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导汉入江及武汉市形成研究-武汉热线网

程涛平，历史学博士，2022年5月入选湖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历任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员、武汉市政府第六届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武汉市楚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武汉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武汉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武汉市人民政府文史馆文化院院长等职。曾主编大型系列图书《楚文化知识丛书》，先后撰写了《楚国农业及社会研究》《再现楚国》《重阳节与楚文化》《楚史研究》《楚国通史》等著作。退休后专注于荆楚文化研究，其《先楚史》一书获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被誉为 “荆楚文化的探源之作”。为大禹神话园的规划设计、启动建设工作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和重要意见建议。在商代史和近现代史、党史研究领域发表论文数十篇。

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事，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之谜。战国时期的大诗人屈原在《天问》中表达了他对治水英雄鲧、禹父子的赞颂：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后世所作禹的画像

屈原的《天问》以提问的形式把中国的神话传说记载了下来，它对中国神话史研究具有重大价值。诗中提到大洪水的到来和上古时代鲧、禹父子接力治理大洪水的故事。许多人对传说时代的内容提出质疑，这些传说是真实存在过的吗？后来孔子整理了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留下的很多关于传说时期大禹的珍贵资料，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传说时代的资料也进行了整理，这些都是我们做研究可以利用的宝贵材料。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大禹治水”“导汉入江”不是神话传说，在中国历史上确有其事。

一、新石器时代大洪水确实存在，洪水过后江汉流域出现大面积淤塞

根据《尚书》《国语》《墨子》《孟子》《史记·夏本纪》等大量文献的记载，尧、舜、禹时期发生了洪水灾害。一个被称为“禹”的部落首领由于治水成功而获得各部落的拥戴，被敬称为“大禹”，他在继尧、舜之后而成为虞、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即早期国家的诞生。

大禹治水一直是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从许多自然科学家的论著中找到了依据。

马新、齐涛在《中国远古社会史论》里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在距今约10万年到1.5万年的大理冰期结束后，全球气温开始回升。距今9000年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冰期最低点回升了差不多16℃。气温上升，冰盖和冰川迅速融化，多年冻土带北撤，空气中的水分蒸发量上升，江河水量急剧增大，海平面也开始回升。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地球上大部分在冰河时代形成的新陆地，都在海平面回升的过程中重新变成大海，例如，地中海平原、波斯湾平原、北海平原等海区的海洋考古都有史前遗址的发现。海水的上涨，并不会像水注入水缸一样平稳上升，而是会产生不稳定的涌动，造成水面急剧变化，而各个地方的河道承受能力有限，所以经常在局部发生特大洪水。

《尚书·尧典》中讲到史前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还有许多古文献也有关于史前大洪水的记载。例如，《诗经·商颂·长发》中说：“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孟子·滕文公上》中言：“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下》亦言：“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史记·夏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 《尚书·洪范》旧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其中有：“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我还查证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载。在中国西南地区很多少数民族的创世传说中，也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纳西族的《创世纪》、土家族的《摆手欢》、仫佬族的《洪水滔天》、彝族的《洪水纪略》中，都有着洪水灭绝了人类和世间万物、只留下一对男女重新繁衍后代的惊人相似内容。著名学者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格局》中也谈到了这个现象。这为我们研究大禹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所以史前时期的大洪水是存在的，有了洪水才会有后面大禹治水的故事。

有位叫周凤琴的学者根据不同时期古遗址的变化，探讨了荆江近5000年来洪水位的变化，认为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荆江洪水位比1954年低13.6米。以此推算出当时荆江洪水位沙市段为30.65米、监利段为22.69米等。这就告诉了我们长江中游的情况。武汉处于长江中游，江、汉交汇之处，研究大禹治水必须要了解上游的情况，一定要在前人自然地理研究的基础上发掘材料。

现在经常争论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到底哪个更早一些。我们总说黄河是 “中华文明的摇篮”，而不这样说长江文明。但谈到史前文明时恰恰相反，长江流域的文明远远早于黄河流域的文明。现在地面上还能找得着的传说时期新石器时代的那些古城，基本上都分布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发现得很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和长江流域的相比。这无法辩驳的事实使长江文明研究有了底气。从考古的成果来看，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文明超过了当时的黄河文明。夏朝以后，文化的重心才慢慢转移到黄河流域。

长江中游的古城恰好都出现在多洪水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早中期。这绝不是偶然现象，应该与升温期相伴而来的洪水相关。考古工作者在八十垱遗址也找到了证据。距今8000年前，八十垱是一个较大的环壕聚落，稻作农业非常发达，但是后来因洪水而废弃了。其证据就是，考古工作者在八十垱遗址城背溪文化的地层上发现了一层较厚的淤积层。后人吸取了前人的惨痛教训，修建城垣来应对洪水，从而造就了长江中游的古城。因为长江流域的洪水特别多，修建这些古城的首要目的就是抵御洪水。在 “治水”以前，最初只能用 “堵”的方式，修筑堤防，保卫人的安全。修筑圆形的堤防，保护人不被洪水侵袭，这就是 “城”了。所以长江流域的古城就是大洪水时期的遗迹。

