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锡勇，英年早逝的张之洞 “湖北新政”前期总管

广东“练兵”卓有成效

蔡锡勇（1847—1898），字毅若，又字启运，福建龙溪人。出身于早年离闽经商定居广州的殷富家庭，自幼受到严格教育，勤奋读书，学业一直名列前茅。1864年，考入广州同文馆（乃晚清政府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以辅佐外交活动而设），学习外语和天文、数学、万国公法、测量、医学生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1867年，蔡锡勇等6名满、汉学生被选到北京参加英文考试，蔡以优异成绩唯一获“监生”称号。1872年，蔡锡勇以“福建龙溪县监生”的身份，免试进入北京同文馆深造。进修三年各科成绩俱列优等。师从近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深得赏识。1876年随陈荔秋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充翻译、参赞等职，期间与容闳相交甚恰。1881年回国，不久被广州实学馆聘为英文教习，并兼职于广州文报局。

1875年，清廷开始正式按西方国际关系制度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派出驻外使节。蔡锡勇为出任美国（兼领秘鲁、西班牙）钦差大臣陈兰彬（荔秋）、罗致担任翻译官随使出洋。在任工作出色，颇受中外使节赞扬。不久被奏准以“候选通判”身份任驻美文化参赞。蔡锡勇利用担任文化参赞之便，广泛涉猎西方近代新兴科学，热衷于数学、文化、冶金研究和对外国文字改革、教育、经济等方面的考察，曾因解答数学难题获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正当蔡锡勇在国外学习之时，国内开始了洋务运动。已在山西抚晋的张之洞开始向洋务派转化；督粤后中法战事甫定，便制定出一系列实业计划，准备大干一场。然而张之洞很快发现，即使在得欧风美雨风气之先的广东，真正的洋务人才也如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之洞到任后，体察情形，大抵粤东官吏，结识洋人者甚多，而讲求洋务者甚少。向来号称熟习洋务者，非学识粗浅，即品行猥杂”。正在张之洞求才若渴之时，1884年，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向他推荐曾随清使出洋10年之久的时任广州实学馆英文教习的蔡锡勇。曾同为张之洞洋务重臣的闽籍怪才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大臣远略》中曾这样记述张蔡两人的首次见面：“（蔡锡勇）至馆门首，刚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欢喜迎入，慰劳备至。遂带同至馆舍，遍导引观。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霭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何人。后询诸生曰：‘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经过考察，张之洞认为蔡锡勇确如张树声所称许，“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并无时下一般习洋务者之弊，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洋务帅才。所以，当新任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上奏要求拨调蔡锡勇前往日本任参赞时，张之洞立刻上奏拦阻，在《蔡锡勇留粤补用片》中力陈“唯蔡锡勇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因专派充当洋务局委员，承办各事均能深明大体，动协相宜，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请求“准将三品衔候选知府蔡锡勇留粤差遣，实于粤省洋防，大有裨益”。才学超人的蔡锡勇深得爱才惜士的张之洞的激赏和倚任。

入幕之初的蔡锡勇在供职于广州洋务局期间充委员一职。时值中法酣战，蔡除主要负责各种新闻报刊、往来函电等翻译之外，还要参与各种对外交涉和各地洋员的协调工作。张之洞在一份奏折中说：“所有翻译西报，查探洋情，遇有胶葛繁难之处，传述语言，斟酌辩论，以及各营各局洋弁、洋匠稽查调和，均关重要。臣等所用者，止此一员。”可见蔡在张之洞幕中的位置和作用非常显要。

