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民抗战呐喊的民族志士周德佑

周德佑于1920年12月24日出生于武汉的一个工商业世家。德佑的祖父周韵宣创办鼎孚行，并担任官办汉阳电器公司董事长。1926年10月，周韵宣积极支持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并在经济上给予了大力帮助。

德佑的父亲周苍柏先生，早年在文华学堂参加进步活动，后为逃避满清当局逮捕，转入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1908年毕业去美国纽约大学留学，到美国即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17年，周苍柏学成归国，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职，后被派到汉口组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行。在爱国民族资本家周苍柏爱国爱民的思想盼教育下，周德佑幼小的心里便有了国家这个概念。

12岁的周德佑看见一本小说上“儿子不是母亲的，是国家的”这句话时，竟感动得他紧紧拉着母亲董燕梁的手，硬要她承认儿子是国家的，慈祥善良的母亲给予了德佑认可与支持。

在父母的悉心培养下，周德佑姐弟自幼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德佑有很魁梧的体格，他与姐姐周小燕（现上海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著名歌唱家）一起表演的武术对练还在武汉获得了好的名次。同时，德佑也有一颗活跃的心，一张善说善唱的嘴。他酷爱艺术——图画、文学、戏剧、音乐。能够拉出一手漂亮的小提琴，并且与兄弟姐妹同学朋友一起自编自导戏剧，他们的演出颇受欢迎。小小年纪的德佑就在武汉三镇名声鹊起。

这一时期的德佑喜欢阅读中外特别是前苏联的进步文学作品，喜爱研究各种文艺、政治、社会的书籍，立志为被压迫和被侵略的群众作有力的呐喊。

投笔从戎的抗战文艺战士

1934年，少年德佑离开武汉，开始了上海沪江中学的学习。在上海，像战士一样的作家鲁迅深深地影响了周德佑。他疯狂地阅读鲁迅的作品，他以鲁迅的精神为自己的楷模，为民族的觉醒呐喊。

1936年的夏天，周德佑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回到武汉，在汉口大光报社（馆址在今汉润里，汉口荣宝斋背后）报名参加了由武昌安徽中学教员、中共地下党员光未然（张光年）组织的“大光读书会”，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光未然虽然只长德佑7岁，但他创作的《五月的鲜花》等抗战歌曲已经唱响全国。这个进步组织的主要成员有中学教员李实（即李抱一，建国后任湖北省教育厅长）、懿训女中教员钱瑛（建国后任中央监委主任）、教导主任何伟（建国后曾任教育部长），还有两位出身富裕家庭的高中生赵寻和周德佑。周德佑在这里接受着进步的思想，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之路。

1936年10月19日清晨，受到周德佑崇拜的鲁迅先生病逝于上海。这位青年学生自发地参加了次日由蔡元培先生在万国公墓主持的葬仪。他决心以鲁迅先生为榜样，为民族的觉醒呐喊。在离开鲁迅先生的日子里，德佑的老领导、湖北老乡光未然于1936年底来到了上海，直接领导德佑进行文艺抗战，德佑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一名坚定的文艺抗战工作者。1937年，德佑在离沪返汉前，于5月2日再一次去参拜鲁迅先生墓，并在墓碑前留影，以明心志。

卢沟桥事变后，随着上海、南京的相继失守，1937年底的武汉，已经成为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本营。共产党人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纲第三厅厅长，主持全国国统区的抗战宣传。回到武汉的光未然在以前拓荒剧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国戏剧界抗战协会流动演剧第七队（简称抗敌演剧第七队），德佑成为光未然的得力助手。这些演剧队直属军委政治部，得到了抗战民众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当时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支持。在这些坚定的文艺抗战战士鼓舞下，武汉人民的热情转化成气势雄伟的募捐与宣传大游行，为全民抗战制造“精神炮弹”，一扫沪宁失陷、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以来所造成的低沉空气，重新鼓起共赴国难的高昂情绪。