二、鲧、禹父子治水各有千秋，功在接力，兼顾南方

鲧、禹父子治水的时代不一样。在鲧的时代是洪水刚起，只能用 “堵”这一个办法。文献记载他用过很多办法。“鲧”不是一个单独的人，而是一个氏族集团。这个部落属于古老的羌民族。传说羌民族发源繁衍于西北高原，地处湟水流域、黄河河曲和洮河、岷江、涪江、嘉陵江的上游。这些地方常有水患发生，为了人畜的安全，他们和水患做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治水经验，培育了许多治水能人，从上古的大禹、古蜀的望帝杜宇、丛帝鳖灵到后来的二郎与李冰等等。

在汉阳江滩有一个大禹神话园。2005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新区指挥部，由我任副指挥长，抓新区的文化建设。在长江、汉水的夹角地带，再加上环线，那一块 “三角蛋糕”就是武汉新区，正好是大禹治水的重点区域。所以我提出修建大禹神话园，重点表现鲧、禹两代人治水的场景：用四块浮雕描绘了鲧遭受水患、领命治水、治水失败被天帝处死以及大禹降生等不同时期的场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位于汉阳江滩的大禹神话园

大洪水来了，需要派得力的人去治理。尧召开部族会议，讨论治水的人选，部落首领都推荐有治水传统和经验的夏族首领鲧去主持治水大事。在大洪水初期，鲧治水的重点是 “堵”。神话里称他是用 “息壤”。鲧在接受治水任务的时候，不知如何是好，猫头鹰和乌龟告诉他天帝那儿有个宝物 “息壤”，让他去偷过来。鲧偷来息壤后，抓起土壤往地上一丢，地上就出现一个山丘，成为堤防把水堵住。一开始是把水给挡住了，但是越挡水升得越高，水逐渐漫过了堤防，治水失败了。天帝要处死鲧，鲧不服气，怒目苍天。他认为自己没日没夜地治水，从未有过一天懈怠，却要被处死。传说鲧死了之后，尸身三年不腐。天帝想，怎会有如此怪事，就派大臣拿刀将其腹部剖开，没想到从他肚子里蹦出来一个孩子，就是大禹。

大水依然没退，还得继续治水。大禹长大后也一直在研究治水的问题，并多次表示，自己的父亲治水的方法错了，不能一味地堵，而是要疏。这话传到天帝耳朵里，天帝认为此人不但没有怀恨在心，还在继续研究治水的办法，可堪大任。于是又派大禹继续治理洪水。

三、大禹攻破三苗国都石家河城，取得南方治水权

一般神话里说的大禹治水仅指治理洪水，但我认为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看起来是治水，其实是取得南方的治水权。当时各氏族以动物作为图腾代表，各据一方。大禹每到一处治水，都需与当地氏族交涉，协商不当的不仅无法治水，还会引发战争，只有征服当地才能继续治水。所以大禹其实是在两条战线作战：他既要治水，还要征服南方桀骜不驯的三苗部族。

这个观点是我将神话传说与古代文献、湖北地区的考古成果相结合而得出的。诸子百家中的《墨子》有相关文献详细记载了大禹是怎样攻下三苗都城并取得治水权的。在同样的方位，考古学家们在湖北天门发现了石家河城。新的考古成果加上新出土的楚简，文献与历史遗迹的考古成果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根据地说：大禹带领大军从黄河流域南下攻破三苗的都城石家河城，占领了江汉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当时，江汉地区最主要的部族是三苗。三苗是中国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族名，又叫 “苗民” “有苗”，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都城位于石家河城。三苗部族在南方势力极大，且从来不服尧、舜的管辖，部族之间的冲突战争很激烈。天帝要求下辖的部族进贡，三苗却拒绝进贡。大禹要到江汉地区来治水，势必与三苗部族发生冲突。

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的石家河遗址

我将大禹攻占三苗的过程归纳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禹突然得到石家河城有内乱迹象的消息，大军开到石家河城下，包围了石家河城。《墨子》中写道：“昔者有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庙，犬哭乎市，……五谷变化……”就是说城内谣言四起，乱象丛生，有人大白天看见妖怪，天空一连三天突然下起带血的雨，祖庙中出现了龙，吓得谁也不敢去祭祀，街市上的狗无缘无故地狂吠乱叫，叫得人心中恐惧。国都外面的庄稼也出现了异常。老百姓纷纷说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是老天爷要灭亡三苗了。满城人心惶惶。墨子将三苗国都被禹攻下之前的状况记述得非常详细。禹见状大喜，赶快联络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落出兵相助，发动对三苗国的进攻。军队集结之后，禹召开誓师大会，宣称自己得到上天的指令，替天行道，讨伐三苗。出师前在高阳氏留下的神宫中，由其继任者主持隆重的受命仪式。当时雷电大作，似乎得到了天帝的认可，南正重的继任者、代表东方之神勾芒的巫长执圭参加了典礼。随后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不数日，大军将三苗国都石家河城团团围住。战争一触即发。

