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世界著名经济学冢赫克曼在武汉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武汉热线网

詹姆斯·赫克曼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对中国的人力资本有着深入的研究。2003年他在武汉大学发表了著名的《中国人力资源问题的研究》的演讲，直言中国人力资本投入过少，并用强有力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其思想和观点令人震撼，并引起广泛的共鸣。他指出：“在今天没有人否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巨大。如果中国能够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让他们掌握21世纪的新科技，中国的潜力就能实现。”

令人震撼的思想和观点

詹姆斯·赫克曼，美国人，1944年生于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市。1995年起，赫克曼就在芝加哥大学获任亨利-舒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赫克曼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内容涉及诸如社会项目评估、非连续选择和纵向数据的计量经济学模式、劳工市场经济学以及收入分配的模式选择等等。2000年他以“对分析选择性抽样的原理和方法所做出的发展和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长期以来，赫克曼把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运用于社会实践，从他的许多著述中可见一斑，比如关于涉及美国公民权利和反歧视行动计划的影响，税收对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公共及私人职业培训对收入和雇用的影响，工会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市场的影响和资质认证项目的影响。

2001年，受中国社科院邀请，赫克曼赴重庆参加一个关于资本市场的会议。途中，他参观了一些工厂。那次参观给赫克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购买价格昂贵的设备，却不会操作。中国有许多技术工人，但需要技术工人的机器更多。”在这次会议上，赫克曼没有探讨资本市场，却谈到了中国对于“人力资本”的短视政策。他的话引起了与会听众广泛的共鸣。自此之后，他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提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偏低”的观点。之后，他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力资本以及教育改革领域，他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要素，人力资本也是中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他通过研究发现，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政策引发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组合扭曲，更多的资金投向了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今天，没有人否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但这一切并非没有代价，高投入、高积累、高消耗的粗放发展模式已近极限。在赫克曼看来，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仍然巨大，但中国需要改革教育市场，对所有形式的资本开放；同时中国应放开劳动力市场，让私人激励发挥作用。“如果中国能够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让他们掌握21世纪的新科技，中国的潜力就能实现。”赫克曼说。2001年6月18日，赫克曼自重庆来到武汉，在华中科技大学留下精彩讲座，并出任该校的名誉教授。

2003年12月4日，赫克曼（中）在北京大学

2003年11月29日，赫克曼走进武汉大学EMBA讲坛，为学员们作了一个半小时的精彩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关于“中国人力资源问题的研究”。该研究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在人力资源（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投入太少。赫克曼教授用他获得的很多强有力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在武汉期间，赫克曼在给武汉带来美妙知识的同时，对中国经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涉及到：中国人力资本投入过少、中国不同地区的教育投资存在着严重不均衡、人与人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出生地、中国投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可能高达40%、中国应开放人力资本市场并进一步减少人才流动限制、中国教育若另辟蹊径可能带动其经济快速增长、考评官员政绩应考察其在人力资本和教育上的投资、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等众多问题。其思想和观点令人震撼。

直言中国人力资本改革

在武汉大学EMBA讲坛上，赫克曼直言中国人力资本投入过少。他说，中国在人力资本教育方面的投资只占了GDP比例的2.5%，而在实物资本（房屋建设、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又太高，占GDP的30%。美国在这方面的比例分别是5.4%和17%。赫克曼认为自己十分小心谨慎地研究了这些数据，虽然是历史的数据，但它仍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他也发现，中国近年来在这方面进行着深刻的变革，所以，他也认真地研究了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拨款。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从2.5%上升到了3.1%，势头不错。但总体来说，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占GDP的比例仍然是很低的。