鉴于广州洋务局所委多“无关职任”、收效甚微的窘况，1886年7月，经奏准由藩、臬、盐、运四司道督同各属官员筹办，司道为总办，蔡锡勇则为坐办提调，主持日常局务（后改名办理洋务处）。自此，蔡锡勇成为张之洞最为得力的助手，张之洞各项实业计划亦渐次展开，广东近代化进程明显加速。其间，蔡锡勇几乎参与主持了广东所有的洋务事业，并一手筹划而成了广东鱼雷局（1886年）、水陆师学堂（1887年，由广州实学馆改造而成）、银元局（1888年）等洋务事业。1889年11月，张之洞在《调蔡锡勇等赴鄂差委片》中，对蔡锡勇在粤几年的表现作过如下总结性评价：“查有遇缺即选道蔡锡勇，器识闳远，熟悉洋情，曾充美日各国翻译、参赞等官，奏明办理粤省洋务有年。近来粤防、交涉、创造一切事务，悉以谘之。该员力持大体，动中机宜，深资倚任。”爱惜倚重之情溢于言表。

在洋务运动创办过程中，蔡锡勇也饱尝了创业的艰辛。如广东银元局的创办，从购买机器、选定厂址到筹建厂房、安置设备，从雇佣工匠、培训员工再到筹措经费、核计成本，其间每一环节均凝聚蔡锡勇的心血。然惟其如此，蔡锡勇才可得到历练，才可赢得张之洞的信任，张之洞也才敢于将他的几乎整个实业计划托付于他。因此，两广时期，随着各项洋务事业的铺开，蔡锡勇的洋务才识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检验和提高，这就为其以后在两湖地区开展更加全面的洋务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主入鄂才堪重用

1889年12月，蔡锡勇随新上任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移驻湖北省城武昌，任湖广总督署总文案。因奏请建设卢汉铁路之需，张之洞督鄂时筹划的第一件事即筹建一座大型近代化钢铁厂被提上议事日程。1890年5月，张之洞于武昌宝武局公所设立铁政局（次年移至武昌三佛阁），派委布按二司、盐粮二道及候补道蔡锡勇总办局务，总理一切有关铁厂事宜。

为加快汉阳铁厂的建设进度，张之洞提出铁厂勘定地基、招募工匠、修理运道、开窑烧砖、采运煤斤、订购原料、采买机器等急需赶办的几项要务，要求总办蔡锡勇将以上紧要事宜“开单呈核，派员分投赶办”，限一年内完成铁厂前期准备工作。蔡锡勇领命后，随即投入紧张的工作。由于事属首创，事多繁杂，作为驻局总办的蔡锡勇，可谓是百务缠身。只要是事关铁厂的一切事务，他都得过问、办理，会同筹办一切，以专责成。

在铁厂选址的初期，创办人员中就存有“就煤”与“就铁”两派之争。张之洞从便于亲自督察管理及产品销售着眼，决定煤、铁两不就，主张在省城武昌周围设厂。按此旨意，蔡锡勇于1890年7月奉命带同洋匠贺伯生前往汉阳附近金鸡垸一地勘察。贺伯生以此处地势低洼，“虽可添筑，究不如实地之佳”，提出自省城至黄石港中间一段另觅高地建厂，而不必拘定省城。蔡锡勇对此颇表赞同，所以蔡一边函嘱汉阳县令朱滋泽暂缓交出地价，一边去电张之洞，建议委派一员同洋匠贺伯生“再往下游一寻”。但张之洞主意已定，去电蔡锡勇称“铁厂除汉阳外，必无善地”，命蔡锡勇饬汉阳令速付价购定，不得延误。同时，为掩人耳目，张之洞又电令蔡锡勇“可酌派一轮，并妥员伴送，速往沿江一看”。经数月勘察辩论，蔡锡勇最终按张之洞之意将厂址选定在汉阳大别山（今龟山）下，同年11月开始动工，1893年9月建成，次年6月投产。

在铁厂选矿过程中，蔡锡勇会同其他委员将采取的煤样以及大冶、兴国一带确查铁矿、锰矿、灰石、煤窿运道各情形分别勘查清楚。其他具体事务，如勘定地基、招匠估工、修堤运石、开窑烧砖、订购厂屋铁木灰石等料，采定煤斤，设局屯储购买，小铁路、小轮船及敲铁钻地，起重抽水各项机器，局内各种应用器具，兴修大冶铁山运道等均由其出面组织办理。在铁厂以后的运行中，从洋匠的雇佣到工厂人员的招募，从资金的筹措到日常的燃料、生产、维修都由蔡锡勇主持操办。