第二阶段是三苗大军和大禹的军队对阵。三苗国君见禹的大军到了，端坐在位于城中制高点的大殿，不慌不忙，调兵遣将，分头把守，以逸待劳，任凭禹的军队潮水般地进攻，三苗依托护城河和城墙，总是能御敌于国门之外。禹的军队死伤无数，数日过去，依然攻不下。战事呈现胶着的状态。

第三阶段，禹见三苗依赖城坚池深，坚守不出，一时无计可施。拖了好多天，局面依然没有变化，三苗的防守非常严密，完全无隙可乘。禹骑虎难下，萌生退意，犹豫不决。

到了第四阶段，战事正在僵持中，一时风云突变，大雨倾盆，电闪雷鸣，石家河城周边的河流顿时暴涨，汹涌澎湃，把禹的军队冲得七零八落，士兵们在暴雨下苦苦支撑，牢骚满腹。

第五阶段，禹见军心浮动，心中发慌，急令部将收拢部队，准备撤退。各路人马在雨中人喊马嘶，乱作一团。正在乱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几声闷雷，天空闪现蓝光，士兵们感到大地出现明显的颤动，有人高喊 “地震了”！只见石家河城的东北角城墙与岗地 “土城”的接合部，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大段城墙发生坍塌，一条原被城墙挡住的河流，从北向南，直冲豁口，霎时间穿城而过，又冲垮南垣，硬生生地将偌大的石家河城隔成两半。

第六阶段，禹见城墙坍塌，大喜过望，即令大军冲进豁口，尽量使用弓箭远距离杀敌。士兵们顾不得水深浪急，手持弓箭，涉水前进，见到三苗士兵便开弓劲射。此时的石家河城已是一片泽国，三苗守城士兵与满城百姓各自逃命。三苗国的宫殿居于全城正中的高地上，三苗国君对全城惨状一览无余，禁不住连连顿足，高呼：此乃天亡我也！在众大臣的苦劝下，仓惶逃命。谁知冤家路窄，迎面碰上禹军的神射手，一箭射来，登时毙命。余众见国君已死，纷纷投降。

石家河古城遗址分布图（源自马世之《中国史前古城》，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5页）

这次战争，由于三苗出现了内乱和天灾地震，加上禹在战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并且联合了东夷部落进行协助，最终攻下石家河城，使中原部落获得了彻底胜利。三苗部族战败后，余众照例要被驱散或迁往远方，有的作为俘虏被押送到西北，有的顺着汉江往下游逃跑，来到了后来的盘龙城处。到了商朝，第九任商王把三苗的后裔荆蛮赶走，建立了盘龙城。这应当就是汉水流域在石家河文化之后文化中断的原因。禹的年代大约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时期，正好与汉水中上游石家河文化消失中断的时间一致。

说完大禹攻下石家河城以后，我们转入正题——大禹是怎样导汉入江的。

四、大禹疏通汉水和长江，意在治理云梦泽和彭蠡泽

大禹攻破三苗都城石家河城，驱赶了三苗，占领了长江中下游，继而平定天下，划天下为九州。之后他的主要精力就从治理黄河转移到治理长江流域，其重点是云梦泽和彭蠡泽。之所以称为 “泽”，就是因为洪水期排水不畅，淤积形成了 “泽”。

《尚书·禹贡》真实披露了大禹治水的路线，反映了大禹治水在各个地区的具体目标。由于《尚书·禹贡》的原文非常晦涩难懂，这里使用通晓的白话文进行讲述：

从嶓冢山开始疏导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流，成为沧浪水；经过三澨水，到达大别山，向南流进长江。向东，汇集为彭蠡泽；再向东，成为北江，流进大海。

从岷山开始疏导长江，向东另外分出一条支流称为沱江；又向东到达澧水；经过洞庭湖，到达东陵；再向东斜行向北，与淮河汇合；再向东，成为中江，流进大海。

大禹率领众人经过不懈奋斗，终于实现了预定目标：

荆山与衡山的南面是荆州，长江、汉水像诸侯朝见天子一样奔向海洋，洞庭湖的水系大定了。沱水、潜水疏通以后，云梦泽一带可以耕作了……

《尚书·禹贡》的记载，提到了彭蠡泽、云梦泽、洞庭湖，提到了汉水、长江，大禹治水最后的成果都是让水流入了大海。

新发现的竹简也证明，大禹治水使长江中下游的古荆州和古扬州直接受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容成氏》简22—28叙述了很多禹治理长江中下游水患的事迹：