赫克曼认为，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过低的重要影响是投资回报率太低。上世纪90年代，教育投资回报率只有4%，现在在10%左右，这就低于实物投资回报率的15%。赫克曼所说，在中国研究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件困难的事，是需要特别小心的。中国的劳务市场非常特别，既不是完全管制，也不是完全开放。如果用传统的计算机方程式去做中国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分析，可能会扭曲真实的数据，其结果可想而知。赫克曼用了一种最简单可行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即教育投资的生产率。这个非常有效的视角，他不是研究行业的工资，而是研究投资产出的生产率。他按照世界上对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比例标准，提出他的主要论点测：中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非常低；他的两个分论点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很低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平台上，各个地区和不同层次的投资分配也是不公平、缺乏效率的；另一个则是，投资于中国的人力资本的实际回报率将非常高。

赫克曼在武汉指出，中国不同地区的教育投资存在着严重不均衡。他说，中国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地区和层次等方面不均衡造成了很多伤害。包括延缓实物投资回报率的提高，阻碍人们对于实物投资的积极性，因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加快社会经济增长，还可以解决收入不平衡的问题，而这是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赫克曼在演讲中以图表的形式，用数据准确地说明了教育投资不均衡的问题。图表中列举了1998年至2001年中国各大城市按人均GDP在小学生教学上的花费。上海的小学生花费是最高的，北京与上海很相似。但是湖北、湖南、四川、福建都比上海低很多。赫克曼说，教育投资和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就是高投入高发展，低投入低发展。赫克曼的图表显示，18%是学生自己负担的部分，看起来不是很高，但在高等教育中学生负担部分的差异性、不平衡性就很大了。高等教育学费占家庭收入的23%，而中等教育也占14%左右。这个比例说明教育负担对于家庭来说是十分沉重的，尤其是对中国农村家庭，他们难以承受。在农村，即使中等教育的支出也会占家庭收入的30%。赫克曼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的教育或基层的教育投资是地方政府财政拨款，这种政策造成了富裕地区在教育上的投资远远大于贫穷地区。赫克曼说，这种情况在当时教育资源匮乏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就不行了。

赫克曼在武汉大学EMBA讲坛上这样说，人与人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出生地。他认为，中国城乡差异是不平等的重要体现，禁止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又促进了这种不平等性的加剧。在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得益于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资源再分配。如果能更加关心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会增强这种流动的趋势。赫克曼的调查结果表明，城乡之间人口流动会降低这种不平等性，但并不能保证这种迁移流动就能够消除不平等性。赫克曼认为，人口的迁移流动数达到现在的4倍之后，才有可能减少这种不平等现象。赫克曼指出，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着这种不平等性，它产生的重要原因是教育水平的巨大差异和技能上的巨大差异。赫克曼建议，在允许人口迁移流动的基础上，再加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补贴，即去关心一下民工子女的教育，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其不平等性。如果能同时在城乡进行教育投资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赫克曼认为，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是一个人的出生地，出生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机遇。一个人所受到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出生地和生活地点。对于这样的不平等性，我们可以用其他政策去解决。

赫克曼的另一个论点是，在中国投资人力资本，其回报率可能高达30%至40%。这个论点对那些有意投资教育的企业家无益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赫克曼说，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原理，当你谈到生产时，希望回报最大化，为了最大化，必须提高投入的回报率。赫克曼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要大大超过实物资本的回报率。他指出，如果把投资从实物资本转向人力资本，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一个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回报率。在劳务市场和教育市场，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新技术引进时，需要更多高素质的劳动者来使用。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的教育水平比较低，城市的教育水平比较高。而在建同一种工厂时，农村使用的是素质低的劳动力，城市使用的是素质比较高的劳动力，那么农村得到的回报率就将比城市低得多。用传统的回归模型来研究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是不适当的，因为中国真正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可以高达30%至40%。赫克曼说，在中国实物投资的回报率在不同地区的差别也很大，特别是考虑到各地区教育水平不同的时候，比方说，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它的实物回报率远远低于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地区。需要强调的是，市场信号经常出错，根据市场信号计算出来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就要求我们采取一些行动。如果我们现在完全开放劳务市场，就会增加人们获取技能的激励因素。

