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1927年陈独秀在武汉的足迹

1985年深秋的一天，一群人陪同着一位年逾古稀但精神矍烁、步伐矫健的老人，沿着汉口胜利街来回巡走，他们从胜利街天津路口走到车站路口，又折回到黎黄陂路口，老人边走边指点边讲述，陪同人员也帮着提供线索。在几个回合之后，老人的脚步停留在黎黄陂路口不远处的一幢红房子前，语气肯定地说：“是这里，就是这幢房子！”。至此，1927年陈独秀在汉住地暨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地址完全确定。这位老人是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李强。1927年，他是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这幢房子是他经手租下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小楼风貌依旧。李强以其亲身经历和特工人员的良好素质，凭着过人的记忆找到了这座貌似普通但饱含历史意义的非凡民宅。此后不久，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此楼为文物保护单位，一块大理石保护标志镶嵌在其正立面。

这座红楼承载着1927年中国政坛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五届总书记陈独秀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的最后历程。

中共中央迁汉及总书记办公室的建立

1927年上半年，江城武汉风云激荡，政局变幻莫测。1926年底至1927年春，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重心迅速由珠江流域移到长江流域。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学联等团体陆续迁往武汉，武汉成为“赤都”。中共中央从1926年9月开始从全国各地向武汉派遣干部，到1927年3月，大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已云集江城，就地指导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此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人在上海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3月底，共产国际代表及在汉的中央领导连电陈独秀，催他早日来武汉。斗争形势复杂多变、中共准备召开“五大”……北伐军到武汉后，诸多问题亟需总书记定夺。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签署的《汪陈联合宣言》在上海公开发表。随后，陈独秀动身乘船沿江而上。4月10日，陈独秀一行到达“赤都”。

这时的武汉三镇到处弥漫着革命高潮的气氛。北伐军驻扎进各类学校，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分别设立于前政府的机关内。大量机关人员涌入三镇，许多公私房屋或被征用或被收缴或被租用。先期到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住所大多由瞿秋白之妻杨之华的哥哥杨葆青租来，他当时是国民政府管行政后勤事务的工作人员。因用房紧张，来汉的中共领导人办公地与住地大多合二为一。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及全部机关迁汉，当然非同一般，租房任务交给了中央特科先期到汉的李强。李强奉命之后便四处打听寻找，终于在当时的汉口四民街（现胜利街）租下两幢独门独户的楼房，其中临街一幢的门牌号码是61号。因陈独秀在党内有“老头子”的称呼，所以当时党内同志都知道“老头子”住四民街61号。“61号”是陈独秀住地和办公地的代号，事隔多年后，郑超麟、邓小平仍记得。

四民街61号地处汉口中心城区，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公馆——一元路西门子洋行只相隔车站路一条街，距苏联驻汉领事馆约五分钟的步行路程，大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住在附近，中共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机关、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以及国民党、国民政府各部等均离这里不远。总书记办公室设于此有利于陈独秀指导和听取汇报工作，也方便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共商要事。与陈独秀住所紧邻的是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总指挥唐生智的公馆。蒋介石与唐生智素来不合，中共先前制定有“扶唐抑蒋”的策略。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以后，没有自己军队的中共中央将总书记办公地安置于唐公馆旁边，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这处房屋的结构非常适合作总书记办公室。从街面上看，“61号”是一幢西式洋楼，但实际上有主楼和附楼两幢。主楼临街，共3层，坐西朝东，红墙赤瓦，有两个门可出入，当年一楼是警卫人员工作和居住，二楼大房间布置成会议室，用于开会和会客，陈独秀住三楼中间，三楼左右的房间分别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述之夫妇和蔡和森夫妇。附楼与主楼风格一致，但外观不同，出入大门开在东侧。当时这里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居住地和机要重地，存放着中央文件及档案。在主、附楼的东侧有一通道，是陈独秀小轿车的停放处，西侧一墙之隔即是唐公馆，当年，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站在西边窗前可俯视该公馆院内的繁忙景象。