作为演剧第七队的实际负责人，年仅18岁的周德佑表现出成熟的领导能力。1937年11月底，23岁的杜宣（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帮助解决去延安的问题，后被介绍参加抗敌演剧第七队，受到德佑等人的热烈欢迎。正当杜宣准备加入拓荒剧团时，忽然接到安排他到新四军的通知。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让杜宣在武汉尽量多约一些文艺青年去。杜宣首先找到周德佑等人商量，如他们能参加就最理想了，因为他们都有演戏唱歌搞抗战宣传的经验，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但是德佑从全局的观念考虑：如果剧团一走，便会影响和第二战区的统战关系，这可是原则问题。因此建议杜宣还是按照中共长江局的部署，服从全国的抗战大局，并答应以后可以个人的身份参加。为此，熟悉武汉文艺人才的周德佑为其介绍了多位有才华的热血青年参加新四军服务团。

尽管当时的武汉已成为全国的抗战指挥中心，但被民族解放的火炬燃沸了热血的德佑再也不愿呆在作为后方的武汉，他坚定地认识到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将上前线的强烈愿望转化为实际行动。他留下一封给父母的告别信，毅然决然地告别亲人，随抗战演剧第七队进发晋陕地区，去作鼓舞军队士气和唤醒民众觉醒的实际宣传工作。

“父母养育之恩，将来在报国的时候，一起偿付吧！！”这封告别书在德佑牺牲后刊登在1938年3月24日的《新华日报》上，它既是一封遗书，也是一篇抗战宣言。

德佑的出走使周苍柏夫妇陷入苦恼，他们不仅对儿子的行为感到不可理解，更伤心于他们疏于和儿子的思想沟通所造成的后果。董燕梁伤心地说：“我倒不怪他走，可是难道就他一个人知道爱国，干嘛要偷偷摸摸的走，又不是不让他走。”

经过四处打听，家人得知消息：德佑他们正在武昌集中，队伍尚未开拔。德佑的姐姐小燕承父母之命，按地址找到武昌巡道岭（今粮道街东段）8号的一栋宅子。

经过姐姐的苦心劝说，德佑勉强答应回去见见父母。见到日夜思念的儿子，董燕梁却严肃地说：“你以为就你一个人爱国？儿子是国家的。你去抗日，我一定让你走。”周苍柏则开导他：“不要空谈，要实际地干！”

周苍柏夫妇不但支持爱子以身许国，并且积极参加到抗日救亡的阵线之中。董燕梁成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和常务理事之一，并担任了汉口妇女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

将抗战的热情燃烧在舞台上

1938年元旦，德佑所在的抗战演剧七队由武昌渡江，周苍柏为他们租了辆卡车，把全队26人送到湖北应城。在应城剧院演出后，周苍柏又将他们送到汤池陶铸的驻地，这就是抗战中常见的父亲送子上前线情景。在应城汤池，陶铸主持创办的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实际上成为中共湖北省委培训干部的学校。在汤池训练班，德佑他们受到负责人陶铸的热情接待，在进行短暂休整培训之后，便向山西、陕北进发。

周德佑所在的抗战演剧七队，人才济济，除光未然以外，还有赵寻、邬析零、田冲、胡丹佛、徐世津、何康、胡宗温等优秀青年。他们所创作和编排的抗战剧目有《自卫》、《九一八以来》、《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沦亡以后》等抗战宣传舞台剧。

才华横溢的周德佑，不仅唱男高音、拉小提琴，而且也写剧本，样样优秀，很快成为演剧队的重要支柱。自1936年12月发表首部独幕话剧《告别》起，至1938年3月牺牲前，德佑共创作了《一颗三角钉》、《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等7部独幕、多幕及街头剧，此外还结合抗战形势的需要，发表小说《蓉姐》等17篇、报告文学6篇、散文19篇、诗歌22首、歌曲2首和漫画约50幅。

