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英雄城市的历史和开端历程回顾

罗福惠，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辛亥革命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湖北地域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四十年，著述有 《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长江流域的近代社会思潮》等二十余种，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文章两百余篇。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史研究崛起，为数众多的武汉本地研究者已经就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以来直到现在这160多年的武汉历史，做出了很多很好的研究。这次让我来讲 “英雄城市”这个主题，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一

研究城市的历史和未来发展，可以有多种视角和入手方法，比如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商贸流通、产业制造、人口和阶级构成等方面，还有军事、政治等诸多因素。宣传我们的城市，应该从城市的实际出发，重视史实史料，抓住重点，突出特点，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面对不同的受众，宣传的目的也不同，但不论是为了招商引资，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还是为了吸引游客，或是为了吸引青年求学就业，以及为了招徕老人来安居养老等，都要发掘利用城市的各种先天禀赋，充分营造和利用好各种硬件、软件构成的环境。说到这次以 “英雄城市”为主题的研究和宣传，则是突出政治性，也带有综合、宏观的要求：如何赋予城市人格化，从而塑造城市形象。

武汉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算作 “英雄城市”呢？我个人认为，应该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时期的各种斗争开始算起，或者上溯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这样比较妥当。但在这之前，首先要研究武汉是怎样成为一个城市、怎样成为一个大且重要的城市的，然后再上升到英雄城市的层次。研究英雄城市武汉的发展史，我认为要把视角放得更宽，作为一个省会城市，至少应当把它放在湖北省内与其他城市作比较，哪个城市先出现，哪个城市后出现，武汉又是怎样后来居上的？张之洞督鄂后产生的溢出效应不仅限于湖北，还影响到西南的云南、贵州，这才是重大城市应该有的功能，它有巨大的吸纳力和辐射力，这样才会产生今天所谓的 “中心城市”。之前国内也有一些城市被称为 “英雄城市”，比如南昌作为八一起义的爆发地就获得过 “英雄城市”的殊荣，南昌是怎样做的，值得武汉学习和研究。

我个人的治学经历是先研究辛亥革命，后来扩大范围研究明清以来的湖北文化，再后来参加编写 《湖北通史》，渐渐对从先秦时期的楚国直到20世纪湖北的历史全貌有所了解认识。以我的知识结构来看，已有的辛亥革命研究和武汉城市史研究都还有进一步深入和提高的空间。现在对武汉城市史的研究和书写，比较详细和深入的是从汉口开埠谈起，写汉口详于武昌。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来看，汉口作为一方土地出现是明朝成化年间的事，成为工商业城市而兴起则更晚，武昌的历史要悠久得多。从政治意义来看，武汉的地位上升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武昌。所以研究武汉城市史还应加强对武昌的研究。而三十年前对我产生启示的，是清初学者顾祖禹在 《读史方舆纪要》中的这几句话：“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他还说，“三郡之于楚，如鼎足然”。这段话对于研究湖北城市史有很多启发。

清代手抄本 《读史方舆纪要》节选 （藏本源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当然，这里的 “形胜”二字，主要不是指形势险要。古代关中和四川被称为 “四塞之地”，是指该地易守难攻。与其相反，荆州、襄阳、武昌从军事上看恰恰是 “四战之地”，东南西北四面都容易遭到进攻。所以这里的 “形胜”是江山开阔，气象雄壮，扼处冲要的意思。古称襄阳是南船北马交会之所，武汉早有 “九省通衢”之称。所以，我以为这里的 “形胜”之地还是财货汇聚、人才集中的意思，也就是指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范围的文化和政治中心。

湖北的三足鼎立格局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最初只有荆州，然后出现襄阳和荆州并列，再然后才出现武昌，不仅是三足鼎立，而且是后来居上。我今天就从城市形成史、发展史方面，介绍一下武汉是如何从农业社会的军事城堡，扩展成为商业城市，再到近代工业社会的工业城市，以及如今的科教城市；政治上是如何从一个县城，提升为郡、州的衙署所在地，再成为一个大省的省会乃至华中地区的中心城市，最后当之无愧为 “英雄城市”的。

