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0日,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冯今松先生乘鹤西去,社会各界以不同形式追思。7月2日,民建武汉市委利用王启新的基地,效法当年冯今松的作法,举办了40多人的“温暖工程·泥塑班”培训班,以向青年农民工传授泥塑技艺这一特殊方式纪念一代大师。
农民泥塑的“伯乐”
冯今松是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文化部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也是中国画坛独树一帜的花鸟画大师,湖北美术院前院长。其作品先后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出版、发表与收藏。中国、英国、日本、印度等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世界名人传记》等还为其立传。读者一定会问:作为国家一级美术师的他,怎么会与农民泥塑有关呢?
时间可追溯到1972年,原为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的冯今松,调任湖北省美工队(即湖北省美术院)副队长兼任湖北省美术摄影展览办公室负责人,负责组织全省美术创作,并向全国美展推荐作品。冯今松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当时的泥塑作品不是在庙堂,而是在农户的神龛上,且大多当作“四旧”被破除掉,泥塑工匠受批斗……
自幼出生于“泥塑之乡”黄陂的冯今松知道,早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始,黄陂县王家店民间艺人王煜父子,为塑造归元寺500个罗汉塑像,先后到武汉的宝通寺、龙华寺、栖贤寺、灵隐寺、兴国寺、七方寺、黄龙寺、头陀寺、寒溪寺等地,揣摩高僧大德的行动坐卧,历时9个寒暑,五百尊者方塑成。据传,现在人们在罗汉堂看到的韦驮像左右两尊塑像,一尊擎日,一尊托月,就是王煜父子的自塑像。
俗话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是出自黄陂匠人手下的“泥菩萨”则是可以过江的。在清道光、光绪年间,长江发过两次大洪水,将归元寺全部淹没,但归元寺的五百罗汉经历两次洪水的浸泡,却仍然完好地保存下来。为什么黄陂泥塑可以在水中浸泡而不受损呢?那就不得不提到黄陂泡桐泥塑的独特之处了——五百罗汉实际上是在泥胚的基础上,刷上一层又一层的桐油、猪血、糯米以及短黏土等,刷后凉干再刷,要连续刷一年的时间,然后在泥塑底部掏一个小孔,灌水掏出里面的泥胚,就成了能过江的“泥菩萨”了。
冯今松从“黄陂的泥菩萨能过江”中得到启示:既然黄陂泥塑能过江,那么传统泥塑工艺为何不能逃过这场政治劫难呢?于是,冯今松根据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决定改变思路,指导基层创作。即利用现实革命题材,让泥塑作品由庙堂走进陈列馆,以此抢救传统泥塑工艺。
在冯今松等专家的指导下,黄陂县文化馆于1973年底首先举办了一期青年农民泥塑训练班,当他看到黄陂县选送到湖北省美术作品(草图)观摩展的两件农民泥塑小稿后,异常兴奋。他认为,既然陕西户县的农民画能得到推广,而早已蜚声海内的黄陂泥塑,就一定能推陈出新。此后,冯今松深入到黄陂基层,一方面与当地民间艺人一道,抢救民间工艺;另一方面会同黄陂有关部门,于1975年5月在黄陂李集(今黄陂二中)举办农民骨干泥塑工艺培训班——“社来社去试点班”。参加培训的雕塑、美术青年农民学员30名,学制一年。
经过他5年呕心沥血的指导,终于使黄陂泥塑呈现出出人才、出作品的齐头并进局面。1978年8月10日,全国美术界的专家华君武、王朝闻、刘开渠等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观看了黄陂农民泥塑后,对黄陂泥塑作品由庙堂走进陈列室与千家万户,非常重视,他们又亲临黄陂参观指导,并召开了全国现场会,还多次将作品调京展出。当年参加试点班的学员、现任黄陂一中副校长、高级教师朱木清回忆说:“冯老师的学品与人品影响了我一生,至今仍然珍藏着当年与大师的合影照片。”