由于光未然还要参加政治部三厅的其他工作，周德佑、赵寻、徐世津就成了这支队伍的实际负责人。

在演出发动群众的艰苦生活中，德佑他们担着几十斤的担子，一天要走几十里路；对于生活的艰苦，他并未感到一点不适。

一路上，演剧队慰问伤兵，慰劳前方将士，用他们丰富的文艺形式唤醒工人农民抗战的激情。由于原有的剧本已经不能满足群众对抗战的精神需求，必须要有新的创作作品的问世，所以到了晚上，德佑还要挑灯夜战，聚精会神的写剧本，每天只能睡上二三个小时。在短短两个月里，德佑写了《大兴馆》、《小英雄》等4个非常生动，有很强的感染力抗战剧本。

抗战演剧第七队用演出解释了伤兵对民众的误解，用演出唤醒了农民对抗战的觉醒。每当看到伤兵和群众对着撤掉的戏台高喊打走鬼子，台上台下相互呼应哭成一片、喜成一团时，德佑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因而更加的努力写作。激情让他无法停止他的事业，他的热情也传遍了他所在团队的每一个热血青年。

像这样白天里劳力、晚上劳心的超负荷状态的工作；遇到荒芜之地，有限的一角四分钱的伙食标准却买不到食物；风餐露宿、饥饿难饱的生活，无情地消耗他的精力，也损害了这位年轻人的健康。于是病魔开始向这位年仅18岁的小伙子袭来……

1938年3月初，心力交瘁、积劳成疾的周德佑已经感觉到胸口不舒适，但却没有在意，战友们劝他稍事休息，回到汉口去请医生看看，他舍不得那紧张而有意义的生活，他已经把演出的舞台当作了抗击日寇的战场。

3月中旬，在演出《我们的家乡》第三场时，德佑浑身滚烫，休克过去。战友们立即设法给武汉发了电报，并将德佑送到附近野战医院救治。然而，战时前线的医疗条件实在是太简陋了，待周苍柏夫妇接到电报亲自前往将德佑接回武汉时，他生命的蜡炬已经耗尽。据医生诊断结果，德佑是精力俱瘁，又因营养不足，受了外感诱使心肌极度衰弱和伤寒病，已是莫可挽回！

回到武汉后的3月20日下午4时半，死亡之神残酷地将德佑从父母的怀中抢走了。当德佑牺牲的消息传到演剧队的驻地襄阳时，演剧队的全体战友痛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悲壮的周德佑追悼会

1938年3月的武汉，战争的阴霾笼罩在江城的上空。中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抗日本侵略的会战——武汉会战已拉开序幕。

在这种氛围下，3月22日，在汉口黎黄陂路周苍柏的住所里，在汉的国共两党和不少的知名人士纷纷前来向这位民族志士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追悼会由汉口抗敌后援会、青年服务团、青年救国团、陕甘宁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汉代表等联合发起。他们中既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也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陶铸等中共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足见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这位年轻的抗日志士的器重与惋惜之情。

在周德佑的灵堂中央是烈士的遗像，遗像两边悬挂的是中共长江局挽联：

爱国牺牲，尽力宣传拼热血；

抚棺痛哭，惟期捷报慰忠魂。

遗像上方是周恩来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送的“模范青年”的牌匾。

追悼会在哀乐声中开始，亲友们开始讲述德佑生活与工作中的动人事迹：自小所具有的爱大众、爱国家的精神，捐钱捐物给队里、给大家的大公无私的高尚品格，以及在他临死前的刹那，呼喊“打吧！打死一个算一个，只有打死日本军阀，我们才有出路！”的战斗精神……

此时，会场内箫声倏起，周小燕唱起了弟弟在日记本上最后一页所抄录的一首悲切、凄婉的《安息歌》，也许她不知道这是一年前德佑在参加鲁迅追悼会后所追记下的会场上响起的吕骥作词、冼星海谱曲的歌曲：

愿你安息安息……

安息在土地里……

在凄婉的曲调中，青年会和青年救国会的代表用继承死者遗志的话语，重新调动起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的情感。