2003年11月29日，赫克曼在武汉大学EMBA讲台上演讲

赫克曼在武汉大学EMBA讲坛上所作的关于中国人力资源问题的精彩演讲，直言中国的教育投资问题，同时，他还向中国政府谏言谏策，充分表现了一位世界级经济学家的高远的眼光和胸怀。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巨大

赫克曼演讲结束后，他针对他所讲授的有关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再次提出中国人力资源市场巨大等问题。他说，中国教育若另辟蹊径可能带动其经济快速增长。关于人力资源投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其他国家也存在着这个问题，各国政府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别的国家的模式，比如说瑞典和法国，在这些国家里，可能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数的比例并不是非常高，但是，在他们的劳务市场中却有很多形式各样的如同职业教育的机构，可以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上正规大学的人提供更多的选择，并让这些人和公司结成一种伙伴关系，让他们在工作中得到培训，得到进一步学习的机会。这可以降低学校对政府投资的需求。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实际经济水平上，10%或11%的投入已经是比较高的了，当然在美国这个比例是30%，如果能让员工和公司结合起来，另辟蹊径，将会更迅速地加快经济的增长。

赫克曼认为，中国应开放人力资本市场并进一步减少人才流动限制。现时的国家政策可能导致这样一些结果：投资人力资本转向实物资本，吸引内陆地区的人力资本转向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本，没有鼓励在农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另外，似乎有一种方法可以来激励教育进行职业培训，就是由政府来补贴。他说，这种方法并不可行，因为要求政府进一步增加教育的投资可能是无法实现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开放人力资本市场，放开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融资的资本市场，以便私人能进行人力资本的运作。开放市场的确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可以激励人们去获得更多的技能。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开放和使劳动市场自由化，那么一个人投资自己的教育获得的回报率就会上升，如果达到20%至25%，他会乐意投资教育。如果教育融资的资本市场开放的话，这个人就更可能进行教育投资了。这种开放的劳务市场并不需要中央政府花费更多的精力，只需要重组劳务市场和融资教育的资本市场。赫克曼认为，开放劳务市场可能会带来不平等的风险，开放的劳务市场不一定就能遏制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但开放劳务市场并不是收入不平等的根本来源。在新的经济体制下，这种政策是正确的。赫克曼说，开放的劳务市场对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可能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是把投资从实物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就可以很好地缓解这个矛盾。劳务市场公平开放、人力资本市场和贷款市场形成，减少人才流动限制，这些政策对中国的情况非常适合，因为这样可以形成比较自由的环境，易于吸收更多的内部资金来投资于人力资本。

赫克曼特别强调加大对职工再教育的投入，他说他的大部分研究文章表明，投入人力资本能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改进他们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可以形成一个有素质的工作队伍。另外，在改善了劳动素质后，可以使资源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去迎接在贸易和技术上的挑战，这一点对现在的中国，意义尤其重大。他说，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非常之快，必须去创造新技术和应用技术。在过去的10年里，包括IT技术在内的新技术发展突飞猛进，需要一些资源对此做出反映。赫克曼指出，中国的现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均水平只有5%左右，文盲在中国的比例还比较高，这里面还包括了老人，他们是不可能改变的。即使排除这些老人，青年人中的文盲率同DECG国家比还是很高的，这对中国是很不利的。中国要进入世界经济，就要求中国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队伍，提高这批劳动队伍的水平很有必要。

赫克曼建议中国政府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人力资本的投资又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要进一步开放人力资本投资市场，引进私人投资者，建立各种激励机制，促进人力资本市场的繁荣。

10年后的2012年10月，赫克曼来到北京参加第三届反贫困与儿童发展国际研讨会，他表示，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十年保持高速发展。未来十年，中国应当采取政策增加社会的公平性，通过包括提高生产力、减少保护主义和腐败等在内的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目前中国经济放缓的部分原因是受欧洲市场不景气的影响，无须担心中国未来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他依然坚信地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