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鼎芬，实施张之洞“湖北新政”的骁将

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以科举入仕，授翰林院编修。中法战争期间入张之洞幕。梁鼎芬入幕后长期追随左右，在张之洞宦海生涯中，推波助澜，挡风遮雨，尽其能事，总是在紧要关头，协助张之洞作出重要决策，使其在晚清政局的风雨飘摇中稳如磐石。梁鼎芬成为张之洞身边智囊中最为得力的幕僚之一，曾任武昌知府、湖北安襄郧荆道、湖北按察使、湖北布政使等职。

张之洞“湖北新政”中的得力僚属

梁鼎芬早年以科举入仕，1883年23岁时，被授职为翰林院编修。光绪十年（1884）5月，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一味主和，与法国签订《中法简明条约》，迁延观望而坐失时机，人莫敢言。以敢于直谏著称的梁鼎芬偏上疏光绪皇帝弹劾李鸿章，指责李在与法国议约中于中越问题上失当，有“六大可杀之罪。请明正典刑，以谢天下”。一个小小的编修胆敢弹劾当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朝野上下为之一震。此疏触怒慈禧太后，疏上不报，旋追论之，却被斥为“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梁鼎芬竟被连降五级，故愤而辞官，自镌一方“年二十七罢官”小印，收拾包袱返乡伏处田里。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慕其学问渊博，遂于1886年4月延请他主讲惠州丰湖书院。1887年夏，梁鼎芬又转任“为两广培养人才之区”的肇庆端溪书院山长。此后，梁鼎芬开始为张之洞办教育出谋划策，创办广州的广雅书院，具体推行“新旧兼陈”的教育体制，协助张之洞推进了广东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梁鼎芬自受聘入幕，即成为张之洞仕途中的智囊，力参运筹帷幄事宜。张之洞移任湖广总督后，梁鼎芬“又随还鄂，皆参其幕府事”。作为张之洞幕府的得力干将，他参与了张之洞大部分政治活动。

维新运动兴起之初，梁鼎芬为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合作引线搭桥。梁鼎芬与康有为有同乡之谊。且康有为与梁鼎芬十六舅张鼎华为忘年之交，这更加深了两人的情感纽带。自梁鼎芬入翰林初识康有为始，二人“恒有往还”，而后结成“至交”。1885年梁鼎芬辞京回籍，而此时的会见正是康有为欲在上海创强学会时，张之洞也正苦于寻求救世之道。因此，深知张之洞心思的梁鼎芬极力促成张康合作，并促成张之洞慨然应允捐资1500两作为会费。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组织的强学会在京成立时，张之洞捐资5000两作为会费，表现出积极支援之态。继而，康有为南下与张之洞商议组织上海强学会，梁鼎芬斡旋于张、康间，成为二人合作的重要促成者。

上海强学会成立不久，即受北京强学会牵连而停办。1896年1月20日，顽固守旧人物杨崇伊弹劾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北京强学会因而被查禁。张之洞闻之恐受牵连，立即电嘱停办上海强学会。但维新人士并未就此放弃维新变法宣传。黄遵宪与汪康年欲筹办《时务报》。为谋求张之洞支援，他们屡次致函梁鼎芬求援。为开报馆事梁鼎芬鼎力相助，在梁的建言下，最后促使张之洞支援《时务报》，使该报于1896年8月9日创刊，从而使张之洞的救国心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释怀。

作为非维新派的梁鼎芬却试图将维新活动纳入“中体西用”的洋务轨道，于是他又成为张之洞干预《时务报》的中介人。在《时务报》刊行过程中，梁鼎芬总是“严加匡正”。对于其内容中与“中体西用”的洋务纲领相契合者，他表示欲作“楹贴”予以称赞；对于越出“中体西用”轨迹的，他则极力抑压。他曾多次致书汪康年，关照“以后文字，真要小心”。当1897年11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刊发《变法通议》大倡民权时，他则警示汪康年：“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并责问汪：“弟自云不附康，所以至是？”要求汪：“处华夷纷杂之区……当存君国之志，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

