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泗川:日伪时期武汉新闻掌门人

庄泗川是被历史尘封已久的人物，以至当今武汉没有人知道他。但老武汉没有忘记，武汉的历史档案和日伪时期的报刊大量记载着他并不光彩的轨迹。他是日伪时期武汉新闻界说一不二的人物，担任过武汉日伪主流媒体《武汉报》的总编辑、《大楚报》社长、《两仪》月刊的发行人。他身兼多职，先后任日伪武汉记者协会负责人、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日伪武汉艺术委员会主任、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东亚联盟湖北分会秘书主任、武汉亲仁俱乐部管理委员、湖北清乡爱路委员会委员等职。这一大串的“桂冠”，说明他是武汉沦陷时期湖北政坛大红大紫的人物。2002年，他在台湾作了口述历史（2003年以《百年忆往》的书名出版），使他浮出了水面。在回忆录中他居然将自己说成是“沦陷区的活菩萨”，是“身在匈奴，心存汉室”、“关怀爱护中国同胞”的报人。那么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现在我们解开他的历史。

书香门第——早年身世

庄泗川是台湾省嘉义县人，1905年1月17日出生。本名“泗川”，学名“弘洙”，又名“贵岩”，曾用笔名“泗筌”，“筌”在闽南话与“川”同音。早年入嘉义公学就读，接受日本教育。其父庄伯容（1864—1933，医生、诗人）在庄泗川的少年时代向他传授中国文化，天长日久，使其奠定了良好的中文基础。他16岁时，背井离乡，到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厦门，考入集美学校中学部，其作文曾多次在比赛中夺魁。因成绩名列前茅，被校方保送厦门大学深造。后到上海，投考上海大学。上海大学的创始人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由于这个缘故，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台湾颇受于的恩惠。二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一所知名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思想一度激进。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游行示威的队伍之中。下半年，因形势紧张，便辍学回台湾。

庄泗川在大学二年级时，投稿《台湾民报》，开始笔墨生涯。1928年5月他与朋友创办了《台湾民众时报》，出任记者。虽然这份报纸只有2个月的生命，但从此他与媒体结下了不解之缘。1934年，因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被《台湾新民报》总编辑所赏识，延请担任记者，在台中支局上班。他别出心裁开设了“独家报道”。“独家报道”是当今报业抢新闻的惯用方法，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台湾，新闻是被日本严格管制的，没有一家报纸有这个专栏。《台湾新民报》第一篇独家报道，是庄泗川采写的。这篇记述了一个叫石川的日本人因贪恋女人而贪污被判刑的独家新闻，顿时轰动了台湾，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使《台湾新民报》在台湾媒体业中独树一帜。他也因作业优秀，平步青云，一路升迁，先后担任新民报屏东支局长、台北中文版的主编、中文版总编辑等职。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为了在思想上控制中国，在台湾抽调了一批文化人，充当他们控制舆论、宣传殖民文化的走狗。庄泗川因有以上的业绩，被日军部看中。对此他是心知肚明的，他承认“日军报道部是借用我有中国人的身份办报的，且以中文发刊，希望中国民众知道总编辑是自己人，诱导中国人采信刊载的内容，提高阅读率，彰显发刊绩效。”

倍受青睐——上任《武汉报》总编辑

1938年10月25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后，就立即启动“以华治华”的机制，措施之一，就是筹办中文《武汉报》，作为侵略舆论的工具。日军驻汉掌控宣传媒体的报道部就命令早在上海待命的庄泗川赶赴武汉，担任《武汉报》的总编辑。日军之所以挑选他出任如此重任，按照他的解释，鉴于他的中日文均有良好的基础，“一则宣导他们的政治策略，二则亲近并拉拢更多的中国人，三则推展报业。”11月初，他率领一行人来到汉口时，战争的余火还在燃烧。他们抢占了设在汉口歆生路（今江汉路北段）泰宁街口的国民党的《武汉日报》社址。当时天气还很热，汉口因战争破坏，没有电、水，整个报馆漆黑一片，“有如鬼屋一般，令人心惊胆跳”。日军报道部下令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就出报纸，他们非常惶恐，加班加点，11月10日第一张油印报纸发行，7天后出版了铅字版，对开半张。第二年安装高速轮转机等先进设备后，扩大为对开两张，成为华中地区影响最大的报纸。该报后来虽然在名义上归属汪伪中宣部，实际上一直是日军报道部所严格控制的权威媒体，在创刊词中宣称：“本报为适应民众需要，乃于焦土之上，播下文化种子，以和平救国为当前任务，以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大亚洲主义为终极目标。”报社内设编辑局（部）、经理局、企划局、营业局、工务局等5局，在武昌、九江、信阳、岳州设分馆，在上海设通讯处，东京设办事处。编辑局是报纸的主体，有论说、编辑、采访、校对、写真等5个部门。第一任社长是日本人，叫大串，是驻汉日军特务部的大佐，报社内还有日本顾问和嘱托，对其严格控制。