陈独秀到汉是中共中央迁移武汉的标志。陈独秀在此设立总书记办公室，由任作民、任淑兰（2人为任弼时的堂兄妹）、黄文荣（黄玠然）3个工作人员组成中共中央秘书处，任作民任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当有重要情况时，任作民去通知有关方面办理，任淑兰管事务性工作，黄文荣任专职秘书。中共“五大”后，陈独秀准备在中央设八大秘书，但因局势变化未能实现，只有刘伯坚、邓小平到任，这是6月下旬之后的事了。

总书记在位的最后三个月

1927年4月10日至1927年9月中旬，陈独秀在汉共5个月时间。这期间正是大革命由高潮迅速转向低潮并最终归于失败的特殊时期。蒋介石背叛革命，国民革命军内部相继发生叛乱，汪精卫逐渐暴露其反共的真面目，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联合国内反动势力共同镇压国民革命，革命势力不断遭到打击，许多著名共产党人相继被杀害；共产国际的指示脱离中国实际并相互矛盾，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见存在严重分歧，党内意见众说纷纭不能统一……党内外错综复杂的局面摆在总书记的面前，使之陷入严重困境，他为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挽救危局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未能扭转局势。

陈独秀一到汉就投入到异常繁忙的工作中，他所做的最多事情就是主持召开和参加各种会议。几乎每天开会，其中有共产党的、国民党的、共产国际的和几方的联席会议，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党内会议又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宣传委员会议等等。党内会议大多在四民街61号举行。群众性大会陈独秀一般不参加，而由秘书黄文荣去，然后听取汇报。党内会议总体来说都是针对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探讨今后革命方向，讨论制定决策，如土地问题、北伐问题、国共关系问题等等。这些会议的召开，既能看到陈独秀在党的危难时刻的积极态度，而更多的则反映出陈独秀在危机四伏时的迷惘、犹豫、苦闷、无奈。

——陈独秀一到汉便了解各方情况，紧接着于4月16—20日正式召开中共中央会议，重点讨论今后革命方向问题，即是继续北伐扩大革命，还是向东南深入革命问题。在这些会上，党内对今后革命发展方向意见不统一，产生了4种意见：一、东征讨蒋，二、南下重建广州政府，三、与国民党一起举行二次北伐，四、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瞿秋白主张经过南京北伐，谭平山、张国焘主张南伐，蔡和森提出在两湖开展斗争，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竭力主张同国民党一起北伐，打通苏俄通道——即“西北学说”，另一代表罗易则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巩固两湖革命根据地——即“东南学说”，彭述之、张太雷赞同鲍罗廷的“西北学说”。陈独秀左右为难，难下决断。会议经过争论和反复讨论，最终同意了北伐的意见，即先扩大后深入，这自然也是陈独秀的意见。

对北伐的意见基本上取得一致之后，在北伐的同时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又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于1926年底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点是土地革命，该《决议案》规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即把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共产党不需要打出自己的旗号，只要同左派合作，只要通过国民政府由上而下的进行就行了。4月26日，陈独秀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虽然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与方法，但又明确提出：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目的是为了“使他们安心”。当时的实际状况是土地革命深入，势必涉及北伐军将领的切身利益，进而影响联合战线。此时陈独秀没有把解决土地问题当作革命的紧急任务，担心此问题会影响国共关系。他的思想和主张违背了共产国际依靠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

——4月27日—5月9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汉召开，陈独秀主持会议并在29日的会议上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报告》。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关系、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陈独秀在会上承认自己“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准备退出国民党的策略也是“不正确的”。陈独秀的报告没能使代表满意，在就报告进行讨论时，要求发言的有38人之多，瞿秋白、任弼时、周恩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均对中共“放弃革命领导权”、“不实行土地革命”等问题提出严厉批评，瞿秋白写的《中国革命中的争论问题》在会议期间广为散发，引起共鸣。这些批评虽然没有点陈独秀的名，但无疑是针对党的总书记。据黄文荣回忆：在“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是很苦恼的，晚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直到深夜一二点钟，心情显得忐忑不安。在“五大”选举结果时，陈独秀仍然当选为总书记。尽管此时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不服从已经很不满意，但因“老头子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作为党的领袖”而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中共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这次代表大会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陈独秀虽然继任总书记，但是地位已经动摇，他已不能控制党，无法阻止形势的继续恶化。