顾祖禹的话，从时间上看是一种逆向追溯，由近及远，先武昌，再襄阳，再荆州。如果从这三个城市的形成时间来看，应该倒过来谈，这样更便于分析时代环境与城市及其特质形成的对应关系。我这里主要从政治格局方面分析这三个城市的形成和地位。分析行政区划的变化是地方史志研究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便于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商贸制造、文化教育、人口职业等分门别类进行深入研究。根据政治格局和行政区划这条线索，我尝试把晚清之前的历史分为方国时代、郡州 （州郡）时代、行省时代三个时期。

二

方国时代，具体地来说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方国，是地方上的诸侯割据国家。方国常常与封国并用，但是只有得到周天子册封的才能叫封国，当时还存在一些由原始部落形成的小国，所以叫方国更合适。楚国最早就是一个方国，后来才成为封国。《史记·楚世家》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个方圆五十里的末等小国，最初的都城在丹阳，后人不能确定到底是哪里，只能模糊地称为丹淅之地。随着楚人不断开拓疆土，扩大版图，都城不断迁徙，他们来到江汉平原，最后定都在江陵的纪南城，称郢都，经营400多年。整个楚国有800多年历史。

方国时代，楚国在南方是首屈一指的大国。春秋时期，仅汉水以东就有数十个小国，整个中原所谓的 “国”几乎成百上千个。到战国初期，还有二十几个诸侯国。后来慢慢经过吞并、演变，到了战国后期，疆域最大最强盛的几个诸侯国是楚国、秦国、齐国。楚国对中华民族的最大功绩在于其基本统一了中国南方，以湖南、湖北为中心，势力达到云南、贵州，往东到山东半岛，灭了吴国、越国以后，江西、江苏甚至浙江的一部分都在楚国的版图里。楚国公子春申君，他的封地达到黄浦江流域，已经靠近上海了。

楚国如此强大，它的都城纪南城经过400年的经营也非常雄伟宏大。在距纪南城50千米外修建了章华台，在楚国各地都建有行宫。所以在楚王想要攻打宋国的时候，墨子就劝谏楚王：“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长江以北叫“云”，长江以南叫 “梦”，所以叫 “云梦泽”，洞庭湖是它的主要遗迹，当时都属于楚国地界，有丰富的水产，而宋国连野鸡、兔子、狐狸都没有。意思是楚国疆域广阔，物产丰饶，为什么要去打宋国那样弱小贫瘠的国家呢？楚国攻打宋国，就像是衣着华丽的富人去偷穷人的破衣裳一样。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楚国的强盛。据东汉桓谭的 《新论》记载：“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当时在郢都，车挨车，人挤人，早上穿新衣服出去，黄昏时新衣就被挤坏变成了破衣。可见当时郢都之繁华。这就是顾祖禹说的 “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位于湖北省荆州市纪山南部的楚纪南故城

州郡时代按历时顺序应该叫郡州时代。这个时代包括从秦汉到南宋，除了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分裂时期外，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还是在北方的黄河流域。汉代都城在长安，但是黄河日益堵塞，不利于交通和农业耕作，越来越无法满足都城的需要。从秦汉到唐朝以前，虽然关中是八百里平川，但其所产的粮食并不够关中军民开销，一直都是通过渭河往上游运粮食，所以南北朝时，北朝各国都城建在了洛阳。到了北宋，通过水路运输粮食到洛阳都有问题，只能运到离运河更近的开封。黄河成了一个地上悬河，淤积得越来越高。而这时首都的吸附能力越来越强，三年一次的科考考生要上京，农民服徭役建宫殿要上京，人越来越多，东南地区的粮食产量提高了也要运过去。于是襄阳应运而生。有人说襄阳是因为出了一个东汉光武帝刘秀，使其政治地位提高，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襄阳是整个中南甚至西南地区北上黄河流域，去往西安、洛阳或开封的一个孔道，人流、货流都要经过那里。襄阳抓住机遇，应势崛起，成为湖北的第二个大城市。正如顾祖禹所言：“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地方上设郡，郡下面设县，王国维考证当时全国有48个郡，谭其骧考证为46个。“县”这个行政建置在中国有2000多年历史，战国时候的楚国、秦国就开始用了。“县”与 “悬”是古今字，古代没有 “悬”字。《释名》中说：“县者悬也，悬系于郡也”。意思是边远之地，国都附近的富庶之地是不会划为县的，远离中心的地区才成为县。

