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航运业巨子：卢作孚与武汉民族工业大内迁的艰难岁月-武汉热线网

中国近现代航运业巨子卢作孚创办的民生轮船公司，是中国近现代最大的一家民族资本轮船公司，在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日战争时期，卢作孚组织指挥民生轮船公司为抢运中国民族工业装备的精华内迁入川和抢运中国军队投入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1952年9月民生轮船公司实行公私合营，为1955年在全国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范例。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卢作孚是中国实业界不能忘记的人物之一。纵观卢作孚卓越而又辉煌的一生，其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是在1938年抗战初期的湖北武汉那段民族工业大内迁的艰难岁月。

武汉大“内迁”

卢作孚，1893年出生在重庆合川，原名魁先，别名卢思。少时家境贫寒，刚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艰苦自学成材，掌握了丰富的知识。1919年曾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卢作孚早年投身教育，立志教育救国，后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1925年，得到友人支持，筹得8000元资本，创办民生轮船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并出任总经理，1926年11月在武汉设立办事处。民生公司初创时，只有一艘70吨的“民生”号小客轮，航线为重庆至合川。后发展迅速，从1930年起，先后合并其他轮船公司，收购了一批中外轮船，1935年统一长江上游航运，后航线由川江延伸至宜昌以下的长江航线，由武汉直达上海。至1937年，民生公司的轮船增至46艘。将外国轮船公司逐出长江上游，统一川江航运，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鲜明地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抗战”，并且身体力行。1937年9月，卢作孚组织民生公司全力抢运刘湘率领的川军（共4个师、2个旅）出川抗日，参加南京保卫战。这年冬天，日寇逼近南京，卢作孚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在这座即将弃守的危城，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最后的抢运上海、南京撤退的物质和人员到后方，直到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运走，才由燕子矶登船前往武汉。

1937年12月初，卢作孚来到战时首都武汉。不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次长。在国难当头之际，卢作孚一反过去不愿做官的初衷，临危受命，于1938年1月1日出任交通部次长，肩负起武汉物资内迁运输的重担。

1938年春，武汉形势日紧，汉口人满为患，物资堆积如山，而各路交通，供不应求。卢作孚面临的物质和人员内迁任务巨大。有等待内迁的所有战区附近兵工厂约8万多吨的重要的笨重物件等各项器材；要把从长江下游和华北、华中迁到武汉的工厂设备和器材转运到鄂西和长江上游；要运送涌入武汉成千上万急待入川的难民；要向前线运送部队并补充给养。长江中游地区疏运任务甚为艰巨。而这一艰巨的任务全部由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承担。

卢作孚到汉后，民生公司的重心也移到汉口，建立了民生公司的临时总经理室（总部设在重庆）。武汉成为卢作孚指挥运输工作的中心。民生公司临时总经理室设在江汉路26号民生公司汉口分公司二楼。卢作孚坐镇汉口分公司，与蔡金先、王德润等人赶拟一项运输计划，并前往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校内晋见蒋介石，当即获得批准。后与国民政府签订“十万吨军工器材包运合约”，指定由民本、民元、民权、民风、民贵、民俗及民族等7艘船分两期专运。第一期运输1.2万吨，第二期运输8万吨，在1938年2月全部运出，颇得蒋介石好评。

然而，摆在卢作孚面前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国民政府西迁运输重任。为了国民政府西迁的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特组织水道运输管理处，由卢作孚任该处主任，后方勤务部驻汉办事处处长黄振兴、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郭忏任副主任，专司汉宜、宜渝间水道运输事宜。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汉口市政府训令：限1938年1月10日前报送各机关西行人员、公物、器材的详细清单；公物器材之运费，均按枯水规定运价5折，人员均照定价8折计算。1938年1月2日，卢作孚在汉口三教街（今都阳街）57号2楼主持召开水道运输管理处第一次会议，就撤退抢运有关问题达成共识，由卢作孚与官办招商局联手共担国民政府西迁水道运输重担。抢运工作将长江全线分为二段，长江中下游船只担负汉口至宜昌一段的运输，由招商局承担；长江上游的船只担负宜昌至重庆一段的运输，由民生公司承担全部运量。