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汉以北为名谷五百。

这些竹简的记载证实了《尚书·禹贡》等古文献的记载是真实的，两者互相印证，充分说明大禹治水是从宏观入手，立足于彻底根治江汉流域的水患。最终导致了长江中下游云梦泽、彭蠡泽的消失，洞庭湖水系的形成，汉水与长江水向东畅流，奔腾入海。江汉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先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水经注》记载了中国古代知名江河的历史变迁，不仅包括自然方面，也包括人文方面的内容。湖北学者杨守敬专门研究《水经注》，为其作疏，补充了大量资料，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该书的内容。《水经注疏》中也详细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历史。

古荆州、扬州、徐州，即今湖北省及其以东的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是大禹治水经常巡视、实施重点工程的地区。《孟子·滕文公上》称禹曾 “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概要地说明了禹在这一地区的治水工作。《吕氏春秋·音初》云：“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在今安徽省蚌埠市西的淮河南岸。然则禹 “巡省南土”，更到达长江下游一带。《淮南子·精神训》记：“禹南省，方济于江，黄龙负舟。”郦道元《水经注》述：“龙巢，地名也。昔禹南济江，黄龙夹舟……故水地取名矣。”所谓 “黄龙”，不过是罕见的大鱼。龙巢在今湖南省华容县和湖北省监利县之间，可见大禹又在长江中游一带巡省。《巫山县志》记：“斩龙台，治西南八十里；错开峡，一石特立。相传禹王导水至此。”从上述禹经常巡省的路线来看，他治水到达长江三峡地区，是完全有可能的。《水经注·庐江水》又记庐山有 “大禹刻石”：“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纪功。”从《禹贡》“彭蠡既猪”、《吕氏春秋·爱类》称禹为“彭蠡之障”，即整治今鄱阳湖来看，大禹治水到达江西庐山，也应该是事实。《郯城县志》载：“沭水在郯城境者，其北循马陵山东，因势为山阻，大禹凿山二十丈，穿峡而过。”郯城地属古徐州东部。大禹曾导淮、泗、沂等水，进而治理附近的沭水，也在情理之中。再加上宋代的《禹迹图》将大禹治理过的河道再现，大禹治水的证据已经非常充分了。

禹迹图（局部），原图绘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至绍圣元年（1094年）之间，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刻石，现藏西安碑林。（源自《武汉市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15年，第42页）

我讲到这里，使大家有了一个笼统的概念，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大洪水，为了治理大洪水，出现了鲧、禹这两位代表人物。大禹治水是先经过政治军事斗争，征服三苗部族，攻下石家河城，才取得治水权进行治水的。之后大禹领导人民用简陋的工具，经过异常艰辛的劳动，开辟了治水的新局面。

传说时代的大洪水是世界性的，比如《圣经》中也记载了洪水到来使用挪亚方舟避难。而中国在洪水来临时是直面困难，鲧、禹父子接续抗洪，中华民族面对灾难时的抗争精神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不同之处可见一斑。

五、大禹导汉水从龟山东入江并疏通沙洲，实现 “江汉朝宗”

大禹和武汉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他选择以今天的龟山东作为一个主入江口，将汉水引进了长江。

汉水的入江口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我在武汉新区指挥部工作的时候，发现汉水的地势要比长江高几米。在汉阳琴断口有个水闸，就是用于放汉江的水。当时建设新区需要疏通新区的河道，河道里都是淤积的死水。我们开会研究决定把琴断口的水闸打开，让水慢慢地流入长江。后面检查河道疏通的情况时，我还以为是要把水抽进来，结果别人说汉江的地势较高，水会自然流入长江的。所以汉水入江口靠的就是地势差让汉水自流。在新石器时代，汉水靠的就是自然的慢流，多条河流呈扇形往长江流。集中到现在汉口一带，特别是龟山附近就是靠自流。关于汉水究竟是自然的流动还是靠人为引导流动，在不同时代的文献里都有记载。

关于大禹选定入江口的文献，最古老的可追溯至《尚书》。后来考古发现西周铜器中的铭文和《尚书》内容一致，将《尚书》的成书年代提前到西周。武汉学者蔡述明有篇文章《跨江南北的古云梦泽说是不能成立的》，详细地讲了汉江是怎样从龟山东麓入江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论证了《尚书·禹贡》中汉水入江内容的真实性。

《尚书·禹贡》记载，夏代荆州到中原的贡道是 “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拙著《先楚史》中解释了夏王朝的国都在 “南河”，即黄河自潼关东流的一段附近，长江中游古荆州地区的贡品要送到夏王朝，主要依靠水路，由长江、沱江、潜江、汉水等水路分别起运，按照今天的地图，由汉水支流丹江溯源西北而上，在陕西境内的商洛市商州区又有北向支流大荆川，与洛南县洛源镇附近的洛水上游隔岭相邻，“逾”即陆行，有几十里路。再经一段陆路入洛水，最终到达黄河至夏朝国都南河。这是夏朝时荆州向夏都运送贡品的通道。《禹贡》中规定贡品由长江中游进入汉水，就是因为有大禹在今天武汉开辟的汉水入江航道。