因铁厂兴建工程浩大，技术复杂，国内的技术人员又缺乏经验，因而蔡锡勇提出“必多募洋匠，藉资引导”。在铁厂所聘用的40多名外国技师中，其中重量型的洋技师白乃富、德培、锡乐巴等均是由蔡锡勇出面招募的，各洋匠之间的协调工作也由其出面完成。蔡认为：“汉厂多藉洋匠之力，不得不虚于周旋，以收众洋匠之心。”诸如德培接手白乃富的协调工作均让蔡颇费周折。由于外国工程师德培突然到任，使得被接替工作的白乃富很没有脸面，为了解决这种尴尬而引起不快的局面，蔡锡勇于是出面书写了一封佯函，挽留白乃富办理一年的文案工作。这样既照顾了其脸面，又使铁厂的工作也没有因此而耽搁。

因铁厂是在张之洞的要求下仓促开工的，因而留下了随时有停产、停工危机的隐患，这是蔡锡勇所始料未及的。一是原料供应不足问题。1895年1月底蔡锡勇电告张之洞，称焦炭炉于上年12月28日升火，需干柴1.5万担，经多方搜购仅得9000担，维持10余天便无以为继，只好停火。“职回鄂催办木柴，务足万5000担，块煤200吨，方敢再升火——头两个月只能保稳一炉；运料能接济，方敢开两炉自制”。窘迫之情可见一斑。二是熟练工的短缺一直困扰着铁厂的正常生产。1895年6月18日，张之洞致电蔡锡勇，责问他“查各厂委员司事，月费薪水不赀，各厂日用不少，而实在作工能造枪炮、安机器、出钢铁之工匠总不肯多雇，实属不解”。令蔡锡勇道：“上海、香港熟手工匠不少，尽可招觅，务赶速多雇，勿延。”三是一直受经费短缺的困扰，除户部拨款和商人报捐外，许多款项的筹借要靠蔡锡勇。在其给张之洞的电稿中，所言“所短甚巨，难在挪借”、“辗转腾挪”等等的话语比比皆是。汉阳铁厂从成立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在蔡锡勇的领导下共炼成各类钢铁8800吨，为洋务运动提供了急需的钢铁材料。第四是因管理不善，偷工减料之事时有发生。1895年6月，蔡锡勇同黄遵宪到马鞍山煤矿视察工作，发现焦炭炉因掺砌破砖，致敝坏3座，严重影响生产。他立即饬令将坏炉拆掉赶修，还亲自下煤井查看煤层及开采情况。此外，铁厂开工后，贪污作弊、浮开滥支等官场腐败现象也屡见不鲜、蔚然成风。

基于以上原因，汉阳铁厂生产运转发生严重困难，张之洞决定将铁厂包由商办。适逢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亦急于甩掉汉阳铁厂这个“包袱”，清廷于1895年8月初发布上谕招商承办。出于对华商的成见，张之洞主张将铁厂包与外商，并电令蔡锡勇与幕中洋匠协办此事。蔡锡勇不愿看到自己千辛万苦创办的铁厂被外人所操纵，于是他一边与张之洞周旋，一边加紧与此前有意承办铁厂的盛宣怀联系。9月16日，蔡锡勇致电盛宣怀的侄子盛春颐，详陈铁厂转包一事之攸关利害，嘱请盛春颐与其叔详议。不久，因经费紧张等，铁厂不得不于12月5日封炉。此时的张之洞急欲将铁厂包出，于12月12日再次电催蔡锡勇，命其迅速分电比利时、德国各大厂，速派洋匠前来估包，甚至提出所有盘川等费由官出，以此吸引外商。14日，蔡锡勇在复电中据理力争，称“闻盛道已南来，揆度时势，似包与洋人不如包与华人为宜”。张之洞见蔡锡勇坚持己见，转而致电驻俄德使臣许景澄及上海瑞升洋行，转徇英、德各大厂商是否有意来鄂看估面议。12月29日，张之洞再电称已有洋商欲包铁厂，要蔡锡勇火速前往南京（时张之洞暂署两江）面商一切。为此，蔡锡勇心急如焚，四处奔走呼吁。1896年1月30日，湖南巡抚陈宝箴致电张之洞，认为铁厂不宜包与外人。称创办铁厂原为铁路、枪炮及塞漏卮而设，为中国第一大政，香帅生平第一盛业。今需用正急，却欲包与外人，与公初意大相径庭。如此端一开，将无事不趋此便易之路，彼赀日增，我力难继，必至喧宾夺主，后患无穷。稍后，盛宣怀亦亲抵武昌谈判铁厂商办之事。经过协议，盛宣怀于5月14日正式接办。汉阳铁厂最终未入外人之手，蔡锡勇出力颇多。