不久,黄陂将试点班的这批泥塑人才组织起来,于1979年正式兴建了泥塑工艺厂,冯今松曾带着弟子到工厂亲临指导,直至工厂年产量达400万件,产品行销29个省市区,以及亚、欧、美等17个国家,并享有“泥塑照相机”的美誉。1983年,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带来了摄影师所摄制的《中国黄陂泥塑》电视纪录片,曾在央视热播。
思路决定出路。泥塑厂改制后,冯今松又通过弟子指导200多名身怀绝技的艺人,各显神通闯市场。不仅将传统工艺传播到大江南北,还兴建泥塑民营工厂80多家,成为当地农村千家万户的致富产业。如今,以黄陂泡桐艺人为技术核心支撑起来的雕塑、建材业,拥有资产达200亿元。其中由“泥塑王”到“哥特王”的王启新所发明的专利就达20多个,而且当了老板后,又返乡开发云雾山自然生态旅游区,并专门成立泡桐“泥人王”有限责任公司,聘请当年参加泥塑培训班的彭维楚为技术总监。时下,已开发出石膏、树脂、低温陶3类不同材质的黄陂民俗系列以及木兰系列泥塑产品80多种,每天有近千件黄陂泥塑产品进入中百仓储等大型超市。
这些富裕起来的黄陂民间艺人,得知大师辞世后,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到武昌殡仪馆,献一束花,深深躹一躬,寄托对大师的无限哀思。王启新表示,他们目前要制作更精美的产品回馈社会,以告慰大师的在天之灵。
有求必应的“冯观音”
冯今松为人和易,乐于助人,处世淡泊,而情感炽热。对农民如此,对其他人也如和煦春风一般。故人们称他是画如其人的“冯观音”。
1978年,美工队恢复成湖北省美术院,冯今松任副院长。他以其丰富的生活阅历、理论功底和创作实践,又投身到美术工作的组织领导岗位上。他常常手拿两支画笔,一支用来勾画机关的前景,一支用来偷空作画,用行话叫“双肩挑”。在清贫的文化单位“双肩挑”,可谓一宗很辛苦的买卖,此所谓“双肩担日月,乾坤乱沉浮”。那些年,武昌昙华林是一个大杂院,美工队虽然改成了美术院,但干部缺少宿舍,画家没有画室。冯今松当了院长后,美术院当时想建一个展览馆,可是,百废待兴,资金奇缺,要使人相信建展览馆的重要性是很不容易。然而,冯今松的领导潜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他常常作为有心人,积极主动地争取领导的重视。
一次,他听说中南财经大学有一位教授调至省计委当了副主任,而计委正好是管项目资金的,他决定去找这个副主任当面汇报。可是,他一连去了好几次,总碰不着副主任,但他坚信这位副主任是懂行的,一定谈得来。于是就天天去等。苍天不负苦心人,那天,他终于见到了这位副主任,两个知识分子虽然素昧平生,但一阵交谈后一见如故,当然,美术院需要的资金也到了手,美术展览馆就建起来了,填补了湖北的空白。
担任美院院长的冯今松,身体力行办实事。没几年功夫,美术院不但盖起了一幢幢职工宿舍,还给每个画家盖起了专用画室。他任院长期间,一些画家纷纷举办个人书画展。有人关心地问冯今松:“你为什么不办个人画展?”他平静地笑答:“顾不上。”当时的他真的是顾不上,作为院长,他要努力营造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要为别人办画展、出画册鼓与呼;要说也顾得上,凭他的影响,凭地位,弄点钱为自己经营经营,也是轻而易举的事。能够顾得上的不顾上是一种风格,是一种示范,是人品和艺品的表现。
当中国画坛刚从万马齐喑的文化禁锢中走出来时,冯今松以独特的风采、卓而不凡的艺术创造,成为中国画创新的一位重要艺术家,一片爱心化成无限生机。1981年,冯今松与周韶华、汤文选、陈作丁、鲁慕迅等10人一起成立晴川画会,并以《湖北十人中国画联展》名义在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等地展出,反响强烈。被全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叶浅予先生誉称为“长江画派”。他展出作品多幅,包括《报春图》、《静静的荷塘》、《有刺的花》、《多韵》等。第二年,他的画作《满山红叶时》、《名露浴雀》刊发于《美术》杂志,并被美协湖北分会收藏。而《静静的荷塘》则在香港《文汇报·中国书画》上发表。