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却又永恒的民国才女:记萧红抗战初期在武汉生活的九个月

2005年初，我随旅行社组建的临时团队参加了一次港澳观光旅游。在一个晚霞映红港岛的傍晚，当旅游车开到美丽的浅水湾的时候，香港导游小姐指着前面靠近海滩的地方告诉我们：1942年1月，中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萧红在香港病逝后就葬在现在前面那幢中国大饭店的脚下。萧红，就是那个在抗战初期在武汉开始《呼兰河传》创作的萧红，我的思绪顿时像开了闸的潮水一下子被打开……1935年底，这位来自东北沦陷区的女作家在上海以她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享誉文坛，并赢得了鲁迅先生的赞扬。在我和几个朋友的提议下，大家都附和着要司机将车停在萧红墓地的旁边留影，以表达我们对这位中国文学史上著名女作家的哀悼。然而导游小姐告诉说，萧红的骨灰已于1957年移到了广州，这里除了高楼大厦和海滨浴场外，已没有什么可凭吊的了……

在离开浅水湾时，天幕上已缀满了繁星，然而在我的脑海里仍然想着武汉抗战初期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生活，想着这位被鲁迅先生称赞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后继者的萧红，想起了她在武汉的创作与生活……虽然她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是一位来去匆匆但却是永恒耀眼的星星。她的名字及在武汉近10个月的创作生活却永远镌刻在武汉抗战文艺的丰碑上。时值萧红诞辰95周年，仅以此文纪念这位受人尊重的民国才女。

以小说《生死场》走红上海文坛

对萧红生活的东北经历，后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她的自传性散文和小说《呼兰河传》等来推衍的。萧红，1911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后由外祖父为她改名为张乃莹。萧红8岁丧母，9岁入呼兰县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11岁时，父亲将其许配给呼兰县驻军帮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16岁进哈尔滨东北特别市第一女子学校。1930年初中毕业后，萧红偷偷闯到北京，考上女师大附属中学读书；次年迫于压力回到哈尔滨，后与汪恩甲同居。1932年汪恩甲不辞而别，临近产期的萧红遇到了大她3岁的萧军，两人一见如故。萧军将产后虚弱的萧红从医院接了出来，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1933年初，美丽而多舛的萧红在萧军的引导下，开始接触左翼文艺，并进行文学创作。不久，她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散文《弃儿》，接着又发表了《望阿嫂之死》、《看风筝》、《渺茫中》、《烦扰一日》等小说与散文，步入文坛。同年10月，二萧共同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跋涉》，奠定了他们在东北文坛上的地位，因而也引起了日伪特务的注意。为了逃避日本特务的追踪，1934年6月二萧出走青岛。在青岛期间，萧红、萧军以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经历为背景，各自完成了小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的创作。同年11月抵达上海，见到了他们心仪已久的鲁迅先生，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上海，二萧在鲁迅先生的介绍下，结识了一批“可以随意谈天的朋友”。他们之中有茅盾、胡风、叶紫、聂绀弩、曹聚仁和外国友人史沫特莱、鹿地夫妇等。胡风后来在《忆萧红》一文中这样描写道：“见到了这一对来自敌人占领的国土而用笔参加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青年夫妇，是使我高兴的。尤其是萧红，我觉得她很坦率、真诚，还未脱离女学生气，头上扎着两条小辫，穿着朴素，脚上还穿的是球鞋呢。没有当时上海滩上姑娘们的那种装腔作势之态。虽是初次见面，我对他们也不讲客套，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了。”胡风的夫人梅志第一次见到她时，就觉得她既是一位豪爽的北国英雄式的不拘小节的慷慨之士，又是一个很能干的家庭好主妇；无拘无束、活泼泼的萧红，有着东北人的野性以及直爽、未脱稚气、无甚心机的个性。在此期间，萧红有《夏日》、《患难中》、《蹲在洋车上》、《镀金的学说》等作品的发表。1935年底，由鲁迅先生亲为作序并大力举荐的高扬中华民族爱国御侮大旗的《生死场》，作为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之三自费出版了。这也是作者第一次以萧红的名字发表作品。萧红以这本书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跃成为著名的左翼作家。萧红以稚拙却敏锐的笔触，径直深入东北的乡村人生，描述了在广袤的白山黑水之间像动物一样生死、愚钝良善又潜藏着巨力的农民，日本鬼子的入侵与兽行，抗日义勇军和民众对日军的抵抗……她笔下的人物，好与坏，善与恶交融在一起，其中对中国国民性的探寻，是和鲁迅先生相通的。对人性的关注，对生命的强烈感叹，对人的精神状态的触动，使萧红避免了不少作家因为观念先行所带来的作品的短命。由于作者将创作的背景放在了东北偏远一隅的乡村间，传统中的落后、愚昧甚至残忍的一面就显得更为触目惊心。1936年5月31日，鲁迅先生在回答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提问时，先后3次把萧军和萧红这对年轻夫妻作家列入到“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家”和“左翼作家”的行列。