湖北军工筚路蓝缕

如果说创办汉阳铁厂只是张之洞实行“湖北新政”实业计划开始的话，那么筹办湖北枪炮厂则是他的第二步。早在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图谋自强，萌发了兴建新式枪炮厂的思想，1888年向德国商购机器，1889年拟在广州石门建厂。后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他又以湖北地理位置适中，水陆交通和煤铁方便为由，奏请将枪炮厂移设汉阳大别山（今龟山）北麓，1890年4月7日清廷准奏，定名为湖北枪炮厂。1892年张之洞决定兴建湖北枪炮厂，初与湖北铁政局合署办公（1895年分离），由蔡锡勇兼任总办，主持厂务。

1894年6月14日，正当枪炮厂落成之际，枪厂突遭火灾，房屋及设备大部被毁，原料损失巨大。在随后湖北枪炮厂重建过程中，鉴于炮厂经费紧张等实际情况，修复、添建炮弹、炮架、枪弹3厂共须银45万多两。蔡锡勇致电张之洞，认为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情况下，某些生产部件或省或自制。但张之洞认为此办法周折太多，“出炮必迟必少”，因而要求添置全新的机器。万般无奈之下的蔡锡勇只能绞尽脑汁地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最后从湖北牙厘局借拨6万两，又把布局的股本、银元局的余利加以挪用。为了完成扩建工程，好大喜功的张之洞屡屡致电催期。恰在此时，清廷又令张之洞暂署两江。扩建厂房的千斤重担全都落到总办蔡锡勇的一个人身上。为使工厂尽快完成扩建任务，蔡锡勇与同僚及洋工程师们经常通宵达旦进行研究策划。“职道等日夜焦急，加赏赶工，宽严互济，仍不能速，实深惶悚”。他甚至不得已下令从1895年3月起华洋工匠均分日夜两班，昼夜作工，限期完成。3月底，蔡锡勇为解决缺工少匠的难题电告张之洞，称枪厂机器须四月底方能全开，但因机器皆新式，工匠未经习用，每月出枪确数实难臆度；“枪弹厂已成——因枪厂赶工，匠手难募，不能兼顾”。在蔡锡勇不分昼夜地工作下，湖北枪炮厂于1895年春夏之交建成投产，所属炮厂、枪厂、炮弹厂、枪弹厂、炮架厂先后建成。同年5月，枪炮厂与铁政局分立，独立建制，归湖北枪炮总局管辖。

在晚清洋务运动中，湖北枪炮厂的设备是当时全国兵器制造工厂中最先进的，主要设备购自德国力佛厂和格鲁森厂，生产了一大批枪、炮、枪弹、炮弹，与其配套的炮架、铜壳、底火等产品。其中枪厂建厂初期，曾制造拾枪、快枪（步枪），后以仿造德国1888年式7.9毫米5响毛瑟步枪为主。在仿造过程中，对原枪进行了一些改进，如去掉套筒，将四缺口梯状望牌改成一缺口曲线望牌，加护盖、刺刀移中等，称汉阳式7．9毫米步枪。此枪从1893年开始试制，1895年投入生产，曾一度为全国生产量最大的一种步枪。另外还生产7．9毫米毛瑟马枪。炮厂则主要生产轻型后膛炮。1895—1899年以仿造37毫米格鲁森过山炮为主，1900年后以仿造57毫米格鲁森过山炮为主。湖北枪炮厂步枪最高年产9000余支，37毫米格鲁森过山炮最高年产90余门，57毫米格鲁森过山炮最高年产80余门，7．9毫米枪弹最高年产500万发，炮弹最高年产27万发。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至1904年该厂更名为汉阳兵工厂，之后又建成了熔铜、铜壳、机器、锅炉、翻砂、木样、打铁、打铜等诸厂，拥有员工兵夫约4500人。在此后长达3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汉阳兵工厂仍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最为著名的兵工厂，其所生产的“汉阳造”步枪为中国步兵的主要武器。尽管蔡锡勇在工厂完竣不久便与世长辞，但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容抹杀。

