市，如武昌为“政治文化城市”、汉口为“工商业城市”、汉阳为“园林住宅城市”；武汉三镇内部应采用“完整社会单位”原则，即“工作者”与“工作地”相距不远；武汉市中心应划出以绿色地带，以限制庞大城市的发展，街道用途应有一定地分工，即快速道和慢速道。朱皆平在“报告”中指出：近代规划有其“动态性”的特点，即规划与发展应视为一事，一面计划，一面执行计划，成立“武汉区域规划发展局”，为一种事业性联系执行机构。
1944年湖北省政府组织制订的《大武汉市地形图》
1946年6月，王东原调离武汉，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朱皆平亦随之赴湘，中止了参与武汉区域规划工作。朱皆平离任后，在他的提议下成立的“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于1946年8月由新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进行改组，改组后的“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由鲍鼎任设计处处长兼秘书长。
鲍鼎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与梁思成享有北梁（思成）南鲍（鼎）之盛名。鲍鼎和朱皆平是抗战时期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同事，朱皆平离汉赴湘前，写信邀请鲍鼎来汉主持武汉区域规划工作，出任设计处处长兼秘书长。鲍鼎在武汉团结了一批专家，储备了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大批人才，并于1947年8月署名发布了《武汉三镇土地使用与交通系统计划纲要》，此成果与朱皆平在任时完成的3个文件共同组成了“武汉区域规划”最为重要的4个规划成果，在内容上保持着很好的连贯性。
1947年底，由于国内战争升级，国民政府无暇顾及城市建设问题，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被撤销，从而也标志着武汉区域规划实践活动的终止。
近代城市规划史上的不朽篇章
朱皆平在武汉很好地吸收与融汇西方的先进城市规划思想，并结合武汉本地的特点，首次创造性地将区域规划理论运用到武汉的城市规划实践中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武汉区域规划”是在朱皆平的主持下开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朱皆平就没有“武汉区域规划”。朱皆平的“武汉区域规划”作为武汉乃至中国近代第一个区域规划实践，标志着中国人迈出了探索区域规划的第一步。
朱皆平的规划思想体现了鲜明的预见性、科学性与超前性，虽然“武汉区域规划”仅持续了几年就被迫中止，但对1947年之后武汉城市规划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1947年，汉口市政府根据当时国民政府内政部按照联合国秘书长征集各国乡村及都市房屋与城市建设计划的要求，由市政府工务科拟定了《新汉口市建设计划》即是依据“武汉区域规划”中有关汉口部分的规划思想所编制的。“武汉区域规划”对建国之后武汉的规划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了留存下来的图纸，更重要的是留在设计人员头脑中的“方案”与“设想”。朱皆平的“武汉区域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天的武汉城市建设格局。
朱皆平的“武汉区域规划”与今天武汉城市面貌“不谋而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将武汉区域划分为三级：“市中心区”、“大武汉市区”与“武汉区域”，这种划分形式与今天武汉城市规划中的层次划分有着很明显的对应关系，今天的武汉“1+8”城市圈与“武汉区域规划”中的“武汉区域”的描述非常相似，在思路上有很大的共性，值得学术界和规划界高度注意。
20世纪40年代，朱皆平主持制定的《武汉区域图》
朱皆平的“武汉区域规划”超越今天城市发展的面貌。“武汉区域规划”中的某些论断在今天虽未实施，但在经过时间的验证后，人们甚至会发现规划中的观点更为合理，从而反映出当时规划思想鲜明的超前性特点。朱皆平在论述铁路过江大桥的选址时，反对利用蛇山作为铁路过江大桥之引道，即为了经济上的节省而破坏珍贵的自然风貌，认为“铁路引坡影响美观，不宜迁就建筑费之节省”；“……欲以工程经济压倒一切，尤是旧机械时代之作风”。还建议过江的公铁路桥分开，认为过江铁路桥不宜放在市中心，而是放在离市中心较远的青山一带，以防止铁路线穿过市中心对城市的污染。朱皆平还在文件中提出“武昌保留临江一面城墙，即可作为堤防之用，又可保存古迹……汉口保留几条古街，如花楼、汉正街、河街之类，作为‘老街’遗址……”等建议，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都具有很强的先进意识。
“武汉区域规划”是朱皆平规划生涯中最为重要与辉煌的成就之一，他为城市区域规划实践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解放前夕，朱皆平拒绝国民党当局以高官厚禄相许劝其去台的邀请，毅然留下献身于新中国的高教事业，执教于湖南大学水利系。1964年6月，病逝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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