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武汉

任蒙,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在文学上颇有研究,出版过诗歌、散文、杂文、文艺理论等专集26部,其中 《诗廊漫步》《任蒙散文选》等多次再版。曾获首届 “全国孙犁散文奖”唯一大奖、第四届全国 “冰心散文奖”、全国首届 “鲁迅杂文奖”金奖等。为武汉多所高校的特聘教授或客座教授。

关于屈原,我曾经在不同场合讲过课,谈过屈原与端午节习俗的关系,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专门以屈原为主题作过交流。为了讲清楚屈原和武汉的关系,屈原精神在现代的意义,我想从五个方面入手。

一、关于屈原的学术争议

屈原与武汉

互联网上流传的屈原 “标准像”

网上流传的屈原画像,我认为不是真实的。根据各种研究资料显示,屈原生于约公元前340年,卒于公元前278年,芈姓,属于楚国贵族。古人讲究姓和氏,芈是他的姓,屈是他的氏,平是他的名,原是他的字。他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屈瑕的后代,出生在楚国的丹阳秭归,就是今天湖北宜昌的秭归县。屈原早年受楚怀王的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他遭到贵族的排挤和诽谤,被两次流放。楚国郢都 (今荆州北面8千米处的纪南城)被秦国的大将白起攻破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屈原是政治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百年来,学术界围绕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屈原这个人展开了争论。胡适在 《读 〈楚辞〉》中说:“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剁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不光是中国的学者,日本和苏联的一部分汉学家也认为没有屈原这个人。他们的理由是,关于屈原,除了 《史记》,至今都没有找到更为原始的材料。屈原在秦始皇横扫六合前几十年就已经去世,并且七雄并立时有很多文献,但都没有屈原的名字。像屈原这样伟大的人物,从他死后到西汉司马迁再次提起他的百年间,历史上都没有记载,这不合逻辑。

与此相反,闻一多、郭沫若、陆侃如等人则力证屈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毕竟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说明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为司马迁或者其他人所杜撰,因而不应轻易否定屈原的真实存在。

那么屈原的作品是怎么来的呢?一说是 《淮南子》的作者刘安托屈原之名创作的。刘安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文学水平非常高,他招揽了很多门客为他收集整理各种学术著作,并进行了大量创作,后来因为谋反败露而自杀。按照刘安的水准,是有能力写出 《离骚》这样的作品的。第二个说法是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及其子刘歆根据汉成帝的诏令,收集整理历代文献,根据楚辞的风格,代屈原之笔写出了这么多作品。

后来的考古发现,可以用来反驳这些观点。西汉初年的夏侯婴是刘邦的老乡,跟着刘邦打天下,立下过汗马功劳。刘邦曾经为了逃命,把亲生子女从马车上踢下去,是夏侯婴救回了他的两个孩子。所以西汉建立后,夏侯婴被刘邦封为汝阴侯。汝阴侯去世,侯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夏侯灶。夏侯灶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作为。1977年,考古人员发现了夏侯灶的墓,墓葬里面有两片楚辞的残简,一片写了 《离骚》,一片写了 《涉江》。夏侯灶是在当了7年汝阴侯以后也就是公元前165年死的。而淮南王刘安生于公元前179年。也就是说夏侯灶死的那一年,刘安才14岁,14岁的孩子不可能写出像 《离骚》这样的作品。所以刘安是创作者的说法站不住脚。那么再往后,刘向、刘歆父子生活的时代,西汉已经倒计时了。刘向父子写出这样的作品的说法就更站不住脚了。

屈原与武汉

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阜阳汉简 (局部)

历史事实需要经得起推敲才行,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即使像胡适这种中国现代学术界、文学界的顶级人物,观点也不一定都是对的。我曾经就 《西游记》写过一篇论文,某种程度上就是针对胡适的批驳。他评论 《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甚至连另一个大人物鲁迅也说,《西游记》就是好玩,不值得深究。但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西游记》里,孙悟空一路降妖除魔,妖怪们有被降服的,也有被打死的。他的金箍棒每次要砸下去的时候,菩萨就乘着一朵祥云驾到,要他刀下留人。能让菩萨出面的,要么是天上哪个神仙的坐骑,要么就是哪个神仙的童子。但打死的那些妖魔可没有一个有这样的背景。所以,20世纪90年代初我写了 《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论 〈西游记〉的双重价值兼述几个有争议的论点》这篇文章,文中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进行仔细推敲和合理论证,并认为 《西游记》既不是像胡适所说的滑稽,也不是像鲁迅所说的好玩。