民生公司汉口分公司旧址（今江汉路26号）

在那大内迁紧张而又艰难的日子里，以卢作孚为主任的水道运输管理处，为汉阳铁厂拆运全部设备约3万吨，代运兵工署所属兵工器材近2万吨。共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抢出各类机件、器材及建筑物5.6余万吨。从武汉内迁到四川的工厂达98家，迁往湘西、广西、贵州的工厂达25家，保存了冶炼、机械、轻工、化工、纺织、水电等行业部分实力，为持久抗战作出了贡献。

1938年3月，卢作孚组织民生公司抢运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五师部队出川入山东，配合李宗仁的部队，夺得台儿庄大捷。同年3月，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三十集团军奉命出川抗日，卢作孚命令民生公司派出甲等船4艘、乙等船5艘，分三路轮番抢运出川，共运出将士7.9万多人，参加保卫大武汉的战斗。1938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共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余万人，弹药460多吨。与此同时，卢作孚组织内迁国民政府的全部学校的大部，航空委员会航空器材的全部；民间工厂的大部，其总量在8万吨以上。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以保卫大武汉是当务之急为由，作出了一项极其错误的决定，即调集一切船只开往武汉下游武穴以西17公里的田家镇附近沉船塞江，以阻止日军沿江西上。卢作孚闻之晓之以理，反对沉掉适合于航行川江的轮船，指出这是彻底毁坏川江航运的错误之举。他的建议最终引起最高当局的重视，同意不将长江上游的船只凿沉，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1939年9月24日，卢作孚在汉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试航典礼上发表演讲

在武汉的日子里，卢作孚不光抢运撤退物资和人员，而且为后方的工业建设而奔忙。当时的四川落后闭塞，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卢作孚担心这种情况难以支持抗战。他大力协助无力搬迁的企业入川。河南中福煤矿公司从豫北撤汉后，无力继续后撤，眼看即将落入敌人之手。卢作孚只与该公司负责人孙越崎晤谈5分钟，即决定由民生公司帮助将其设备、器材、人员运川，与北碚天府煤矿合作。后来，天府煤矿成为战时陪都重庆最重要的煤炭供应基地。常州大成纺织厂搬迁汉口时，由于撤退急，只搬出了织布机。卢作孚协助迁往北碚与三峡染织厂合并，改名大明纺织厂，后来成为战时后方最大的一个织布厂。此外，卢作孚还从香港、广州等地，购回4000多吨柴油，贮备以供战时急用。在武汉，卢作孚为抗战而忘我工作，牺牲了民生公司的局部利益，完成了战略物资和人员转移的艰巨使命。

1938年秋，日寇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10月23日，卢作孚在安排好部下撤退后与助手乘车离开武汉，赶往宜昌。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一场更为艰巨的战时运输大转运——宜昌大“撤退”。10月25日，武汉沦陷。

宜昌大“撤退”

武汉失守后，从南京、武汉等地撤退到宜昌的全国兵工工业、航空工业等重要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长江两岸。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还有近10万后撤重庆的人员等待入川。日寇侵占武汉后，对宜昌和川江航线狂轰滥炸，形势万分紧急，而此时的英、法等外轮公司乘机抬高运价2～3倍。这时的川江航线除了卢作孚民生公司的船只，几乎再无别的船只可以征用，国家工业命脉一下子握在了卢作孚的手中。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宜昌大“撤退”艰难岁月时写道：“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当时摆在卢作孚面前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轮船尚能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就是说，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须在40天的时间内抢运完毕。要完成这么大的运输量，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整整一年。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想象不出如何能在40天内完成撤退。卢作孚曾在1937年春枯水季节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三段航行”的方案，创造了“川江夜航”的奇迹，为川江运输开了先河。此时卢作孚坐镇宜昌，具体指挥，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不顾日机狂轰滥炸，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创造了长江航运运输史上的奇迹。为保存中国军队实力以及南京、武汉等地工商经济实力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宜昌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卢作孚组织的此次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史称“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卢作孚和他的民生轮船公司因此被载入史册。