会上，中共代表邓颖超指出：“在这位民族最优秀的救亡抗日烈士面前，全国同胞只有学习他的精神：第一，对贫苦大众的同情与帮助。第二，坚毅地不疲劳地为国工作的精神。第三，担负最艰苦的任务，一点也不自高自大。第四，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了大众。如果大家都能学习到这几种精神，德佑虽死犹生。”

刘清扬代表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表讲话时希望：第一，政府和各界同胞对青年救亡工作加以谅解和崇敬，并且帮助他们工作，分担他们的工作，不要使这些有为的青年劳瘁致死。第二，每个人要接受周君忠诚的热血、纯洁的灵魂、崇高的志愿。

接着是汉口妇女抗敌后援会黄节文女士读祭文，当她朗诵到“未满十八，忽尔夭亡。从今一去，地角天涯……为炮火下无辜之死，尸身不全，则君之死，亦属万幸，又何况为国勤劳，为国捐躯”时，哭泣的哀音和这凄婉的朗诵混成了一片，这就是对刻苦的民族战士所奏唱的安息歌！

追悼会的最后，德佑的母亲对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人们表示致谢。她说，德佑生前有两大志愿，第一是以整个身心许国；第二是死也不作亡国奴。她说她的悲伤是因为德佑没有替国家尽到最大的力量，她的难过是国家损失了这样的英才。她含着泪水对大家说：“我死了一个英勇能干的德佑，我要培植出千百个同样的青年出来，我将爱护别人的儿子，我有千百个心爱的儿子！”

爱国志士精神的感召力

德佑追悼会后的第二天，即1938年3月23日，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刊物《新华日报》刊登了周德佑追悼会特别报道，文中说“民族解放的伟大号角，吹起了中华民族儿女的最后冲锋号，不知有多少同胞在这号声下，前仆后继的奋斗！周君德佑，就是最勇敢的冲锋者中光荣牺牲的一位。”

3月24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团结”专栏，用巨大的版面刊发了“追悼周德佑志士特辑”。内容有田冲的《忆亡友——德佑君》，王珏《追念为国牺牲的周德佑》，扬慧琳的《抗战中的又一模范家庭》，德佑生前好友祁文淑的《周德佑小史》，并刊登了周德佑烈士的遗像和遗书。田冲在撰文中写道：“你的新生太短促了，不过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是一声巨雷。为了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未亡者仍旧要继续不断的工作，这般比你更年轻更幼稚的孩子们，虽然失掉忠实的战友，仿佛断了手，但是，我们是不会消极的，我们要更积极起来，用集体的力量来分担你的重任，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最为感人的是《新华日报》“追悼周德佑志士特辑”上，还刊载了德佑的父母的感言。周苍柏的感言是：“我为国家损失了一个志士而难过，我要继续帮助德佑所参加的第七宣传队，让他们永远工作下去。”董燕梁的感言是：“我要把爱你的爱来爱世界上一切无母爱的儿女，我要继续你的志愿，努力到底！”

德佑的父母在德佑牺牲后，将准备给其留学的资金全部捐助给他生前的抗战团队，周苍柏夫妇认为，他们都是德佑，都是自己的儿子。

抗战演剧第七队后来改编成抗演三队，继续北上抗日。演剧队的30多名战友跋山涉水，走向了炮火连天的敌后战场。1939年4月13日的傍晚，抗演三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了《黄河大合唱》首场演出，词作者光未然担任朗诵，指挥邬析零，田冲担任独唱。尽管德佑已离开这支队伍，但德佑的精神已融进在这首悲壮的民族史诗中，铭刻在他的战友心中。

1938年6月，百代唱片公司在汉口找到即将前往法国留学的周小燕，为她录制歌曲《长城谣》。一年前，由周小燕在武汉首次唱响的《长城谣》很快传遍大江南北，而此时她最心爱的弟弟已为国捐躯，家乡武汉已开始组织撤退转移，国恨家仇的交织，她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这种情感通过歌曲进行了艺术再现。