西汉实行郡国制，是因为平民出身的皇帝刘邦错误地认为秦王朝二世灭亡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分封诸侯，使朝廷孤立无援，于是大封诸侯国。刘邦先封了一些异姓王，如韩信、英布等人，结果异姓王很快谋反了。于是，刘邦觉得还是自己的兄弟子侄可靠，又封了很多同姓王代替异姓王。当时朝廷直接管辖的地方设郡，诸侯王的领地叫国，所以称为郡国制。诸侯分两等，大的叫王国，与郡平级；小的叫侯国，与县平级。荆州一带被项羽封为临江国，先被共敖、共尉父子两代统治，后被同姓王汉景帝的儿子刘阏、刘荣统治。东部黄冈一带封给淮南国 （国王是刘邦的儿子刘长），汉文帝时封给庐江国；大别山有衡山国。庐江国、衡山国后来废国改郡。今天鄂东这一带属于当时淮南国的范围。我有一次去阳逻考察，发现江边的石壁上有 “淮甸上游”四个字。阳逻以东以前都属于黄州县，蕲、黄二州以前都属于淮南国，宋代后又属淮南西道，所以这里会被称为 “淮甸上游”。武汉是两种官话的交汇处，汉水以西属于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官话，它和往西的沙市、宜昌，湖南西部，川云贵三省，直到广西北部的桂林都属于西南官话。但是黄陂、孝感、黄冈这边属于江淮官话区域，所以和 “淮”有关系。

西汉诸侯国存在了几十年，刘邦的本意基本落空，尽管朝廷给一些大的诸侯国派去了负责指导和监督的官员——相 （如贾谊担任长沙国相），相的权力很大，但仍控制不住诸侯们的野心。汉景帝时 （前154年）发生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即位不久有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之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诸侯国基本被取消，改为郡县，郡县上面设州进行监察。《尚书·禹贡》中说大禹划天下为九州，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州的长官叫刺史，其职责主要是监督地方的豪强大族和郡县官员。刺史的秩位是六百石，郡守的秩位是二千石，可见其地位低于郡守，而且刺史没有固定的治所，需要巡察州内各处。13个州中9个都在北部，只有4个在南部，其中有个州叫交趾州，监管的是珠江流域和越南北部。整个长江流域偌大的面积只划分为3个州，上游四川叫益州，长江中游叫荆州，长江下游叫扬州。

到了西汉末年，“州”慢慢从一个巡视督查的概念，变成郡县以上的行政管理机构。刺史被称为 “州牧”，官秩也升为二千石。到了东汉，刺史、州牧的名称换来换去，但最终州由监察区变成高于郡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治所也固定了下来。地方上形成州管郡、郡管县的三级体制。

前面说到，长江中游被划定为荆州。荆州刺史或荆州牧一度驻湖南汉寿，后驻襄阳。荆州管理7个郡，有4个郡在湖南，还有3个郡：南阳郡、南郡、江夏郡。南阳郡下辖37个县，大部分在今河南，还包括鄂北一部分。南郡 （江陵）下辖17个县。江夏郡是汉高祖刘邦时建立的，但是这时候的江夏并不是指武昌，而是指湖北的中部和北部，治所先在安陆，东汉时迁到西陵（位于今武汉市新洲区）。荆州管辖的江夏郡，下设14个县。

三国时期荆州 （魏）地图

三国时期荆州 （吴）地图

东汉末年出现分裂之势。赤壁之战以前，刘表是荆州牧，驻襄阳。黄祖是江夏郡太守，守夏口，在鹦鹉洲杀祢衡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赤壁之战以后，曹操的势力限于鄂北，他把南郡、南阳郡部分划出来，新立襄阳郡。东吴占据了从江陵到九江的长江沿岸，周瑜任南郡太守，治所在江陵。程普为江夏郡太守，治沙羡。沙羡就是今武汉金口。前面说过，刘邦建立江夏郡，沙羡是江夏郡下属的县，江夏郡的属县大部分在长江以北，所以郡城在安陆和西陵。这时曹魏和东吴各自都有一个江夏郡，一在江北，一在江南。

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孙权一度把公安和鄂城 （取名武昌）作为临时都城，在今武昌区的黄鹄矶上筑军事城堡，因为它正对着汉水出口，所以叫夏口城。这是今武昌的筑城之始，但只是一个军事城堡，不是行政意义的郡城 （郡城在金口），也不是县城。直到晋武帝时，江夏郡治回到今新洲，沙羡县治移到夏口城，这才是今武昌作为县治所在地的开端。