由于萧军在感情上的不专，萧红不得不于1936年7月出走日本，在日本呆了半年有余。1937年初，萧红中断了在日本的学习与创作，回到上海，之后又到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在萧军去函的催促下，萧红回到上海，与萧军和好如初，一起参与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辑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上海遭到日军的进犯，爆发了淞沪之战。在上海许多刊物均停刊的情况下，于是胡风准备筹办一个刊物，约请了一些作家座谈。萧红、萧军、曹白、艾青、彭柏山等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会议，萧红、萧军在这次会上认识了端木蕻良。因为萧军与端木蕻良都是辽宁人，两人的关系走得更近。在商量刊物的名称时，胡风提议叫《抗战文艺》，萧红却觉得“这个名字太一般化了。现在正是七七事变，为什么不叫《七月》呢？用（七月）来作抗战文艺的开始多好啊！”萧红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于是由胡风主编的《七月》刊物在战争的硝烟中于9月11日得以呱呱坠地，大家义务投稿，没有稿酬。由于局势的迅速恶化，这份周刊仅出版了3期便在人们纷纷撤离上海中暂时停刊。

把家安在武昌小金龙巷

眼看上海就要陷落，萧红和萧军这对年轻的患难伴侣接受了胡风的建议，于9月下旬先期离沪撤往武汉。

9月28日，在熙熙攘攘的汉口的码头上，举目无亲的二萧与二十年代就闻名于哈尔滨的诗人、时任检疫官的于浣非（笔名字飞）偶遇。异地相见，老乡们显得十分亲热。经于浣非的介绍，两萧认识了东北诗人蒋锡金。在逃难人群蜂拥武汉、住房顿感紧张、两萧住处尚未落实的情况下，蒋锡金便将自己租住的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的卧室让出，邀萧红与萧军居住，自已则住在书房里。据端木蕻良晚年的回忆：当年的武昌小金龙巷21号，是一幢新落成的小宅院，呈凹字形。蒋锡金住在北侧的两个单间，前为书房，后为卧室；南侧的第一间住着一对夫妇，男的逛妓院，院里的人都不与他们来往。第二间房和东侧正房住着两家，其中叶以群和梁文若夫妇住着一间。此后，许多文艺界人士陆续来汉，除了《七月》的一班朋友，当时和二萧交往的还有艾青、聂绀弩等人。

在小金龙巷居住的最初的两个月的时间里，萧红除了给两个男人洗衣、做饭之外，就是在她的房间里开始潜心构思和撰写她的《呼兰河传》了。孩童年代的往事渐渐铺展开来……她几乎在淋漓尽致地倾诉着对乡土和老祖父的思念。当萧红把自己写的《呼兰河传》部分原稿给锡金看时，锡金有点纳闷，小说已经写到第二章了，她还在那里抒情，对乡土的思念写得如此的细腻、悲凉，好像写不尽似的，总也见不到人物、情节的出现。由于战争的继续升级以及个人生活的漂泊不定，使得萧红一直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进行创作。这部创作于武汉尔后完成于香港的《呼兰河传》，后来成为萧红后期的代表作。作品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表达出作者对于旧中国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

陋室里的弦歌

胡风一家从上海经南京撤退到武汉后，经老朋友介绍住在了武昌小朝街。胡风曾把《七月》杂志改名为《战火文艺》向汉口地方当局注册，未获批准，最后只好以《七月》一名于10月16日再次创刊。在《七月》（半月刊）恢复出版前后，胡风与萧军分别有书信，催正在嵩坝治疗风湿病的端木蕻良来汉。受朋友的催促，端木蕻良只好跛着腿坐上火车向武汉进发。