日本军部利用庄泗川等所谓中国人办报，反映的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声音。庄通过精心挑选的新闻和社论、评论等，公开鼓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鼓动被奴役的亚洲国家动员起来，实行所谓的黄种人革命，作统治世界的美梦。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第二天《武汉报》就加以报道，并连续多日，在第一版大肆宣传日军的胜利，鼓吹所谓大东亚战争。

即便是副刊，也决不是所谓无聊文人的风花雪月之作，大多数文艺作品宣传了日本的所谓圣战。如1939年3月22日，《武汉报》发表了《东亚行进歌》，称：“中日结交情谊深，联合满蒙倍相亲；如手如足以脉传，同文同种更同心；努力建设新秩序，明朗天地众志伸。”同年6月26日，发表了《新东亚建设歌》，将共产党诬蔑为“赤魔”，侵略者成为“仁德爱你保护你”的天使，鼓吹中日携手“建设东亚如阳辉”。

《武汉报》为侵略者服务，是与庄泗川对日本的忠诚和效力分不开的。他担任该报的主编，成为武汉颇有势力的显赫人物。一次，庄的一位叫陈重光的同乡的朋友因犯事被汉口警察局抓进了大牢，陈某专程从上海赶到武汉，请庄帮忙。庄泗川爽快地答应道：“这没问题。我这张名片给你，我会打电话跟警察局长讲，说我有个朋友叫陈重光要去找他，这个人是我介绍的，请警察局把你那位被收押的朋友放出来。”第二天，陈重光拿着名片去警察局，居然受到乐队奏乐欢迎，着实让他吓了一跳。原来，柯大树接到庄的电话，知道此人来头不小，派乐队欢迎，立即放人。陈某感激地对庄说：“泗川兄，你在汉口的势力不小哟！”《武汉报》有个记者，夫妇俩人都染上毒瘾，搞得经济拮据，该记者就偷刻庄泗川的印章去鸦片局领取鸦片享受。庄知道后默认了此件事。以上二例便可知道庄在武汉是如何地呼风唤雨。

鼓噪汉奸文化——主持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

日本侵略者在军事占领、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在思想领域强化殖民文化的统治。1940年7月在南京成立的中日文化协会，就是日本政府与汪伪傀儡政权为“沟通”日伪文化，建立鼓吹大东亚共荣圈新文化体制和东亚文艺复兴运动的需要而建立的一个社团。1941年3月5日，由汉口日陆海军特务部、日本驻汉领事馆和伪省、市政府控制的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以下简称分会）成立，庄泗川出任常务理事兼总干事。在分会成立的大会上，他用中日文报告了分会的筹备经过。

武汉分会的经费由日本驻汉陆军、海军、领事馆和伪省政府提供，第一任11名名誉理事中，日本驻汉领事、日本陆军特务部长、海军特务部长等7人列名其中；理事15人，有日本人5人。它是日伪的一个御用政治、文化机构，其宗旨“以沟通中日两国之文化，融洽双方朝野人士之感情并发扬东方文明以期达到善邻友好之目的”。下设武汉文艺协会、教育学研究会、国学研究会、法学研究会、新国民运动促进研究会、亲仁俱乐部等。武汉分会是专门在精神上毒害中国人民的机构。对此庄泗川在《本分会二年来之回顾》说得十分清楚：“民族自力更生的巨钟，震醒了东亚人的酣梦，由先觉者的友邦日本提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使东亚各国民族认清了前进的共同目标，只有共存才能共荣。于是东亚联盟思想运动，更迫切的应运而生，规定了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4大纲领，而作共同奋斗”，“在这个时代大转变当中，更应当发扬两国固有灿烂的文化，融合两国现代新生的文化，而产生一种新的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放出彗星式的万丈光芒，为完成这种工作于是乃有中日文化协会的诞生。”为纪念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二周年，他别出心裁“悬奖征求小说”，规定小说的内容必须是反映日本侵华战争以来，“根据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思想原则，叙述中日和平反共兴亚之社会史实，并反映新时代之最高理想”。这就很清楚地暴露出他们鼓吹“新文化”的真实目的。

庄泗川除负责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的日常事务外，还负责分会的刊物《两仪》，为其发行人。《两仪》刊名取自于《周仪》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主要象征“中日文化为东方文化之一元两体”。刊物于1941年7月创刊。该刊的宗旨是“沟通中日两国文化，发扬东方文明”。肆意歪曲中国传统文化，为侵略者服务，构成《两仪》的最大特点。首先就表现在刊名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原是我国先民的自然观。他们认为事物有正反、阴阳两级，可以互相转化。在庄泗川等人那里就转化成中日文化的一元两体。本来异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冲撞是很正常的文化现象。然而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是讲正常的文化交流，而是用武力侵略中国，又企图在文化上征服之。在这种情况下，讲什么文化的一元两体，实际上是从精神上奴役被侵害国。他们大讲儒家的和为贵，也是如此。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政治伦理型文化，核心是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强调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和义务，彰显的是民族气节，“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文化人所崇尚的最高精神境界。庄泗川等抽掉传统文化的灵魂，大谈中日同种同文，凸现出他们是一伙出卖国家和灵魂的败类。