1898年康梁组织保国会后，顽固守旧派诋毁排斥之势日盛，帝后党争如箭在弦。几经政治风雨的张之洞谙熟政局，因而深恐自己被人揭露与维新派的关系，急欲表明在政治上忠于慈禧而有别于康梁的心迹。但他又犹豫不决，于是向梁鼎芬谋求对策。梁鼎芬审时度势，认为“康梁必败”，劝张明确划清与维新派界限。张之洞与康、梁断绝关系前，曾著《强学篇》，提倡变法。后风声日紧，张之洞在梁鼎芬的帮助下，大加修改，易名为《劝学篇》，内容以忠君爱国、尊经守道为说教，隐示新法不可行、旧法不可变之意；又将此文精缮成册进呈慈禧御览，用以表示其反对变法之态度。

此间，张之洞还欲创办自己的舆论阵地——《正学报》，“以昌明正学，宏扬圣道”，表其忠君卫道立场。张之洞又将此重任委于梁鼎芬，“《正学报》请梁节庵太史总理”，明确“一切馆内事宜，凡选刻各报及人撰述文字，均须节庵核定方可印行”。梁鼎芬也不负张之洞厚望，以笔代刀，口诛笔伐康有为等，骂康党为“无父、无君、无人理之逆犯”，“罪通于天，愿天诛之；毒加于人，愿人殛之”。其疏劾维新志士的文章“词气壮厉”，忠君情切，被“合刊千本，分散两湖人士”，颇有影响力。梁鼎芬的所作所为，帮助张之洞与维新派脱离干系，在戊戌政变的风波中站稳脚跟。

义和团运动时期，梁鼎芬又促成张之洞镇压自立军起义。1900年春夏之交，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时，维新派唐才常等领导自立会在汉口成立自立军，准备发动起义。在对待自立军问题上，起初张之洞态度暧昧。当时，唐才常托日人劝告张之洞接受自立军的拥护，宣布两湖独立，张之洞观望形势，不表示态度，也不出面干涉。1900年5月，梁鼎芬恐张之洞“顾忌游移，心慈手软”，而“与佛尘合作”，故针对此事致函张之洞，以忠孝之道警示张。为达到说服目的，梁鼎芬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梁鼎芬的苦劝下，张之洞审时度势，于1900年8月22日，在英国人的密切配合下逮捕了唐才常等人。加之湖北巡抚于荫霖的影响，遂将唐才常等杀害。紧要关头，梁鼎芬又助张之洞做出决策，使其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局中稳如磐石。

开创湖北近代教育的辉煌

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张之洞的核心理论是人所共知的“中体西用”论，主要表现在他的名作《劝学篇》中，而这部重要文献是由梁鼎芬一手协助撰写而成，可以说，其中也包含着梁氏的思想。

1892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建两湖书院，遂邀梁鼎芬出任史学分教，主讲中学。1894年张之洞代刘坤一署两江总督，复聘梁鼎芬任钟山书院山长。1895年底，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梁鼎芬亦辞别钟山书院随到湖北。湖北是张之洞悉心经营之地。自1889年任总督一直到1907年进京，其间除两次临时署两江及入京制订癸卯学制外，张之洞督鄂长达17年之久，在湖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尤以办教育功绩最为卓著。梁鼎芬则是其得力助手。

在梁鼎芬的促进下，两湖书院被建成为培养通经致用人才的新式书院，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均突破了专课八股制艺的旧式书院风格。他负责制定的《两湖书院章程》则成为近代新式书院的范本。书院的师资队伍也有所更新，所聘教员皆为新旧学兼习的饱学之士，如经学教员易顺鼎，史学教员汪康年、杨锐，文学教员杨守敬等，他们在旧学上各有专长，新学亦有素养。1902年，梁鼎芬顺应书院改制的潮流，对两湖书院进行改造，更名为“两湖高等学堂”，并对课程进行重大调整，确定为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理化学、财政学、兵事学等8门，使两湖书院演变为包括文、理、法3科的高等学堂，开两湖大学预科学堂设立之先河，为清末地方书院改制提供了借鉴。1904年，为进一步缓解各处学堂急缺教员的问题，梁鼎芬督同胡钧等将两湖高等学堂（原两湖书院）改建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并分设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两等，以满足不同层次学校的需要，致使该学堂扩建成可容纳1200多人，使其具备了具有近代学校性质的师范学堂。学校建成后，梁鼎芬又被张之洞任命为学校监督，悉心秉承张之洞意旨，“以修行为基，以求实为主”，竭尽全力培养“读正史”、“崇正学”，忠君爱国，志在挽救中国贫弱的育人之师。在张之洞与梁鼎芬的共同努力下，两湖总师范学堂培养出大批具有近代文化素质的师资队伍，为普及湖北及武汉的近代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在梁鼎芬的促进下，两湖书院被建成为培养通经致用人才的新式书院。