10月下旬，来到武汉的端木蕻良直奔武昌小金龙巷。由于彼此都是东北人，又都是流亡者，加上对鲁迅先生十分敬仰，对文学创作的酷爱，因而谈话非常投机。在萧军、萧红和锡金的盛情邀请下，端木蕻良加入了这个临时组建起来的“三口之家”，并与蒋锡金住在了一起。4位年轻人常常一起谈论时局，讨论中外古典名著和文艺方面的问题，讨论时事和议论战局，有时也开开玩笑和抬杠；娱乐时大家还唱一些中外歌曲，萧军有时也来上一段京剧、平剧或大鼓，萧红等人也来上一段却尔斯顿舞或萨满舞，因而经常引起同宅院的邻居家的孩子扒着窗户观看。遇到天气好的时候，萧红他们还会约上一些朋友到奥略楼、抱冰堂、洪山宝塔等武昌的旅游景点去游玩。这一段时间，萧红的心情显得十分的晴朗和愉快。

每逢白天，蒋锡金上班后，胡风、艾青等人便聚在小金龙巷21号，于是萧红临时的家便成了《七月》杂志的编辑部。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萧红为《七月》杂志撰写了《天空的点缀》、《一条铁路的完成》、《一九二九年底愚昧》、《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其中《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窗边》是写上海沪淞抗战中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小生命和战士》是写从沪到汉的船上的所见所感；《在东京》则是回忆在日本如何确认鲁迅病逝消息的经历；《一条铁路的完成》和《一九二九年底愚昧》则回忆她在中学阶段参加过的政治运动，一次是在哈尔滨进行的一一·九爱国学生运动，一次是反苏的中东路事件后的“愚昧”的余波。这些文章的内容和主题都与时代相谐。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七月》杂志出版了纪念特辑，发表了萧红《在东京》、萧军的《周年祭》、端木蕻良的《哀鲁迅先生一年》、彭柏山《活的依旧在斗争》、胡风《即使尸骨被炸成了灰烬》等6篇文章。

这期间，萧红除了文学创作，还参与了《七月》杂志社举行的一些社会活动。1938年1月，萧红参加了《七月》杂志社组织的座谈会。当有人针对作家作品反映抗战生活空洞、没有力量、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现象，提出是因为作家与生活偏离太远的言论时，萧红则反驳道：“大家并没有与生活偏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上前线，如果抓不住也还是写不出来。”她又举例说，房东的姨娘一听见警报就吓得发抖，担心她的儿子被炸死，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她的观点得到了在场的胡风、冯乃超的赞同。此时，萧红的交往面开始扩大。通过创办《七月》杂志和一些活动，她结识了在武汉的丘东平、楼适夷、冯乃超、王淑明、吴奚如、辛人、叶以群、华岗等一批志士同仁。

出于对萧红文学作品的热爱，或许是对女作家有种神秘感，武汉大学的一些女大学生们常慕名到萧红的住处，帮助清理卫生。萧红也乐意与她们交谈，了解大学生的心态和校园生活。萧红告诉她们，大学生活曾是她抗争却没有实现的梦想，并鼓励她们课外多浏览书籍；她还特别向她们推荐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和德国女作家丽洛琳克的《动乱时代》。

端木蕻良在武汉与胡风等人编辑《七月》杂志后，渐渐走入了萧红的生活。由于锡金是有正式职业的人，在小金龙巷21号的日子里，朝夕相处的实际上只有萧军、萧红与端木蕻良3人。萧军一贯不愿受拘束，大男子主义时时表现出来，即便是开玩笑，也会伤害到萧红的自尊心和感情，而萧红的琐碎有时也使他厌烦；端木蕻良的平和内向，以及从小生活的习惯，却让他乐意接受萧红的照顾。萧军的大大咧咧，反衬出端木蕻良对萧红的尊重和推崇。最重要的是，端木蕻良认为萧红在创作上是有气魄的，只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争论问题时，两人的观点也不约而同。随着接触的增多，两人彼此似乎感到了一种心有灵犀的愉悦，萧红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中逐渐接受了端木。