身兼数职日理万机

1890—190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除在武汉地区创办了湖北枪炮厂和汉阳铁厂外，还陆续开办了湖北织布、纺纱、银元、舆图等26个新政企业，蔡锡勇在其中参加大部分机构的事务并兼任总办，并直接参与创建并主持了两湖书院和自强、算学、工艺、武备、矿业、工业、铁路等学堂的兴建工作，从这些学堂的选地造物到学堂章程的制定、教师的聘用等，都凝聚着他的大量心血。其中1893年张之洞奏清廷创办以学习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理工科兼备的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的前身）更是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身为“总办”（即今校长）的蔡锡勇将该校的办学宗旨定格为培养高级人才，要求“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精研器数，以期教育成才，上备国家任使”。后来的历史学家将其认定为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1896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又把督办的重任交给蔡锡勇。蔡参考西方军事教育制度制定军官学校章程，延聘教官乃至招生等，事必躬亲，不遗余力。

在参与创办和具体领导湖北洋务运动过程中，蔡锡勇结合早年任驻美大使馆文化参赞期间所学到的美国凌氏速记学，创造出一种以认读为主、声韵相拼、分平仄四声的中国式拼音文字，定名为“传音快字”，用以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并于1896年抽空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速记汉语拼音文字专著《传音快字》，该书在湖北官书局镌印发行。因而被称为中国速记创始人，中国速记的“开山鼻祖”。1898年，蔡锡勇的长子蔡璋在《传音快字》基础上，采用连书法，加快书写速度，编写了《中国速记学》，并于1912年出版。1917年，民国政府追授蔡锡勇“有功艺林”匾额。与此同时，蔡锡勇还成为第一个引进西方借贷复式会计学的先导。蔡锡勇在协助张之洞创办洋务实业中，接触到大量财经管理方面的具体业务，深感中国老式的记账法（簿记）——四柱记账法已难以适应在近代大型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发挥作用，亟须改进。于是在工余搜集钻研西方复式会计资料，借以改良中式会计记账法，使之适应他所经营的一系列大型企业的经济活动需要。终于在百忙之中写成《连环账谱》书稿，后经其子蔡璋修订于1905年出版发行，从而在中国首开复式会计的先河，推动了我国近代会计制度的建立。

由于任务繁杂，蔡锡勇常常深感“事繁责重，如履春冰”。特别是张之洞暂署两江后，湖广总督一职由办事唯谨、不喜洋务的湖北巡抚谭继洵兼任。因此，两湖诸局、厂、学堂事务，千头万绪、纷繁驳杂，均须他亲自安排处理。

蔡锡勇自入幕后一直是张之洞实业计划的舵手。即使在其健康状况明显下降，多次致电张之洞请开各差后，仍身兼数职。正如张之洞在《批道员蔡锡勇禀请开各差》的公牍中，对于蔡锡勇办理洋务的辛苦状况可知一二：“铁、步、枪炮三厂，皆系该道一手办成，铁煤等局厂20余处，前端万绪出纳分明，丝毫不苟。本部堂衙门洋务文案极为重要，非该道不能办理。其银元局，该道前在广东办理，已著成效。鄂省厂工已成，不日开铸银元。所有开铸行用各事宜，关系重大，全赖该道督率筹办。至织布一局，本奏明与铁厂通筹互济，顾已办有规模，他员尚可循照办理。此外如舆图、纺纱、缫丝各局及自强学堂、洋务书局，只要关涉机器、测量、算学等事，该道深悉其中奥窍不得不令兼顾。”总之一句话，张之洞的近代化事业离不开蔡锡勇。美国西方学院陈锦江教授曾明确提出蔡锡勇乃张之洞近代工业、军事和教育项目的“主要设计者和监督者”。