大禹在今天的武汉地区导汉入江，入江口稳定，这里体现出龟山发挥的作用。山地的岩层比较坚硬，河道便不会迁移，当时的汉江是多路呈扇形入江，唯有龟山北麓口的地形地貌最稳定。大禹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在此集中人力开凿河道。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工作队发表的《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中提到：从钟祥以下，东至汉口，西迄沙市，南到长江边，都是汉水泥沙堆积的地区。这说明在沿江堤防修筑之前，汉水下游河道常常变迁。该报告通过大量的地质勘察数据论证汉江从现在的入江口入江确实是有道理的。汉江和长江交汇于此，促进了武汉市的形成并推动了地区的发展。大禹打败三苗部族，取得了治水权，继而成功治理了长江、汉水以及江汉流域。大量文献记载证明确有其事，和今天的各项地理调查、地质勘探等方面的调查结论是相符的。所以我们可以认定，现在的汉江入江口是当年大禹率领老百姓利用简陋的工具战天斗地开辟的。

武汉最早的居民是从哪儿来的？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盘龙城是武汉城市之根，盘龙城的居民是武汉最早的先民。这个观点没有问题。

但是我现在研究楚国史，谈到武汉居民来源，有文献确切记载。楚国中期有个王叫楚庄王，“春秋五霸”之一，曾经 “问鼎中原”，打到了周王朝的国都。《春秋左传·宣公十一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征舒，

那么当时迁移过来的人口有多少呢？文献上写着：“乡取一人焉以归”。“一人”显然不合常理，我经过考证，认为这句话掉了一个 “之”字，应为 “乡取一之人以归”，即楚国在陈国抽取一个 “乡”的人口到夏州定居。那么一乡的人有多少呢？这个很难求证，我只能从侧面论证。同时期的齐国一个乡有2000人，陈国当时的经济水平和齐国相当，所以可以估计来到夏州的陈国居民有2000人左右。之后夏州人口繁衍，先是汉阳，然后是武昌，到了明清时期汉口崛起，清代后期汉口大发展。汉口地势低洼，因水而生，因水而富，适合发展商业，大禹治水将汉水沟通，才有了 “货到汉口活”。所以武汉的形成应该实实在在归功于大禹时期治理水道。

我们平时谈武汉总是谈明清的汉口，稍早一些谈到唐代，更早一些从汉代开始。从盘龙城到三国时期，有个断层，我今天将其补上，是楚庄王时期将人迁到汉阳。

夏州到战国时期已经相当繁荣，是楚威王时期楚国的重镇。《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了苏秦与楚威王的对话。苏秦说楚国“东有夏州海阳”。现代学者黄鸣在《春秋列国地理图志》中认为，按清代汉阳府辖汉口镇，汉阳县在今汉阳区东北部，其北有襄河故道，在今汉口中部衍为泽渚，称牛湖，湖中有牯牛洲，应即夏州所在。其地大致相当于今武汉汉口江汉区政府所在。

战国时期江、汉交汇地区发展繁荣还有一个重要物证——鄂君启节。1957年安徽省寿县邱家花园出土的 “鄂君启”青铜错金节，是铜制的竹节，分为舟节和车节，两者可合节为一，上有错金铭文，非常珍贵。这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鄂”为鄂君启之封地，也是其商船之起点，在今鄂州一带，是当时楚国在长江中游的重要商业港口。经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反复研究，破解了铭文的含义。鄂君启节提到了楚国境内的河流，对其行驶路线和水域作了规定。没有鄂君启节提供的信息，楚国的疆域，发动了哪些战争，税赋多少，商业怎么发达等等都无从谈起。这是比古书记载更加过硬的证明。刘玉堂、王本文、张硕的《武汉通史·先秦卷》中有一节引用了鄂君启节铭文中关于江、汉交汇之处河道的内容。其中西北汉江水路 “自鄂往，逾湖，上汉”。“逾湖”，即穿过今鄂州、武昌之间的吴塘湖、梁子湖、牛山湖、汤逊湖等，而后自今鲇鱼口穿过长江，进入汉江水道，故曰 “上汉”。从现在的鄂州到汉江，可以经湖水由长江水道直达，即在鲶鱼口那儿有个近路。类似的内容在《水经注疏》中也有过记载。我以前不信，后来还真的找了条船从鄂州行至鲶鱼口，证明文献记载不假。鄂君启节舟节规定的由汉水进入长江或者由长江进入汉水的航行路线，多经过夏州，即今天的武汉，这证明江、汉交汇的地方，已经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商业港口，由此，夏州（武汉）在楚国时期的繁荣是毋庸置疑的。

“鄂君启”青铜错金节之舟节

根据鄂君启节，我们知道武汉当年的水路已经相通，而且是重要的水陆码头，这使得汉阳地区人口繁衍，商业繁荣，带动了百业兴旺。同时我们也对全国的水道有一个宏观印象。不难看出，大禹治水，导汉入江，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部很重要的书叫《中国古代交通图典》，作者郑若奎。据他研究，战国时代，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的东西向重要干线大道，从北向南排序主要有五条。其中第四条干线是起于咸阳，从咸阳往西到郿（今陕西眉县），再从郿南下走褒斜道到褒中（今属陕西汉中）、南郑（今属陕西汉中），从南郑开始沿东略偏南方向走汉中（今陕西安康）、旬阳（今陕西旬阳）、锡穴（今陕西白河）等地，进入邓（今湖北襄阳）然后继续向东经枣（今湖北枣阳）、随（今湖北随州），再南折到夏浦（今湖北武汉）。若从邓折向南则可直达楚都郢（今湖北江陵）。