12月9日下午，国民党特务在汉口江汉关广场面对武汉市民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的集会上明目张胆地开枪。对于这种公开挑衅的行径，参加集会的蒋锡金对此说了几句激愤的话，于是被特务盯梢。次日，蒋锡金上班途中遭到不明身份人的绑架。不一会儿，几个特务拿着蒋锡金署名的条子来到小金龙巷，“邀请”二萧和端木蕻良去冠生园赴宴。正待特务将他们强行押出门口时，正好被前来研究工作的艾青目睹……

萧红等3人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关押一天后，又未作任何解释地将他们释放了出来。事后得知，由于艾青将此事迅速告诉了胡风，于是胡风托了《七月》杂志的发行人蔡孑民，运用上层关系将他们保释了出来。据称：抓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写了一系列回忆东北、华北沦陷以至对国民党造成今日战争局面不满的文章。此事发生后不久，因孔罗荪的夫人周玉屏带孩子去了重庆，蒋锡金便搬到汉口三教街（今汉口鄱阳街兰陵路至黎黄陂路一段）与孔罗荪同住。冯乃超不久也搬来与孔罗荪做邻居，于是将原居住的紫阳湖畔的寓所让萧红、萧军居住，一来因为这里离胡风的住地很近，二来是想从特务的视线中消失。于是小金龙巷的两间房就由端木蕻良包租了下来。

与端木蕻良的牵手

1938年1月中旬，李公朴来武汉为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招募教员，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艾青、聂绀弩、李又然和田间等许多文化人一拍即合，纷纷响应。1月27日，萧红等一行人离开汉口，2月6日到达临汾。由于民大刚刚组建，一切还没有走上正轨，萧红等人被分到民房住下，人人挂上个“艺术指导”的头衔。不久，丁玲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潼关来到临汾。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位女将有了一个相识相交的机会，并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临汾仅呆了20余天，萧军明显感到萧红的感情天平逐渐偏向端木蕻良，他感到了愤怒和羞耻。随着日军攻陷太原，进逼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决定撤离。萧军想随校撤离打游击，萧红却想有个安静的环境从容的生活与创作。二萧集聚已久的矛盾在去和留的问题上爆发了。萧军愤然走后，萧红只好与端木蕻良、田间、聂绀弩等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了运城，后又乘火车到了西安。

在西安，虽然环境恶劣，但对萧红与端木蕻良来说，确是一段快乐的日子。他们一起游览碑林，品尝当地的小吃，许多相同的爱好使两人颇为投机。未料一月后萧军又返回到了西安，萧红与萧军在感情问题上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抗战期间，一对曾经在艰难岁月里患难与共的夫妇终于由于性格上的不和而劳燕分飞，各奔东西。此时的萧红已怀有萧军的孩子。4月下旬，萧红与端木蕻良从西安返回武汉。

5月1日，萧红的散文《记鹿地夫妇》发表在汉口的《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二期上。这是她近半年发表的第二部作品，离1月发表书评《〈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相隔了4个月。

回到武汉的端木蕻良又租下了小金龙巷25号的那两间房子。怀有萧军孩子的萧红与端木蕻良的公开同居，遭到了胡风夫妇、张梅林、池田幸子和舒群等好友的质疑。萧红坦然面对，以散文《无题》作答，表明她对萧军“蛮强”气质的鄙视和对端木蕻良“文弱”气质的欣赏。当然，萧红肚子里的孩子仍然使她难以释怀，曾托梅志和锡金找人堕胎，终因费用昂贵和危险而作罢。

此时的端木蕻良认为，既然要和萧红在一起共同生活，就应该先向所有的亲友明确两人的婚姻关系。为表示对萧红的尊重，不让她再受到伤害，端木蕻良决定举办一个婚礼。婚前，萧红送给端木的定情物除了她心爱的小竹木棍外，还有鲁迅夫妇送给她的相思红豆以及萧红写的两句定情诗：“桥头在明月，同观桥下水”。