于是,在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上,列上了这位湖北黄陂之子的辞条。美术家汤麟先生指出:“冯今松横逸的巧思,和正在形成的溢彩流光的‘国际风格’,为自己开垦了令人称羡的艺术精神。” 著名美术评论家黄蒙田先生如是说:“冯先生的绘画意境,是来自曾经出现过辉煌的楚文化的长江,领悟它深厚的历史并受到它的哺育,然而,他又从不离开一个现代人在这个具体环境里,感受和引起他丰富的想象。”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南海邀请了全国百位著名画家作画,冯今松名列其中。他的《早春图》收入《中南海珍藏画集》卷二。
对于后学的求助,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湖北咸宁有个青年画家,画了一幅“地下长城”,是“深挖洞”的题材。青年慕名找到冯老指导,冯今松观看之后,觉得创意不错,发现这位青年很有潜质,便投入了极大热情,帮他出主意,安排人协助修改,以致这幅画后来在全国美展获了奖。
即使是他身患肝癌的最后两年,经历大小手术6次,而后健康状态每况愈下,无法长时间站立创作,但他依然没有闲下来。两年来,他给人题字、作画、题跋、作序、撰写书评,只要有人找他,他从未推辞过。
三峡刻石的“东方塑”
作为美术家,冯今松并不仅仅只是作画,他还发起并相约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广东画院、湖北省美术院联手主办“世界华人画家三峡刻石纪游”的文化公益活动。他们自筹资金,精心策划,具体操作。1993年,冯今松获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尽管峡江的风雪染白了冯今松的双鬓,但在他与诸多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国务院三峡办于1995年在京召开了三峡刻石协调会。次年,由世界华人印章刻石137件并摩岩刻画146组成的三峡刻石工程正式启动,被国务院刻石组委会定名为“三峡刻石第一观”。《国画家》专版刊发《灼灼其华》、《松梅赞》、《橘颂》、《香祖》、《临窗远眺》。
1997年,三峡刻石才竣工,海内外著名华人画家百余人齐聚三石门举行揭幕式。中央电视台诸多频道播出了《东方塑——三峡刻石》。《荆楚大地的新中国第一》一书专文介绍冯今松发起组织三峡刻石之报告文学。这4年,冯今松可谓心力交瘁,可是,三峡刻石这条艺术长廊,是一座历史丰碑,它向当代、向后世展现了中华传统艺术的精粹,同时也展现了一个省级美术院院长对事业的赤诚、胆识及卓越的组织才干与为湖北、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胸怀。
冯今松从不重复古人,也不重复自己,当然,他也不会重复昨天。他认为,生活所给予的是创作的软件,而不是生活本来的硬件模式,或者说主要不在于生活的表面形态,而在于生活融进自己心蒂的养分。所以,要想在艺术作品中把握更加生动、更加有内涵的美,就一定要始终珍惜哺育自己的故土情。把当代人的审美意识与浓郁的乡土气息协调在一起,把最古老的与最现代的统一起来,是许多世界级大师们所实践并取得成功的艺术道路。
即使在晚年,每当他独坐画室面对笔墨、宣纸时,心中时常涌起一份安详和自信:我所做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重要的是面对未来,此时,我要找回的是新的艺术青春。
著名画家尚杨说:“细细品读冯今松的画作,它们在我的思绪中渐渐融入这样一片明朗的主调:沐浴着时代的和畅春风和雨露,恰又是‘润物细无声’!”是的,冯今松先生正是用手中的画笔,通过千姿百态的花儿,向人们诉说着真善美的情意,演奏着绿与蓝的咏叹。
寄情花鸟“荷”为贵
冯今松曾经与一位搞文学创作的朋友交流创作体会,朋友说:“搞文学创作,有的角色原计划是让他死的,但写来写去,不能死,而且应活得有滋有味;有的是不能死的,情节发展了,非死不可。不知你们搞美术创作怎么样,是否有类似情况。”冯今松兴致勃勃地答道:“怎么没有,跟着感觉走,跟着画上的艺术形象走,这恐怕是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