这条干线中，涉及南阳到洛阳、咸阳、寿春地区和岭南地区的道路。南阳地处南北之交，战国时称宛邑，是当时的大都会之一，曾先后为楚、韩、秦所占有，是南阳盆地通往江淮流域寿春地区与岭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其中，从宛邑向东北到方城，由方城南行到象禾（今河南泌阳县象禾关），再由象禾向东北走，经畐焚（今河南遂平县）、繁阳（今河南新蔡县北）到达沈（今安徽临泉县南），由沈南下经胡到达九江郡和居巢（今安徽巢湖市东北）。这条大道通称为寿春车道，并被誉为 “世界第一条官道”。从宛邑向南，经穰到邓，从邓折向东，再经枣（今湖北枣阳市）、随（今湖北随县）即达夏浦（今湖北武汉）。

战国中期，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在《哀郢》中记载自己曾到过武汉：“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这是郢都被秦军攻占后，屈原随顷襄王一路东逃惨状的描述。君臣一起，在秦军的追击下，慌忙不已，经夏口往汉阳而来。赵逵夫在《屈原和他的时代》中指出：夏浦即汉夏合流入江之处。汉曰 “夏口”，今曰 “汉口”。“背夏浦”言过夏口，背之而去，即更向东行。“大坟”，王逸《楚辞章句》释为 “水中高者为坟”。根据郭沫若《屈原研究》考证，“大坟”即龟山。

据武汉大学石泉教授研究，中唐时期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在卷二十七沔州汉阳县 “鲁山”条中提到 “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水”。鲁山就是龟山，蜀江就是长江自汉阳以西的别称。这两句记载明确反映唐时汉水就已流经龟山北。石泉教授经过大量研究，锁定了入江口的位置，为我们研究江汉朝宗留下了坚实的依据。石泉的学生鲁西奇进一步考证出大禹治水时可能同时有几处水道流入长江。他指出，南宋时期汉水下游地区可能有三条河道并存：最北一条即河，相当于今之天门河；中间一条为汉水，相当于今之汉水河道；最南一条为沔水，相当于今之东荆河。三条河道大约在今钟祥南境与潜江北境分汊，在今蔡店东南境复合流，之后入长江。在江汉平原堤垸已大兴的明中后期，汉水下游还有许多分支河道，其最北的一条名襄河，经过今刘家隔镇附近，与今之天门河走向大致相同，其时已淤废，淤废的时间与成化间汉水下游的郭师口改道相前后。其时汉水主流可以肯定是在今汉水河道，其南仍有不止一条汉水汊流，这些汊流多汇于太白湖，由沌口入江。

鲁西奇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中认为：“隋唐时期汉水下游有两条河道：一条在北，称

唐宋时期汉水下游水系示意图（王克陵绘）（源自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3页）

但大禹治水不仅是确定入江口，这只是他所做工作的一部分。他另外的工作是清淤。汉水进入长江形成能够行船的航道，必须要水流通畅，不能有沙洲。实际上大禹大量的精力都用在如何把沙洲清掉。这是研究大禹治水的一个重要方面。

汉水进入长江的水流不畅，水流往往携带巨量泥沙，在特定的时机场合作用下就会汇聚成沙洲。尤其在江、汉交汇之处，两条大河互相冲击，泥沙俱下，不断形成的沙洲，使得长江水道严重淤塞。我们无法得知新石器时代江、汉交汇之处沙洲形成的具体情况，但是从唐宋以来，今武汉市域长江水道先后形成了武昌鹦鹉洲、汉阳刘公洲、武昌陈公套、武昌金沙洲、汉阳鹦鹉洲（不同时期出现的都叫鹦鹉洲）、武昌塘角等沙洲与避风港，可以推知大禹时期武汉地区长江水道淤塞的严重程度。

武昌鹦鹉洲位于黄鹤矶西。两晋、南北朝时，鹦鹉洲就已发展为港，鹦鹉洲北端的船官浦至鹦鹉洲南端的黄军浦皆为商舟聚泊处所。《水经注》记载：“直鹦鹉洲之下尾，江水溠曰状浦，是曰 ‘黄军浦’。昔吴将军盖军师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会矣。”唐宋时期，武昌已成为当时全国内河最大的航运中心。南宋时，武昌商业兴盛，尤以城外南市为先。南宋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年）在《入蜀记》中写道：“黄鹤楼……今楼已废，故址亦不复存。问老吏，云在石境亭、南楼之间，正对鹦鹉洲……由江滨堤上还船，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盖四方商贾所集……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楼阁重复，灯火歌呼，夜分乃已。”而沿鲇鱼套至鹦鹉洲北端一带，“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依靠发达的江河水运，武昌南市历经唐、宋、元、明四代的繁华，因大水频繁，古鹦鹉洲曾先后两次从水面短暂消失，至明崇祯末年，完全沉没于江水之中，著名的南市也随之消失。