时代感使得梁鼎芬的眼光不再留恋古人留下来的四书五经，而是放眼四海，吸纳吞吐，容天下之技而为己之用，1896年辅佐张之洞创设湖北武备学堂，次年又筹设农务学堂。大力引进、传播西方近代农业、工业、军事方面的先进知识，也为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人才基础。在兴办各类新式学堂的过程中，鉴于师资力量不足，尤其是中学师资更为匮乏的状况，1902年又辅佐张之洞在武昌城东宾阳门以南创设了第一所湖北师范学堂，并出任监督，具体负责学校一切管理事宜，除设置普通课程外，还增加了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和学校管理法等学科，并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作为师范生的实习场所，使其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促使湖北师范教育初具近代规模。

1898年，梁鼎芬协助张之洞实现了派吴禄贞、吴祖荫等20人赴日本学习军事一事，由此开展了湖北近代留学教育事业。1899年他又将12名学生派往日本学习农工商。1902年7月，将30名师范生派往日本。1905年，梁鼎芬在日本设立路矿学堂，为湖北的留日学生提供就近学习的机会。其办学成绩，当时冠于全国，无人能比。这些留学生中的相当一批人（黄兴、宋教仁、唐才常等）回国后成了革命志士。原想为清王朝培养人才，却没想到这批人成为了清王朝的掘墓人，这也是完全出乎梁鼎芬的意料。

梁鼎芬还与张之洞共同创办了近代军事教育。1902年他与张之洞商议在湖北创办两所武高等学堂，一所“募德国教习三员教之”，分设战法、舆地、测绘、算学、体操、军械、台垒、步队学、马操、炮队学10门学科；一所“略仿日本户山学校，专取在营已有阅历之武职官弁队目，而又文理明顺者充选，使之研求学术，增进智略，募日本教习五员教之”，设军制、战术、兵器、数学、卫生、操法、筑城、野操、兵棋、测图、战术实施、技击、军医等课目13门。1904年梁鼎芬担任张之洞所创新军营务处首席提调，“以一身兼新军训育统领重任”。张之洞、梁鼎芬经办新军的宗旨是希望其练成后能维护朝廷统治。但事与愿违，湖北新军恰恰是推翻清王朝的中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梁鼎芬实亦间接有助于辛亥革命。

梁鼎芬还是张之洞改革封建传统教育体制的高参。1902年，张之洞在湖北省成立全省学务处，主管全省公、私立大、中、小学堂及留学事宜。梁鼎芬担任了学务处的文学堂总提调，具体掌管全省文学堂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负责制定和检查各学堂的课程、学生毕业年限、教职员的任用等。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相当于省教育厅一级的管学机构，它的设立有效地推动了湖北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1904年，张之洞为加强学务处职能，在原来文武学堂总提调之上设学务处总提调一职。担此重任的梁鼎芬，全权负责管理湖北全省教育工作。他为提高学务处办事效能，将其分为审订、普通、专门、实业、游学、会计6科，每科设专办一人，帮办若干人，使湖北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初具规模。

对于梁鼎芬在湖北新政中的教育功绩，湖广总督张之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赞其“学术纯正，待士肫诚，于教育事体，大纲细目擘画精详，任事多年，勤劳最著”。1907年9月，张之洞上奏清廷，称梁鼎芬对教育事业，勤劳最著，并恳请赏加梁鼎芬二品衔以示鼓励。张继煦在谈到张之洞督鄂时说，“惟鼎芬之于学务，……公实倚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武昌东厂口湖北方言学堂旁有一“知梅斋”，是时任武昌知府兼湖北方言学堂的监督梁鼎芬的住处。梁鼎芬自题自书的门联是“燕柳最相思，身别修门二十载；楚材必有用，教成君子六千人”。后来这幅门联成为了他书赠给湖南城南书院的楹联。由此可以想象梁鼎芬对自己业绩的欣然自慰。这也是梁鼎芬本人对自己在湖北期间所做出教育业绩、开创湖北近代教育辉煌的自画像。