5月下旬，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昌大同饭店举行了婚礼。当时，端木穿着一身驼色西服，萧红则身着一件紫红纱绒的连衣裙，脚穿黄色半高跟皮鞋。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这是漂亮文雅的一对儿。胡风、艾青等文艺界人士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远在广州的茅盾先生专门邮来100元的支票，对萧红与端木蕻良的结合表示祝贺。此时的萧红无疑是感到幸福和满足的。与前两位男士的同居，均是处于困窘甚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萧红不可能有更多的要求，而以当时的形式及性情使然，汪恩甲和萧军没有给她一个名义上的婚姻。虽然萧红独立行走，可以不在乎身份，然而她毕竟是个女人。大概没有一个即将结婚的女人不愿披着婚纱，在爱人的陪伴下堂堂正正地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宣布她和他的亲密关系。因而这个仪式对萧红来讲意义重大。

新婚初期，萧红虽然怀有身孕，但精神还是愉快的。她第一次名正言顺地做了新娘，不再抽烟，也很少喝酒。婚后，萧红与端木蕻良仍住在小金龙巷。与萧军的家长作风、过分保护相比较，端木蕻良的生活能力较差，依赖性较强，家里的一切都由萧红打理，使萧红有了当家作主的尊严感。端木蕻良将生活中的一切交给萧红管理，而他自己成天沉浸在文学创作之中。然而萧红也是作家，《呼兰河传》的写作正在进行，而家里的任何事情都要她去料理，日常生活的琐事渐渐使她不胜劳烦。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有人常看到蓬松着头发的萧红和娘姨在小菜场去买菜；甚至为了家务事不得不奔走于村公所和医院之间……萧红也感到了不堪重负。由于她和端木蕻良的结合被萧军的许多朋友所非议，因而有意无意的疏远她，使敏感的萧红感到极其苦闷，但她的创作仍在进行，她的文艺思想也日臻成熟。

这个时期，萧红的交往面再一次运转开来。她在哈尔滨时期牵牛坊的中共党员朋友罗烽、白朗夫妇和舒群都在武汉。罗烽当时主编《岗哨》半月刊，舒群主编《战地半月刊》，萧红虽未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但由于误会的解除，交往更密切了。此时，她又结识了臧克家、老舍、王西彦、曹靖华、姚雪垠等新的作家朋友。

正当萧红开始新的生活和创作时，武汉的局势却日益恶化。1938年5月19日，国民政府弃守徐州、武汉三镇进入“保卫大武汉”阶段。7月上旬，日军开始在武汉周围地区不断部署兵力。同月26日，日军攻占九江后开始集结主力部队围攻武汉。8月以后，武汉周边的战事吃紧，根据第九战区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武汉三镇市民开始向四处撤退。文化人纷纷西撤重庆。武汉到重庆的船票已很难买到。萧红托人只买到了一张船票，让端木蕻良先行离汉去了重庆。

一段苦中作乐的生活

端木蕻良走后，萧红在武汉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田汉因工作关系一时离不开武汉，安娥自己却转道去了南方。到重庆的事便一度拖了下来。在武昌小金龙巷25号的住处，此时的萧红已把全部精力放在一部8000字的短篇小说《黄河》的创作上。这是萧红自1938年以来写出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她的第一部反映抗战的小说。小说气氛亢奋，一扫《商市街》那种纤细、无奈的愁苦，令人耳目一新。小说最后通过八路军战士的嘴发出这样的心声：“是的，这回我们必胜，……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过的。”

8月中旬以后，日本飞机开始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武汉。怀着身孕的萧红在孤独恐惧之中不得不携带着自己的行李箱，坐着人力车来到汉口三教街孔罗荪的住所——全国文协临时住地。锡金看到萧红的肚子越来越大，并得知她的生活已十分拮据，便到生活书店借了100元钱给萧红，聊补无米之炊。当时除了萧红和冯乃超、李声韵夫妇外，还有鹿地亘夫妇等人也住在这里。冯乃超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对外宣传的七处三科科长，兼任中共党的支部书记，主要协助鹿地亘“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工作。