宋元祐八年（1093年），汉阳城外三里坡至南纪门外的江中淤出一洲，名为 “刘公洲”。根据旧志记载：“宋元祐八年，有沙洲涌出，名刘公洲，在汉阳南纪门外，东临长江，西靠夹河，明嘉靖渐沉落。”四方舟楫皆逐渐聚集于刘公洲与岸之间的夹江，刘公洲也发展成为港市。明万历《汉阳府志》记载郡人王光裕曰：“本朝弘正间，汉阳南纪门外原有南坛，自江岸至城计五百余丈。江中有大洲，洲上多芦荻，中有大河套。客舟蚁集，两岸贸易，居民相聚为市。民乐其利，城隍亦赖以巩固。”刘公洲前后存在400多年，嘉靖（1522—1566年）以后因江水冲刷逐渐冲没，刘公洲市场也随之消散。此后汉阳船舶改停东门铁门关一带。铁门关为月湖通江口，风平浪静，便于避风停泊，商船甚多。

明朝初期，汉阳南纪门外的刘公洲和管家套都是商舟客舫的主要停泊地。武昌南市冷落后，可停泊船只的武昌巡司河入江口的管家套亦渐淤塞。明弘治十年（1497年），武昌知府陈晦为改变管家套淤塞而导致商船转泊汉阳的不利局面，便趁涨水季节，以几百只小船拖动铁器在河流中疾驶，以搅动泥沙来疏浚河套，管家套从此更名为 “陈公套”（今名为 “鲇鱼套”）。套中水域因此水深浪平，停泊条件大大改善，吸引了大批商船移泊套中，甚至原泊汉阳的商船、盐船也俱来此，陈公套因此日趋兴旺。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武昌陈公套与金沙洲辟作湖广漕粮交兑口岸，进一步促进了陈公套的繁荣。

清乾隆《江夏县志》卷首《城池图》中的金沙洲在城南

金沙洲地处武昌西南，位于武昌望山门、保安门、中和门外大江内，洲头北临巡司河入江口陈公套，洲尾斜对古鹦鹉洲头。明代中叶，金沙洲外围又淤出一个新洲，名为白沙洲。明初的金沙洲尚是荒洲，凭借白沙洲的屏护作用逐步成为商船停泊地，此后百货云集，日渐繁盛。洲上有八道长街，沿江修有一道长达25里的防波堤，堤外停船。金沙洲上设有钞关征收船钞。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金沙洲发展成为商民聚集、万船辐辏的著名商市，被称为 “东南都会”。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由于左良玉10万大军的进驻骚扰，金沙洲河街被焚毁一空，港埠也遭到严重破坏。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官府在金沙洲上重新开辟市肆，招揽商贾，金沙洲才逐渐恢复生机。雍正年间（1723—1735年），白沙洲沉没，失去屏障的金沙洲遭到江涛冲击，八道长街被冲毁四道。官府多次进行疏浚治理，从乾隆九年（1744年）开始，先后修砌了石岸、堤坝和泄水闸，才使金沙洲免遭淹没，但贸易终未能恢复旧观。清嘉庆（1796—1820年）后，金沙洲与武昌江岸间的交接水口逐渐淤塞，终至连成一片，市场也随之转移。王葆心在《再续汉口丛谈》中记载：“据清初方志，金沙洲在府城西南，百货云集，商贾凑至。兵燹后，移镇汉口。”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靠近汉阳南纪门岸边新淤积而成一片沙洲，初名 “补课洲”，后经上奏朝廷获准将此洲改名为“鹦鹉洲”。汉阳鹦鹉洲在嘉庆时逐渐成为湖南、湖北商人的竹木集散地，官府特设竹木厘卡加以管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沿江各省因恢复建设需用大批木料，到汉阳鹦鹉洲经营竹木的商人越来越多。鹦鹉洲最后发展成为晚清汉口最大的竹木市场。今天的鹦鹉洲已与汉阳长江堤岸连成一片，成为陆地的一部分。