在冯今松看来,中国画的创作如同做诗一样,须在“可解,不可解,不必解”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各人的风格和各个地域的中国画,无非是有的“可解”,有的“不可解”,有的“不必解”,或说是“具象”、“抽象”、“意象”。谁能把握住这三者的最新统一结构并用笔墨表现出来,那就是创新、发展、新风格、新传统。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的名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牛是很温顺的,而看一下外国的“斗兽场上的牛”和“奔牛节”中的牛,则是斗性十足,是非常的强悍。因而动了创作一幅斗牛的想法。冯今松的《斗牛头》(见湖北美术出版社《冯今松画集》),画了一头跳了起来正准备用角顶冲过去的水牛,势不可挡,牛劲十足。至于是在斗兽场上与人斗,还是牛与牛斗没有画出来,让人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一次,他从老画家的露根兰中得到启发,古往今来,人们画兰都是以兰叶为主,点兰花作为点缀。为什么不能以画兰花头为主呢?兰为香祖,亦为楚魂。于是,他便以《香祖》为题,画了一幅冯氏“兰图”。此画构图简洁,是幅精妙的文人小品画:两个带把儿的杯里放了8根剪叶兰。表面上看,此画似乎是一幅速写静物的西画,西方抽象主义、唯美主义精神也得到体现;然而细细品味,它却大有梁楷的笔意与诗画一体的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在这里,中国文人画的简约被推向极致,而西画的变形也得到了水乳交融的运用。在这幅精品中,画之“三解”与“三破”之统一得到充分认可。画家与画都达到了一种崭新的自由境界!
冯今松的画带给我们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发现和爱。他喜爱周敦颐的《爱莲说》。因而他笔下的莲多是夏荷,或几枝或万顷,和风丽日,生机勃勃,展其叶则多恣意运笔,浑然莫辨,绽其花则如夜空姣月,如龙点睛,有风即作飘摇之态,无风则献婀娜之姿。
1984年,当他的一幅红彤彤的《华而实》在全国第六届美展一亮相,人们为之惊奇:艳红的荷花上升到突出的位置,花、叶、茎在水、墨、色的融合中,充满着生命的律动,获得了浑然天成的效果。原来荷花也可以这样画。专家们称,《华而实》打开了一扇通向全新花鸟画之门。2001年《华而实》入选《中国当代美术图鉴》,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花鸟画的精典之作。冯今松说:“自从南京美展以后,我创作的《咫尺两丛荷》、《莲花礼赞》、《红莲赋》等系列作品,无论技巧、构成、意境、都是《华而实》的继续。”从《华而实》开始,荷花这一传统题材告别了一管独吹的牧音短笛,开始了丰富多彩的重奏与合唱。
冯今松善于悟道,将观念上的破旧立新概括为“三破”:一破“折枝为上”的花鸟画创作观念,把花鸟世界置于整个大千世界之中,而不是把一枝一叶孤立于大千世界之外;二是破“水墨为上”的传统技法观念,把源于现实生活的五光十色集中提炼后,置于花鸟画中,使之“墨中有色,色中有墨,交相辉映”;三是破“自然结构为上”的造型观念,吸取彩陶文化、青铜文化中的打散构成的手法,创造新的笔墨形态、水墨新天地。
他之所以寄情花鸟,是因为在他心里:“一花一世界,在现实世界中,花儿虽小却与四时更迭相连;在精神世界,花开花谢又与人们的万种情思相牵。画一朵就画一个世界,一个能装下画家奔驰的思想情感的世界。”
2008年4月,中国美术馆再次为冯今松举办了个展,这也是他生平的最后一次画展。展出后,他将20幅作品捐献给国家。他说:“我从艺50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夙愿,总期望自己的作品能在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中,发挥一点点微薄的作用。”
最后,我们还是以老诗人王士毅先生一副挽联作为结语吧。联云:
画如斯人也,芝兰馥而莲无染;
名副其实焉,德艺馨则品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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