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大量增加。原因之一是割据势力把州郡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之后，仍然沿用州郡旧名，加上南北二字，如赤壁之战后江南、江北存在两个江夏郡。后来曹操的势力占据了襄阳的北部和中部。刘备失守荆州以后退到四川，湖北由三家争霸变成曹魏和孙吴的斗争，安陆郡一分为二，两边各有一个安陆郡。原因之二是东晋以后，北方少数民族不断混战，所谓“衣冠南渡”，北方豪门大族、流民、士卒大批南下，江浙最多，湖北次之，境内的襄阳、江陵、江夏都有，于是为安置这些人而出现 “侨置州郡”，湖北境内出现了司州、雍州、蓝田等地名。例如，河南驻马店所属有汝南县，在金口又有一个汝南县。华山、蓝田都是陕西郡县名，这时称为雍州 （今宜城市）境内也有华山郡和蓝田县。这些侨置郡县都是豪门大族统帅之下的流民集团。原因之三是割据政权为加强统治，为了安置亲贵，平衡派系，把州郡划分得很小，形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体制。

隋朝时，鉴于全国州郡太多，兵部尚书杨尚希上书言：“千口之家，两郡并立”“一县之内，人不数万”“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隋文帝采纳杨尚希 “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建议，重新划分州郡，减少数量，把州府和军府合一 （类似后来的地方军区），在民政管理上把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二级，后来又改为郡县二级。今湖北境内分为15个郡、85个县，其中，襄阳郡下辖11个县，南郡下辖10个县，汉东、竟陵、安陆3个郡都是下辖8个县，江夏郡只下辖4个县 （江夏、武昌、永兴、蒲圻）。今汉阳区、蔡甸区、汉南区等属于沔阳郡，今黄陂区、新洲区等属永安郡 （黄冈）。

唐初，唐高祖李渊为了安置皇亲国戚和有功将领，又重新划分了很多州。这时，“郡”和 “州”两个概念就开始并用了。有时用郡，有时称州，下面管县。汉朝设13个监察区，称为州，后来成为一级行政机构，与郡的地位此消彼长，到唐代二者等同后，唐朝又把全国分为15个 “道”。边疆的道主要是军事作用，内地的道主要起监察作用。军事功能的道，其长官称节度使；监察功能的道，其长官称观察使。湖北有9个州 （郡）35个县属山南东道，4个州 （郡） 15个县属淮南道，鄂州江夏郡及下属5个县属江南西道，还有湖北西南边地的施州清江郡属黔中道。由于道的出现，州郡之上又形成藩镇。湖北境内3个藩镇，就是山南东道节度使所在的襄阳，荆南节度使所在的江陵，还有今湖北东南部的鄂岳观察使所在的武昌。唐敬宗时，“牛李党争”中的牛僧孺任武昌军节度使、鄂岳蕲黄四州节度使 （即鄂州、岳阳、蕲州、黄州）。他还上书朝廷，把武昌对岸属于沔州的汉阳、汉川两县划到鄂州。到这时，湖北境内荆州、襄阳、鄂州 （武昌）三大城镇基本定型。

唐朝淮南道地图全图。唐贞观元年 （627年）初置。领扬、楚、滁、和、庐、濠、寿、光、蕲、申、黄、安、舒、沔，共计14个州、57个县。相当于江苏省中部、安徽省中部、湖北省东北部和河南省东南角，即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湖北应山、汉阳以东的江淮地区，治所在扬州 （今江苏扬州市）

北宋把唐代的 “道”改称为 “路”，把军事要地的州县改称为军。湖北境内有五路：京西南路，下辖1个府即襄阳府，7个州，1个光化军；荆湖北路，下辖2个府即江陵府、德安府，10个州，其中鄂、复、峡、归在今湖北境内，其他6个州在今湖南境内；属淮南西路的是蕲、黄二州；属江南西路的是兴国军（以今阳新县为主）；施州 （今恩施州）属夔州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荆湖北路的名称，后来成为湖北省名的由来。二是鄂州定位为州，而不是府，但是它的实力上升。鄂州的州城在今武昌区，下辖7个县，仅次于襄阳府的19个县和江陵府的8个县，但7个县的人口却超过江陵和襄阳。北宋时期，湖北的人口约160万，其中鄂州有24万，位列第一，江陵22万，襄阳19万，蕲州19万，德安14万，黄州13万，峡州11万，兴国军10万。其余郢州、房州、随州、均州、归州、施州均在10万人以下。这样，鄂州、蕲州、黄州、兴国军，即鄂东南相加有60多万人，超过湖北全境的三分之一，达到40%。兴国军领永兴（今阳新县）、大冶、通山三县，辖区内有富民钱监、铜场、磁湖铁务。兴国军的商税和酒课足以匹敌鄂州和江陵府。