——5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国民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仍把汪精卫看成是国民党左派，把搞好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当作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对汪精卫集团处处采取迁就退让态度，跟着他们指责工农运动“过火”。5月13日，唐生智节制的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通电联蒋反共，进攻武汉。中共中央发布声讨夏斗寅叛变宣言，同时承认两湖农运“过火”。此时，陈独秀还埋怨《民国日报》办得太红了，他希望少登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以免国民党左派不满。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数日开会，先决定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但听到汪精卫要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后，又决定派谭平山去湖南纠正“过火”行为。在此之前，陈独秀已两次提出退出国民党，5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但多数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而鲍罗廷则说：“莫斯科必不容许”这样做。在当时形势下，国共两党的合作确实难以按现状继续下去，陈独秀看到了这一点，但退出国民党以后又该怎么办，陈独秀也没提出什么主张。中共中央为保持合作连续发文纠正农民运动“过火”行为。结果“过火”行为未得到纠正，反而为反动派提供了口实。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陈独秀还没有明确提出建立自己的军队掌握自己的武装，而是寄希望于改造旧军阀的部队，派左派和共产党员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做政治工作，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它的社会成分。为此，他还亲自采取具体措施。5月27日他专程到国民党军委会秘书长林伯渠的寓所紫阳里52号，向林提出：把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培养成中央工农军。林伯渠建议：“最好你和程潜谈一次”（程时任第六军军长）。在林伯渠、李世璋安排之下，陈独秀在汉口友谊街第六军办事处与程潜见面，当面提出把第六军培养成工农军之事，还提出送第六军中下层干部去海参崴培训。经过做工作，程潜同意派做政治工作的李世璋去。陈独秀的这一努力，对挽救革命没有直接起作用，但说明他对中共掌握武装问题还是有所考虑的，当然这只是依靠和改造国民党军队，还没有提到独立建立自己武装这个层面上。

——5月底，共产国际“紧急指示”传到中国，要求中共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一支5万人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等。这个指示提出了克服革命危机的关键问题。但是，斯大林等人却寄希望于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执行这个指示，这不仅完全脱离当时实际，也是令执行者无所适从的。罗易很快将紧急指示透露给了汪精卫，给汪实行分共提供了口实。中共中央于6月7日、14日、26日连续举行会议进行磋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参加会议。讨论中，党内争论十分激烈，针对当前局势、出路等问题，蔡和森主张应在两湖地区“坚决地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任弼时“建议党中央发表宣言，揭破汪精卫假左派的面目，和他摊牌”，谭平山反对说：“我们没有力量和国民党决裂。”此时的陈独秀既要服从共产国际，保持与国民党的联合，又要执行导致联合战线破裂的这一指示，他回电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陈独秀在26日的会上明确说：“莫斯科的指示我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陈拒不执行“5月指示”，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十分恼怒。他们认为，目前的一切都是因为中共党的总书记不按国际指示办而造成的。6月底，罗易发电给斯大林，提出“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几乎在同时，鲍罗廷收到共产国际的训令，要求中共改组政治局，提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鲍罗廷没有马上执行这一指示，希望峰回路转，然而陈独秀已回天乏术。

——6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解散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陈独秀对秘书黄文荣说：“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6月底，武汉盛传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即将制造又一个“马日事变”。为防不测，中共中央机关于6月底从汉口迁至武昌，但因陈独秀反对：“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太不方便。”仅在武昌开一次会议后于7月初又迁回汉口。在武昌的会议上，任弼时代表团中央提出《政治意见书》，对党中央的妥协退让提出批评，陈独秀十分生气，说：“你们晓得什么？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他越说越生气，最后将《意见书》撕碎丢在地上。这次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虽然遭到恽代英、蔡和森等人的坚决反对，但还是通过了《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决议案》。这是一个将革命的领导权全部拱手让给国民党的政纲，陈独秀认为现在必须以退让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鲍公馆继续开会，没有结果。7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动分子、共产国际代表参加。陈独秀在会上提出了三条道路：“一、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二、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这三条路都是不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也是行不通的，它既反映了陈独秀的矛盾心理，也说明陈独秀在危急时刻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应变措施。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到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力量的正确主张。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陈独秀的领导已极端不满。陈独秀无奈地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这时的陈独秀像一只迷途的羔羊，矛盾、徬徨之极。