屈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放光彩的呢?屈原投江之后几十年,秦国统一中国。秦朝灭亡以后到了西汉,这个时期战乱结束,文人迭出,文化成就很高。汉文帝时的贾谊写下 《吊屈原赋》,这是最早写到屈原的文章,且完整保留到现在。后来司马迁作 《史记》,把屈原和贾谊放在一起写了一篇传记 《屈原贾生列传》。再后来司马迁又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 《报任安书》,文曰:“盖文王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赋 《离骚》;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 《吕览》;韩非囚秦,《说难》 《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篇文章让大家知道,原来历史上有屈原这么一个人物,他留下了这么璀璨的华章。这时候屈原才在历史上横空出世、光芒万丈。

我推测先秦文献没有提到过屈原,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屈原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对楚王的行为进行直接而严厉的批评,必然为楚国当时的统治者所不容,所以楚国典籍故意不记载他,其他国家也不记载。其二,有关典籍遭秦火散佚,故而不传。东汉的班固曾写道:“屈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故传于世。”

二、关于屈原出生地和生卒年月日的考证

屈原什么时候出生?既然我们确认屈原这个人是存在的,那就有必要对他的生卒年月进行考证。屈原在他死后一两百年才受到后人的重视,因此对于屈原出生时间的考证只能根据他诗歌里面的记载来推断。从 《离骚》开始的四句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以看出,屈原自称为高阳帝的子孙,他的父亲叫伯庸。现在认为 “朕”是皇帝的自称,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有皇帝,在此之前的“朕”可以作为老百姓的自称。

想弄清楚屈原出生的具体年月,一定要把古代的历法研究清楚。我列举了各时期的专家学者对于屈原生卒年月的考证,如下所示:

不同时期部分专家学者对屈原生卒年月考证表

屈原与武汉

现在很多专家主张采取汤炳正的观点,认为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八年 (前342年)正月二十六日。这一观点的依据来源于1976年在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南罗村的考古现场出土的青铜器“利簋”。簋,是古代盛食物的器具。这个簋上刻有33字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这个铭文解决了屈原 “摄提贞于孟陬兮”的问题,由此推导出屈原出生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前342年)正月二十六日。究竟这个说法对不对呢?也许今后还会有更多新的发现,再次推翻这一观点。

屈原与武汉

被称为 “九大镇国之宝”之一的西周利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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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腹内底部刻着的33字铭文 (局部)

关于屈原的出生地问题,学界普遍比较认同朱熹的看法。因为目前的楚辞研究者中,没有人能超越朱熹。屈原诗中说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朱熹注解此句时认为:“鸟盖自喻,屈原生于夔峡,而仕于鄢郢,是自南而集于汉北也。”夔峡,就是今天的夔门,也就是秭归。到清代编纂 《康熙字典》的时候,这个结论第一次用辞书的形式固定下来,认为屈原出生于秭归。后来郭沫若还亲自为秭归手书 “屈原故里”。但是汉代东方朔在《七谏·初放》中认为 “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这个 “国”指江陵。但这一派的声音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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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为秭归亲笔手书 “屈原故里”

关于屈原的官职。《史记》中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可以看出,屈原担任过左徒、三闾大夫官职。20世纪80年代,中国屈原研究会会长姜亮夫认为 “左徒”是管天文的官职,但一般认为 “左徒”是管国家内政、外交大事的朝廷重臣,所以说他是政治家。

三、屈原流放与楚辞创作

屈原流放的时期,也就是楚国灭亡前最后穷途末路的几十年,即楚怀王、楚顷襄王主政时期。战国末期,西北的秦国日益强大,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完成消灭六国的雄心霸业。而楚国还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表面上一片繁华的景象,实际上已经内外交困,江河日下。楚怀王昏聩无能,听从谗言,奸臣当道。当时楚国朝廷分成亲秦派和联齐派。屈原主张对外 “联齐抗秦”,对内铲除奸佞,富国强兵。但楚怀王压根听不进去屈原的建议,并将其流放。屈原在万般忧愤中写下这些诗篇。