最后挣扎——出任《大楚报》社长

1939年3月6日，在日军汉口陆军特务部的策划下，《大楚报》创刊。伪武汉特别市党部成立后，该报即为它的机关报。最初社长为张榆芳（台湾籍），社址原在汉口歆生路鄱阳街对面，后迁至歆生路胜利街。

《大楚报》和《武汉报》、《两仪》是日军在武汉的主流媒体，成为日军侵占华中地区的主要舆论工具。庄泗川在担任《武汉报》总编辑时，就是《大楚报》重要的作者。1941年8月5日，他在《大楚报》上发表了《为什么要提倡东亚文艺复兴》，竭力鼓吹中日同文同种，要用东方的王道与西方的霸道进行斗争，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关键，就是揭橥东亚文艺复兴。

1944年4月，他辞去了《武汉报》的职务，出任《大楚报》的社长，直到该年的11月由胡兰成继任。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他竭力为战败的日本打气，不惜制造“胜利”的假新闻，继续欺骗民众。

日军占领武汉时，信息不发达，报刊就成为信息的重要来源。庄泗川是文化人，他为占领者服务，不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而是从事文化麻醉，在精神上毒害自己的同胞。这在他写的《东亚执笔战士一致联合起来——协力于大东亚圣战》上表白无遗：

英美的文化是自由主义的副产品，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等的表现，已决不适于现代的需求，共产主义更是今日全世界的共同敌人。

现在我们既站在复兴中华，保卫大东亚大纛下，这正是我们造成时代风气的指南，协力大东亚战争，驱逐英美，反共和平这正是今日东亚人应尽的天职，更是中国人谋求救国的惟一方法。

中国的文化人——执笔的战士们！今后应当把笔杆当作了枪杆，要把纸张当作了杀敌炮弹，须知‘他人悬宝剑，我有笔如刀’，须知‘一纸文字，胜于十万毛瑟’。共同努力尽一个战斗员的天职，唤起了未死的国魂协力于大东亚的战争，不但是要扫除英美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还要扫尽了一切文化的侵略，我们要认清复兴中华、保卫东亚的伟大事业，必须先要从东亚文化复兴运动做起！

白纸黑字，面对国家主权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庄泗川站在敌国的立场上，为其宣传殖民文化、侵略文化，是难咎其出卖国家的罪行的。同时“他人悬宝剑，我有笔如刀”，“一纸文字，胜于十万毛瑟”，也不打自招地供认他正是用笔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自己祖国而效力，严重地伤害了自己的祖国，伤害了被奴役的广大同胞。他对主人的忠心和卖力，获得了主人的青睐。在担任《大楚报》时，日本报道部给他月薪金4800元，高于日本顾问或嘱托（日本嘱托薪金为2500元），中级职员为2500元左右，一般职员在500元至1000元之间。对此他是沾沾自喜的。事隔50多年，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在《武汉报》任职八年，这段期间没犯过任何错误，没受到日本主管指责，忆起当时的情景，连自己也难以置信。”正是由于他的卖力效忠，使“日本军方也相当尊重”他，“非常庆幸没有被日军征用到南洋”。

投笔从商——在台湾的晚年

抗战胜利后，庄泗川被武汉国民党政府当局列为武汉地区第一号文化汉奸。他惶惶不可终日，东躲西藏。10月，出于无奈只好投案自首。因国民政府对为日本效力的台湾人、东北人、朝鲜人，与对待参加战争一般日本人一样，除战犯外，均不追究，给予宽大。为此，他被关押2个月后获得释放，于1946年5月回到台湾。

庄泗川通过朋友的介绍，拜访了台湾省财政处长严家淦，表明心迹，投笔从商。严指点：“何不与日本做生意？”于是他与朋友组织中兴实业公司，利用与日本的旧关系，担任第一届台湾对日贸易代表，促成台湾对日外贸。以后生意一帆风顺，创办中华国货公司，设立太平洋化工公司、津津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生产味精。曾任台北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华南商业银行董事、合发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理事、台湾区味精同业公司理事长等职。1961年12月3日，他接受了主的洗礼，恭读圣经，服务于教会，曾担任台北中山基督教执事、长老。1975年被选为名誉长老。

其妻林谨女士，于1924年10月24日结为伉俪，共度70余年。生有一男六女。

2004年2月15日，庄泗川在台北去世，活了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