乾隆年间（1736—1795年），武昌城北武胜门附近的塘角开凿出一条人工小河，名 “下新河”，用以专门停泊来自下江的盐船。嘉庆年间，塘角前淤出一片沙洲，对塘角起到了保护作用。恰值武昌城南的金沙洲淤塞，于是停靠在金沙洲江岸的商船很快移泊塘角。塘角背靠武昌城，正对两江交汇的汉口。清朝陈溥有诗曰：“塘角对汉口，百产绾精华。连樯上灯火，混若蒸朝霞。”诗里揭示了塘角港口的位置与汉口隔江相对，也描述了塘角的繁华景象。船舶日多，商旅云集，很快塘角繁荣一时。塘角的兴起分流了汉口的商业，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汉口成为武汉中心的进程。但是因为塘角的沙洲面积较小，形成的夹江长度也不大，仅1里左右，而且最宽处也仅为十余丈，船只掉头和错船皆为不易，因此，同时期的汉口没有完全被塘角夺去锋芒。塘角繁荣的时间很短，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一场大火，焚毁盐船400多艘及其他船只六百余艘，塘角从此一蹶不振。清同治《江夏县志》载：“冬十一月十九日夜大风，厉坛角（塘角古名）盐船起火，延烧八百余艘。上至观音矾，估舟被焚几尽，焚溺毙者数万，翌日始灭。”从被焚毁的船数可以推断塘角的商船量还是非常大的。此后港湾逐渐淤塞，沙洲也与陆地连成一片，商船从此移泊汉口。

清光绪二年（1876年）《湖北武汉全图》（局部）中的塘角

通过对长江、汉水不同时期水道淤塞情况的梳理，不难倒推大禹治水时所面对的情况非常之艰难：既要确立河道，又要治理沙洲。

《墨子·兼爱中》介绍大禹治水是采用疏导的方法：“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派，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盖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楚、荆、越与南夷之民。”大禹疏导之处几乎包括了全国主要的江河。大禹吸取了他父亲治水失败的惨痛教训，改变单纯筑堤堵水的办法，采用以疏导为主的策略。

《淮南子》一书也多次明确提到大禹治水是 “决江疏河”，例如，《淮南子·原道训》：“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淮南子·本经训》：“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淮南子·修务训》：“禹沐浴霪雨，梳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 “禹耳参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疏河决江。”《淮南子·诠言训》：“决河浚江者，禹也。”“故禹决江河，因水也。”

依据上述古籍的记载，推测大禹在武汉地区治水，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确定汉水入江的主水道，二是全力疏通两江交汇处上下游众多的沙洲。

大禹确定汉水入江的主水道是非常不容易的。当年的汉水有多个入江口，每一个都是水流汹涌，洪水横流，毫无章法。我个人推测大禹确定入江口的方法，就是率领众人逐一考察各出水口，观察水流流向，发现有一处名为 “大别山”的孤零零的山丘，突兀江边，岩石坚固，任凭乱流冲刷，依然稳如泰山，汉水从此山北边流过，汇入长江。正如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概括：“汉水在汉川县西南十里，又东南流百六十里，至汉阳府城北五里。又东南经大别山北而南入于江，谓之汉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为自古噤喉之地。”大禹凭着多年来治水的经验，知道出水口游移不定会导致遗患无穷，他环顾长江北岸，方圆数十里，并无一处山峰，此山好似从天而降，恰到好处地坐落于此，将汉水的出水口牢牢把住，万年永固。大禹一见大喜，决定依托此山，导汉入江，扩大出水口，增加出水量。《孟子·滕文公下》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所说的大禹在江淮河汉 “掘地而注之海”，很可能就是大禹导汉水入江时所采用的方法，动员大量的人力，将山脚淘深，扩大入江口，让汉水畅快入江，同时挖掘入江口附近长江水道星罗棋布的沙洲，尽力搅动江水，使沙随水流走，沙洲逐步消失。一时间，成千上万的人流和舟楫聚集在两江交汇之处，在大禹的指挥下，运用最原始的工具，日夜奋战。说不清经历了多长时间，两江交汇之处的面貌终于大为改观，原来大小不一的沙洲均神奇地消失不见。长江、汉水合流，清浊有间，泾渭分明。从此，就在龟山之下，千百年来，两江交汇，相拥相抱，一往无前，奔向大海。由此说明武汉城市的诞生作为大禹时代治水的成果，是多么地来之不易。

清乾隆（1748年）《汉阳县志》卷之一舆图《江汉朝宗图》

任谁看到这里能不感慨，在没有现代化钢铁工具、人口稀少的远古时代，大禹赤手空拳带领百姓确定入江口、疏通沙洲，那是何等艰难的工程！

大禹使江汉合流，共奔大海，意义重大。《尚书·禹贡》将此事非常形象地描述为 “江汉朝宗”，即长江、汉水像诸侯朝见天子一样奔向海洋。过去《尚书》被有的学者认定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但是2002年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西周中期青铜器遂公

《史记·河渠书》载太史公为了准确掌握大禹治水事迹，历经千辛万苦，亲自考察大禹治水之处：“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可以想见，当年屈原、司马迁先后亲临江、汉交汇之处，登上汉阳龟山，俯视滚滚汉水奔流入江，长江未见沙洲，江水一览无余，一泻千里，气势磅礴。遥想当年大禹历经千难万险，疏通汉水和长江，导汉水入江，看见两水拥抱在一起，清浊融合，蔚为壮观。如果他们能看到两水汇聚之处，分别崛起三镇，逐渐形成一座巨大的城市，会是何等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