《史记》中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秦惠文王为了破坏齐楚联盟,派张仪前往楚国,提出楚国如果解除和齐国的结盟,秦国可以赠予楚国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起了贪心,与齐国绝交,然后派使臣前往秦国接受土地。但张仪拒不承认约定的是六百里地,说只有六里土地。楚怀王两次发兵讨伐秦国,都失败了,还损失了名将。第二年,秦国割汉中之地与楚国讲和。楚怀王却用土地换取了张仪,后因听信了被张仪贿赂的宠姬郑袖的谎话,又放走了张仪。此时屈原已被疏远,不在朝中任职,出使齐国。屈原回国后,劝谏怀王杀张仪,却已经来不及了。

秦惠文王死后,秦武王继位,没几年秦武王也死了,其弟秦昭襄王继位。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邀楚怀王在武关会面结盟,却将楚怀王劫持到了咸阳。楚怀王中途逃跑到赵国求助,赵国弱小,惧怕秦国,不敢帮助楚怀王,楚怀王又被捉了回去,最后客死秦国。楚怀王被掳之后,其子熊横被立为楚顷襄王。子兰因劝怀王入秦而遭到屈原的怨恨,子兰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生气,让上官大夫在楚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屈原被再次流放。有的学者考证,此次流放是从郢都往东南,经过夏首到达洞庭湖,最后经过夏浦到了陵阳。陵阳究竟是哪里,学界还有些争议,一般认为是今天安徽省青阳县。这次流放将近二十年,屈原再也没能回到楚国朝廷,直至殉国。

屈原在两次流放期间经过武汉,与武汉产生了交集。根据《九章·哀郢》可以分析出他第二次流放的大致路线为:郢都—鄂渚—陵阳。鄂渚就是今天的武昌。楚辞的 《渔父》篇说屈原“行吟泽畔”,学界也认为这个泽畔就是鄂渚。屈原在 《九章·哀郢》中写道:“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其中 “江”就是指长江,“夏”指汉水,表明自己在长江、汉水交汇一带流亡。“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夏浦就是今天的汉口。“登大坟以望远兮,聊以舒吾忧心。”这里的 “大坟”指今天的汉阳龟山。《九章·涉江》中也提到:“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水中小洲称为渚,有人认为就在今蛇山上游不远处。这些诗句在武汉写成,这在学术界是没有争议的。

为什么在两千多年后,在高度现代化的信息社会,屈原依然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我想是因为他个人悲剧的命运,给人一种强大的震撼力量,这种悲剧的力量在今天始终能够激励我们中华民族。我列举一部分放在今天依然如雷贯耳的人名:范仲淹、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王安石、张载、司马光、周敦颐、程颐、柳永、晏殊、宋祁、梅尧臣、吕夷简、包拯、邵雍、韩琦、富弼、文彦博、狄青、范纯仁等。如果没有他们,中华民族文明的星空会失色不少。而这些人,都处在被誉为 “封建社会最好的40年”里,也就是宋仁宗时期。任何时代都有伟大的人物诞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明君。可惜屈原怀着崇高的政治理想,有着清晰的政治思路,但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注定成为时代的悲剧。

四、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

我认为,楚辞是文学的源头。楚辞以前虽然有 《诗经》,但是 《诗经》是一种无意识的创作。如果没有楚辞的留存和传播,我们就不会知道世界上曾有过屈原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屈原一生主要留下了 《离骚》《九歌》 《天问》 《九章》 《远游》 《卜居》《渔父》等作品。《九章》是九首诗章汇集在一起的总称,即 《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后来西汉刘向父子等人模仿屈原、宋玉等进行创作并辑录,丰富了楚辞的数量。再到南宋朱熹完成了对楚辞的注解。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毛泽东送给他一套影印宋刻本 《楚辞集注》,可见楚辞的地位。

屈原与武汉

影印宋刻本 《楚辞集注》

为了更好地理解楚辞,我想讲一下楚辞与 《诗经》的关系。《诗经》先于楚辞诞生,据说是春秋时期孔子搜集整理而成,与屈原所在的时期相隔了两三百年。它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但是没有留下创作者的名字。首先,楚辞与 《诗经》是一种继承与借鉴的关系。楚辞在意境甚至语式上都借鉴了 《诗经》。其次,二者是从自发到自觉 (文学自觉)的关系。再次,二者是从偶尔为之到常态化、专业化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屈原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为了表达自己强烈的压抑、忧愤的心情。所以站在楚辞的角度往前看,在它之前的文学基本是始于无意,有的作品类似于民谣或谜语,如 《吴越春秋》中的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易经》中的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