志正操廉英年早逝

张之洞之所以放手让蔡锡勇掌管“湖北新政”洋务，一方面是因其学识超人、办事勤勉，另一方面因其为官清廉。蔡锡勇去世后，张之洞在上奏的折子中赞叹，其“志操廉正”，“所办铁、布、枪炮各局厂，经手款项多至数百万两，力杜虚靡，丝毫不苟”。蔡锡勇一贯清廉公正，作风严谨，在中外员工中素有良好声誉。他是官至“二品顶戴”的道员大臣，又是统管华中地区财政大权的江汉关监督及数所近代大型企业的总办，但他却始终清廉自守，不为私利所动，这在腐败成风的晚清王朝官吏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清廷典故拾零》一书在言及蔡锡勇清廉品行时记述了这样一件事：蔡锡勇主持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的时候，国外已有类似于回扣的“佣金”之例。洋商按例奉送了大笔佣金，被其严词拒绝。对方无法处置这笔款项，只好购得火轮一艘相赠。蔡锡勇却随即把火轮拨归湖北善后局。自己仍乘坐那艘木制官船，帆橹过江。以至1896年12月湖北武备学堂举行开学典礼那天早上，于前日晚从大冶视察返回汉口的武备学堂督办蔡锡勇，从汉口渡江赶赴武昌时，木制官船行至江心，未料江中陡起狂风，摧折桅杆，船倾落水，虽幸得被救生红船救起，但因受惊恐，埋下了中风之疾，“左体几于偏废”。经调理后仍“夙夜在公”，整日忙于各项事务，总理全省洋务，“督催枪炮厂工作，制定武备学堂章程，不遗余力”。

蔡锡勇追随张之洞办理洋务近20年，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由于多年的超负荷转运，至1896年始，因积劳成疾，导致“心血亏耗，时患怔忡”。1898年10月26日，由于“百务丛集，劳瘁过甚，旧疾复发，猝不及治”，蔡锡勇因积劳过度中风复发，猝患脑溢血不治去世。病逝时51岁。在他弥留之际，“犹复手书致武备学堂洋教习详论学生课程，事理周密”。对于他的猝逝，他的同僚和洋匠均惋惜不已。为失去这样一位左膀右臂式的人物而伤感异常的张之洞，在其大殓之日，亲临吊奠，竟发现为其总办各项洋务事务10余年的蔡锡勇竟然清贫至无以为葬，“当即致送纹银二百两，勉成大事”。次年5月，张之洞在《为蔡锡勇请恤折》中一方面感叹其“适其殁也，囊无余蓄，旅殡难归”。另一方面在折中他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蔡锡勇在幕期间的主要事功，对其道德操守、学识水准及办事能力给予高度评价，慨称“微臣失此助臂，极目时艰，人才罕觑，尤不能不为国家惜此人矣”!蔡锡勇死后被朝廷追赠“内阁大学士”。

蔡锡勇是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投身洋务新式事业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作为洋务殿军人物的张之洞正好为其提供了一个展示满腹才学的广阔舞台。蔡锡勇在职期间，生性淡泊，端谨廉政，丝毫不苟，和平默讷，任事诚恳，殚竭心力；其人甚识大体，耿介明达，品行高尚，在张之洞幕中口碑记好，颇能服众，是张幕中办理洋务实业、职掌实业大局之不二人选。在洋务殿军张之洞幕中任职13年，凭借着自己卓越的实业才干和非凡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张之洞的格外信任和器重并由此走向其事业与人生的巅峰。蔡锡勇短暂而丰富的一生不仅验证了晚清帝国国门顿开后的艰难与屈辱，更再现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先进中国人的探索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