主政期间的业绩及轶事

1901年，梁鼎芬经张之洞保荐，任武昌府知府。不久，湖北警备处成立后，梁鼎芬兼总提调，升武昌盐法道，转湖北安襄郧荆道（未到任），又升湖北按察使、湖北布政使，积极实施张之洞的“湖北新政”，被时人称之为“小之洞”。

1902年4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仿京师“工巡总局”成规，饬令武昌知府梁鼎芬裁撤湖北保甲总局，开办武昌警察总局于省垣阅马场演武厅。委梁鼎芬为总办，试用知府金鼎为提调（副总办），以高薪金聘曾在上海担任过租界巡捕房捕头的英人珀蓝斯为总目（教头），归臬司管理，下辖9个分局。促成了武汉三镇近代警察制度的初步建立。1903年，梁鼎芬主持修建张公堤，刘邦骥协助参与勘测和设计事务。

对大清忠心始终未改的梁鼎芬，对在自己传统道德层面上认为的有才之士，始终以礼待之。诸如：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曾密会老师梁鼎芬，想说服梁参与革命，梁苦口婆心劝这位爱徒回头是岸，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当时清廷通缉黄兴风声甚紧，梁出于师徒情深，筹措路费让黄兴出逃。几天后，估计黄兴已经远逃，梁鼎芬才贴出追捕布告。又如，湖北秀才孔庚在新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废除科举制度的斗争，于是被逮捕关押到武昌监狱。春节前，孔秀才因不能回家过年，便托狱吏买来一张红纸，亲书一副对联贴在狱门口：“天将丧斯文，未丧斯文，羡里示良谟，玉汝于成担大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神州沉苦海，问君何术救同胞。”恰好梁鼎芬来视察监狱，发现了孔庚撰写的对联，大为惊奇，顿生惜才恻隐之心。时隔不久，梁鼎芬提审孔庚，为他开脱罪责说：“你虽触犯了大清律法，但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所以决定对你免于追究，并批准你入经心书院深造。”孔庚回答说：“多谢。不过，我想回家看看老母，再来就学。”梁鼎芬听后，就发出了“有孝子才有忠臣，有忠臣才有孝子”的赞语。在日常工作之外，梁鼎芬性歙酒，擅长书法诗文，与张之洞、陈立三、康有为常有诗书来往，与张之洞、端方的书法时称三体，常为鄂人仿效。梁鼎芬平生所寓之处，均建有专门藏书室。他将在武昌时的藏书屋称为“食鱼斋”，收藏的书籍以丛书、地方志书及清人文集为多。因他在湖北长达17年之久，故湖北省地方志的搜罗大致完备。

梁鼎芬未忘怀张之洞的知遇之恩。张之洞去世后，梁鼎芬至南皮奔丧，痛苦之声，压过众孝子。他还为张之洞作挽联云：“甲申之捷，庚子之电，战功先识孰能齐；艰苦一生，临没犹闻忠谏语。无邪在粤，正学在湖，讲道论心惟我久；凄凉廿载，怀知那有泪干时。”又云：“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何如？”字里行间充满对张之洞的深切缅怀之情。此后，他坐火车每过南皮必肃然起座，面向东敬立，以示默悼。晚年在北京时，每逢月之十五，必到张之洞祠前行礼。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时，梁再入北京，得到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推荐，又奉命以三品京堂候补。不久奉派为广东宣慰使，其时南方正燃烧革命烈火，梁鼎芬无法赴任。后经陈宝琛推荐，在辛亥革命以后主持了崇陵工程管理事宜，于1913年底促成这座中国最后帝王陵墓的竣工。1916年，梁鼎芬入宫做废帝溥仪的师傅。潜心为年仅10余岁的“皇帝”写“起居注”，把溥仪吹捧为“真英主也”。1917年，张勋复辟，卧病多日的梁氏强打精神，以清室代表的身份前往总统府，逼黎元洪“奉还大政”。然而，仅仅12天，复辟之梦便破碎了。1919年梁鼎芬在北京郁郁而终。临终前，他遗言不可刻其诗集：“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也。”他被葬在崇陵右旁的小山上，永远地为光绪守陵。当时已被废的末代皇帝溥仪还赠其谥号“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