关于楚辞与汉赋的关系。楚辞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功能,上承 《诗经》,下启汉赋。楚辞是诗歌,汉赋属于比较押韵的散文,二者都可以 “不歌而诵”。但是楚辞是诗,音乐性更强。两者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属于不同的范畴。虽然在汉代的时候,楚辞也属于赋,但二者其实分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种体裁。

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离骚》被鲁迅盛赞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而我认为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伟大的开创性意义,它为我们呈现了两千多年前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在屈原之前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伟大的作家。但是为什么楚辞在今天的影响远远不及唐诗宋词?一是因为时代过于久远,二是楚辞中运用的意象与现代理解不太一致,语言较为晦涩,不利于传播与普及。

近几年来对于屈原精神的理解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先秦时代人民不存在热爱祖国的思想意识,屈原只是忠君,不是爱国,现在把屈原和爱国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所谓接受学的意识沉淀。屈原精神中只存在爱国主义精神的胚胎,他的思想顶多是一种浓烈而执着的故国乡土情怀。甚至还有人说屈原因为楚国灭亡的痛哭不过是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哀鸣。我认为应该站在历史主角当时的角度看问题。当时 “国”的概念并不鲜明,王室就象征国家,故国乡土之情包含家国情怀。“忠君”不仅是为君王个人,也是为了国家能有正确的选择。只要是屈原站在当时正义的一边,就值得历史肯定。

屈原与武汉

位于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行吟阁前的屈原雕塑

屈原以忧国忧民的思想内涵、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历史的风口浪尖搏击,不愧为时代的英雄。《史记》中有句话说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说楚国哪怕只剩下三个氏族,也能灭掉秦国。1911年10月9日,共进会的革命党人孙武在汉口宝善里试制炸药时不慎引爆,引来俄国巡捕,大量革命文件被查获。革命的计划暴露,一批革命党人遭到逮捕,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被残忍杀害在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外。在此危急关头,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晚发动了武昌起义。工程营的新军集结,喊的口号就是 “楚有三烈,覆清必楚”“三烈在前,我们继后”。这说明屈原的精神在湖北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并不断传承下来。

五、屈原与端午节的关系

端午节的别称非常多,有端阳节、端五节、重五节、五月节、夏节、午日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民间又称龙舟节、粽粑节、苦瓜节、蒲节、药王节、除毒节、龙日等。我收集的还不够全。节日活动也因为地区差异而不一样,但都是以划龙舟、吃凉粽、挂艾叶菖蒲、采草药、除毒驱邪等为基本内容。有首诗说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现在端午节基本上和屈原划上了等号。

古代节日有这么几个特征:一是古代节日基本是自发形成的民间活动;二是古代节日一般与自然节令联系在一起;三是古代节日一般没有被赋予政治含义,不具备政治属性;四是古代节日的文化内涵多半为后来衍生出的。从古代节日的特征可以推断出,端午节的设立最初和屈原并没有关系,它由上古时代的夏至节演化而来,设立的初衷是提醒大家一起做好迎接夏至的准备。因为夏季更容易产生疟疾等疾病,还会出现洪水、风暴、泥石流、干旱等自然灾害,农作物的病虫害也比其他季节更多,古时候人们还没有能力去抵御自然灾害和解决这些自然灾害带来的问题,所以他们对夏天其实心怀畏惧,设立节日也有祈祷消灾、祈求年丰之意。现在一般说屈原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投江,来自南朝梁人吴均所著的 《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但是 《续齐谐记》中还记载了诸如牛郎织女一类的传说故事,并不是严肃的学术文献,只能将其作为参考资料,学界一般并不对屈原去世的日期做定论。另有唐朝魏徵所修的 《隋书·地理志》记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 《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端午节祭屈原的历史记载一般来源于这两处。从这时候起,人们就把对屈原的哀悼之情附着于端午节上了。

近年来朋友圈流传 “端午节安康”这类祝福,据说是某个学者倡导的。他认为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大诗人屈原的,带有哀祭之意,不是一个快乐的节日,人们不应该在这一天说 “节日快乐”,只能道一声 “安康”。针对这一观点,我曾发表了一篇文章—— 《端午节只能 “安康”是伪学问》。因为端午节究竟起源于何时并没有定论,所以端午节互致问候怎么开心就怎么来,不一定非要说 “端午节安康”。

屈原是一个确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现在我们称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给予屈原很高的历史评价。屈原精神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之一。现在随着中国日益强盛,人民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我也希望湖北能够进一步向社会弘扬、宣传屈原文化,把他璀璨的文学作品向更多群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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