8月20日，萧红在三教街的住处又完成了另一部短篇小说《汾河的圆月》。小说以临汾为背景，写一个儿子去参军，去打“像人不像人，像兽不像兽”的“小日本鬼子”。后来儿子不幸病逝后，儿媳改了嫁，老妇人不再说儿子死了，而是告诉孙子，“你爹快回来了”，从此天天坐在月夜下的临汾河畔，说儿子要回来了。小说生动刻画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上的创伤。这篇小说发表在8月26日出版的汉口《大公报》副刊的《战线》上。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萧红又发表了《寄东北流亡者》，文章中充满了她对家乡的怀念和对抗日战争要乐观投入的信心。

在与大家和谐相处的日子里，萧红非但开始了创作，生活情绪也活泼了许多，逢到精神好的时候，便与李声韵外出买些牛肉、包心菜、土豆和西红柿，烧成一锅俄式的罗荪汤，就着面包请大家吃。孔罗荪曾这样追忆道：“那时候，可以说是我们最丰盛而又是最富有风味的午餐了。”萧红还苦中作乐地畅想着到了重庆后的生活。她说如果到了重庆，就一定想办法去开一间文艺咖啡室，增添最漂亮、最舒适的设备，选择最美好的音乐，使作家感觉到这是最能得到休息的地方。当朋友问，这会不会是一块世外的桃源之地时，她回答道：“可以这样说。”要知道“桃源”并不一定是要同现实隔离开来的，正如现实主义并不离弃浪漫主义一样，现实和理想需要相互作用的……这美好的愿望并不是萧红一时的兴致所至，或逃避现实。当她在重庆每次见到孔罗荪等人时，仍会提出办一间文艺咖啡室的事情，只是没有资金和良好的环境，“兴味多于惋惜”。

9月中旬，船票终于买到了，萧红和李声韵结伴去重庆。临走时，她对孔罗荪表示，她和李声韵先去重庆负责筹备文艺沙龙的事。“一定要实现的”，她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态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朋友，离开了生活、工作了9个月的武汉。

萧萧落红花落去

在到宜昌转船重庆的途中，李声韵却因重病被萧红送进了宜昌的医院住院治疗。怀有8个多月身孕的萧红在找船的过程中竟在码头上被缆绳绊倒，几乎小产。受尽磨难的萧红几经波折，最后终于到达重庆。一个多月后，萧在江津白朗的家里顺利地产下一个男孩，但两三天后孩子就死了，她却漠然。据白朗后来回忆说：萧红当时的心情很不好，闭口不谈离开萧军后的生活和心情，但一望而知有着隐痛和郁闷，变得易爆易怒，有两三次为一点小事竟然发起脾气来，让她的好友惊讶于她的反常。后来，人们认为：萧军的不能专于情，端木的自我，萧红因失望而扭曲变态的心灵，以及急于摆脱困境自救的心情，于是造成了现实的后果。

1939年的五六月间，日机开始对重庆进行轰炸。一天中无数次的警报，使萧红与端木蕻良的生活频频受到骚扰。1940年1月，在没有向任何朋友告别的情况下，两人飞往香港。在香港短暂一年多的时间里，萧红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的上部，此外还发表了《山下》、《后花园》和哑剧《民族魂鲁迅》等。此间，萧红的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由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回忆录《回忆鲁迅先生》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1941年八九月间，萧红的身体因多年的失养，已开始每况愈下，以至经常失眠、咳嗽、发烧和头痛，在朋友的帮助下，萧红住进了玛丽医院，被诊断为肺结核。此间，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创作，仍有小说《小城三月》、《北中国》等作品发表。这年的12月，日军占领香港。此时已备受颠沛与惊恐的萧红，因虚弱的身体不堪辗转折腾，加上被庸医误诊为喉癌的手术失败后，喉头被安装了一个铜嘴呼吸管，已经不能说话。1942年1月22日，命途多舛而又才华横溢的萧红在折磨与痛苦中离开了人世。香港成了萧红生命的最后归宿。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上，萧红是一颗凄美而又耀眼的星星。31年的短暂生命，以10年的创作生涯而言，她无疑是勤奋的、丰产的。她为后人们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其中有10多部中、长篇小说，以及大量散见于报刊的散文。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字之中，萧红将深切的民族忧愤融汇在绵绵相思和故土人情的描绘中，委婉曲折，沉郁感人。自那时以来直至现在的65年的时间里，中国文艺界的专家学者们对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的民国才女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