1949年10月1日，周苍柏夫妇作为烈士的家属，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这是党和国家对周德佑烈士的最高褒奖。

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拍摄了大型专题片《去大后方》。其中在第三辑中有烈士周德佑的内容。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赵寻在回忆当年队里的核心人物周德佑时说：“每个人都有一股热劲，谁也不说我太苦，可到底他的生活，原来是那样的优越，到那样的艰苦的情况下忘我工作，他就突然一下发烧，疲劳过度，一下子就倒在台上了。大概是心力衰竭，三天以后就去世了，我们大家都哭了。”著名指挥家邬析零在采访中回忆说：“周佑德那时候和我差不多大，出发时抬行李就是我跟他两个人，他的被子跟我的被子都打到一块儿，一前一后，就挑着走。德佑写歌词，能演戏，他更主要是拉小提琴，反正他很活跃。德佑病得很突然，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知道他病了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也来不及了。”德佑的姐姐周小燕也噙着眼泪说：“德佑去世之前拉着我们的手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你们要抗战到底，一定要坚持抗战。他就这么走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与他相比，我做的贡献太少，得到的荣誉又是那样的多。”

烈士墓碑的命运

1938年3月26日，在日军飞机轰炸过后的间隙，周德佑的遗体被装进棺木，由众人抬到江边，用木筏载过长江，安葬在海光农圃的一座小山头（现属东湖宾馆），并竖起了一个简陋的墓碑。墓朝东南，面对珞珈山和东湖，在山水环抱之中。他离开了亲人朋友，回到了他儿时最爱的东湖，独自享受东湖的美景与宁静。然而，如同我们这个多灾多乱、命运多舛的民族一样，德佑的墓也在其后经历了多次波折……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为避免被日军破坏，周德佑家人被迫拿掉墓碑，将坟墓的高度作了降低处理。

事隔11年后的1949年秋，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周恩来总理关切地问周德佑的姐姐小燕“德佑的坟上竖碑了没有？”当听到没有时，总理说道：“像他这样一位青年，离开优越的家庭环境，参加我们的队伍，真不容易，一定要为他竖一块碑。”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一块汉白玉的石碑立在了德佑的墓前。

1954年墓旁建起了著名的建筑——南山一号，成为毛泽东主席1956—1959年来武汉时工作生活的地方，而德佑墓碑就在主席卧室的窗下，得到了主席的认可和爱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该墓碑再次消失，至今无踪。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近年的多方查找认证，周德佑烈士的坟墓仍在原址，其坟墓的水泥与鹅卵石组成的基座仍保存完好，尽管墓碑失踪，但坟墓的内部结构没有损坏。改革开放以来，烈士墓周围经过多次场馆修建与改造，形成了一个死角，其环境已不再适宜恢复原貌。

德佑的父母周苍柏夫妇是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拓荒者，由于他们为国家作出的杰出贡献，其骨灰均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而在东湖，离德佑墓址不远的另一处湖边的高地，是德佑祖母的安息之地。如果能将周德佑烈士的坟墓迁到其祖母墓址附近的地方使其相伴，也不失告慰德佑在天之灵，也为这位从武汉走出的民族英雄得到其应有的归宿。

从东湖走出去，又回到东湖，这是一位以身许国的民族志士短暂而永恒的轨迹。如同周德佑先生那封不朽的遗书，和民族资本家周苍柏夫妇在《新华日报》上充满民族骨气的声明！这就是一种民族的气质。

德佑志士的遗书《给双亲告别书》，与林觉民先生的《与妻书》、郝梦龄将军《给女儿慧英信》一样，都是在民族最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离家时留给最亲的人的绝命的遗书。他们的铮铮铁骨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留下的悲壮的义无反顾的遗书，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林觉民先生安息在广州黄花冈，郝梦龄将军安息在武昌伏虎山，而我们的民族志士周德佑，墓碑两度落难，至今尚未恢复，让人感叹。

为抗日志士周德佑竖碑，是周恩来总理的愿望，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城市、美丽的东湖风景区应该做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