7月8日上午，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应该召开秘密紧急会议，选出能保证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方针的新一届政治局。”鲍罗廷见大势已去便执行国际的命令，于7月12日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自此，陈独秀离开总书记岗位。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

隐居的日子

短短的3个月，汉口四民街61号伴随着陈独秀度过了近百个不平凡的日子。在这里，他工作太忙，会议太多，还经常会见共产国际代表、中共湖北省委和长江流域各省的领导人，听他们汇报工作，了解各方面情况。他要求秘书每天把工、农、妇运和社会上各种要事情况写成纪要，报送给他，每天晚上都要综合一天发生的事情，把当天的工作进行归纳整理，让秘书记下来，做成备忘录收起来。外出时总是乘坐那辆旧轿车，秘书黄文荣陪在一旁当警卫。他工作严谨，思维敏捷。中共“五大”以前他在党内的地位不可动摇。他固执而傲慢，家长制作风严重，党内同志对他都敬畏三分。正因如此，他不轻易地同意别人的意见。他生活很俭朴，从不讲究吃穿。在武汉这段最苦闷的日子里，他最大的嗜好就是不停地抽烟。这一切都给总书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7月10日晚，不再省事的陈独秀悄然离开四民街61号。临走时任作民、任淑兰将他送到门外。当晚秘书黄文荣陪同他先到汉口一家餐馆的阁楼上躲起来。第二天，他们转移到汉口前花楼街亚东书局的纸庄隐居下来。

前花楼街当时是一条石板路的深巷，纸庄是一个不太大的二层楼，老板汪原放是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介绍入党的党员，非常可靠。纸庄楼下是店铺，摆着一个柜台，柜台后面堆满各种纸张，为了掩护二人，汪原放把纸的价格标得特别贵，纯粹是为了将顾客吓跑，以求得门庭清静。黄文荣的公开身份是纸庄伙计，每天坐在柜台里照看生意。陈独秀装作一位从乡下来汉口养病的有钱人，他从不下楼。他的房间原是存放书籍的地方，里面摆放有许多图书，很合他的胃口。他们的生活由一位从湖北乡下请来的妇女照料。

陈独秀隐居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生了七一五事变。当时的汉口一片恐怖，动辄戒严查户口，到处抓人，他们很紧张。在隐居的日子里，陈独秀终日沉默寡言；每天在楼上来回踱步。因与世隔绝。既不能订报纸，也不能出去与人联络，更不能向人打听，时局的变化陈独秀一点也不知道，甚至连南昌起义这样的重大事件也毫不知晓。

8月7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明纳兹的指导之下，在汉召开了秘密紧急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因共产国际代表反对陈独秀出席这次会议，陈独秀没有机会申述他的意见。

八七会议后的一天，瞿秋白和李维汉突然来到纸庄，黄文荣在楼下放风，他们上楼和陈独秀谈了一个多小时，把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但陈独秀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瞿、李二人匆匆离去之后，陈独秀心情坏透了，两天后就病倒了。黄文荣不得不请来医生为他治疗。过了几天，他病有好转，但情绪却仍很糟。

8月中旬的一天，陈独秀要陈乔年去找汪原放到这里来一趟，当乔年领着汪原放来到房前，见门口摆着一张竹床，陈独秀赤膊躺在床上，肩上披着一条粗布的大围巾，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活像一个拉大车的苦力。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也感到不能在武汉待下去，他打算去上海，请汪原放到上海去了解一下情况，看能不能去。汪原放立即到上海，同他大叔汪孟邹商量陈独秀回上海的事，汪孟邹说不要紧，可以回来，并做了具体安排。

9月10日（阴历八月十五日），陈独秀在黄文荣、汪原放和亚东书局职员陈啸青的秘密护送下，登上英国“公和”号船离开武汉返回上海。5个月前来的时候，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5个月后走的时候，他却成为一个对中国革命失败负有重要责任的“下马者”。

9月底，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迁回上海。武汉陷入了腥风血雨时期，陈独秀也陷入了其政治生涯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