2008年10月28日，“宜昌大撤退”纪念园在宜昌落成

1945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颁发给卢作孚的胜利勋章证书

在整个抗战期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共抢运部队270多万人，其他各类人员150余万，各种战备物资100万吨。而公司却为此损失轮船16艘，先后有117人牺牲，76人致残。抗日战争时期，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先后收购由沦陷区逃出的长江中、下游华轮公司轮船70多只，船只高达137只36000余吨位，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其旗下的民生机器厂，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并向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行业中的78个企事业单位大量投资。卢作孚本人曾任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卢作孚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

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进入鼎盛时期。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作为向沿海、远洋发展的基地，增辟由上海到台湾、汕头、香港等南洋航线和由上海到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等北洋航线。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公司分公司或办事处。与金城银行集资100万美金，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入海轮3艘，将航线延伸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到1949年拥有各种驳船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

“公私”大合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卢作孚于1950年由香港回到大陆，并组织公司海外轮船十八艘回归祖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许。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自这一年起，卢作孚将民生公司总公司办公地转到武汉。卢作孚又一次将汉口鼎安里2号设为民生公司总公司办公地。

新中国成立后，卢作孚决心让民生公司再度起飞，为祖国航运事业作贡献。1950年初，卢作孚通过何遒仁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民生公司情况时，提出了公私合营问题。1950年6月，卢作孚应邀到京，直接向周总理提出公私合营问题。这年秋天，卢作孚从北京来到武汉，刘惠农热情地接待了他。武汉解放后，1949年9月中共代表刘惠农作为武汉军管会的代表，接管国民党招商局汉口分公司。1950年4月刘惠农任长江区航务局局长，统一领导长江航务工作。当时长江全线共有大小船舶833艘，44000余载客位，35950余载货吨，马力46060匹。其中，国营船只有4万吨，不及民生公司的船吨位多，很显然民生公司是一支十分重要的运输力量。为了发展航运事业，统一调度，长江航务局与民生公司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卢作孚要求公私合营的请求涉及了一项重大国策，即如何将资本主义企业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最初，卢作孚提出的公私合营和党的公私合营思想并不是同一概念。卢作孚是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党中央同意公私合营的目的，是要将民生公司这艘资本主义企业的轮船引入社会主义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革民生公司。在多次协商中，资方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得到采纳，使其十分愉快地与党合作，并接受领导。1952年经过两年过渡阶段的充分准备，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的条件已经成熟，经中央批准，民生公司决定实行公私合营。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卢作孚于2月8日不幸去世了。8月25日，民生公司董、监联席会议决定9月1日正式公私合营，会议决定将总公司迁设汉口。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营，总经理一职因卢作孚去世特聘长江区航务局局长刘惠农兼任，该公司下设汉口、重庆、宜昌、上海、万县、广州等分公司和南京、沙市、涪陵、泸州、叙府等办事处。

民生公司公私合营一事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工商界人士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公私合营后的民生公司有国家投资的公股占60%，国营经济占据领导地位。公司坚决贯彻中央指示，改革组织机构，改革旧的管理制度和作风，实行民主管理，统一航运计划和协调，很快扭转了财经困境的局面。1952年9月至12月缴纳营业费3668万元，所得税8630万元，共12298万元，到1954年为国家积累资金14696万元。劳动生产率以1952年为基数，1953年增长190%，1954年增长224%以上。职工福利有极大的改善，十多年都没有领到股息的股东分到了红利。毛泽东对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做法和经验十分关心，两次听取总经理刘惠农的汇报，毛泽东认为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对其他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具有指导作用。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情况，发表了《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的短评。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成为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