鄂东南人口和财富的增加，是岳飞抗金的强大后盾。南宋之初，岳飞任江南西路 （包括兴国军）制置使，驻九江。随后，即1135—1140年，岳飞逐渐身兼鄂州等六郡节度使，湖北荆襄、湖南潭州制置使，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等，封武昌郡开国公。岳家军是一支10万人左右的军队，大本营在今武昌，军中高级将领没有湖北人，但士兵中多有湖北子弟。岳家军有两句著名的口号，叫 “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除了打仗、屯垦之外，为了维持这么多人的生计，按照南宋朝廷的规定，岳家军可以开展合法的经营活动。当时有记载说岳家军在鄂州的经营活动每年能补充军用41.5万多贯。足以说明鄂东南的经济活跃，也能说明岳家军纪律严明，深得民众拥护。

武汉的重要性后来居上是南宋以后的事情。著名文人范成大从上游四川顺江而下到南宋都城临安 （今杭州市）觐见宋孝宗，其间经过武昌。范成大在 《吴船录》中描写武昌：“（鄂州）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第二年，陆游也从四川经鄂州回杭州，他在 《入蜀记》中写道：“至鄂州，泊税务亭子，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盖此郡自唐为冲要之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也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所以说州郡时代后期，武昌发展起来了。

我把前面所讲小结一下。先秦时期，也就是我说的方国时代，南方楚国独大，都城郢地位高，聚集力强，发展成为南方第一大城市。所以 “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国家统一后，县以上的层级或称郡，或称州，行政区划多变，而且总趋势是管辖范围先大后小，内地的城市多数与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化相关。州郡 （郡州）时代，湖北的郡州首府此消彼长，发展缓慢。东汉时起，襄阳因所谓南船北马交会之地而崛起，成为继江陵以后的湖北第二大城市，“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州郡时代中期，现今的武昌首先成为三国时的军事城堡，到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成为湖北境内位居荆州、襄阳之后的三个方镇之一 （鄂岳镇）。到南宋，当时称为鄂州的武昌后来居上。这就是顾祖禹说的“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顾祖禹没有说明 “东南”指什么范围，我理解为可大可小。往大了说，可以是全中国的东南。历史上中国是中原先开发，直到东晋所谓衣冠南渡，南方进一步开发，但其实只是勉强接近或赶上中原，这一点从南北朝后期北游南士的观感可见。此后又有强盛的唐王朝的经营，南方最多也只能说与中原不相伯仲。到了宋朝，尤其是经过南宋时南方第二次大开发、大发展以后，东南财富才后来居上。往小了说，东南就是湖北境内的东南，以武昌为中心的这一片，不仅人口财富提升，而且在地理上与大东南的交通往来也比荆州、襄阳更便利。所以武昌不仅成为湖北第三极，而且有后来居上之势。但这还不是武昌的高光时代，它的高光时代出现在我说的行省时代。

三

最后一个时代，我把它称为行省时代。元朝在行政管理制度方面有一大创举，就是在朝廷设置中书省统领全国政务。把靠近都城北京的河北、内蒙古、山东、山西称为 “腹里”，由中书省直辖。剩下的地方分设十个 “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元朝划定行省的时候就把湖北划开了。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设定河南江北行省，包括湖北东边的黄州、蕲州，中部一直到襄樊都划过去了。省会在开封。湖北的地位整体下降了。另一部分划为湖广行省，三分之二在湖南，湖北只有东南部一块，但是湖广行省的省会设在武昌，它在政治地位上高出襄阳、江陵一头。还有施州 （今恩施州）划归四川行省。

元代湖广行省地图。湖广行省为元世祖至元十一年 （1274年）置，辖境包括今湖南大部、湖北部分，广西、海南全省及贵州大部、广东雷州半岛，下辖武昌、岳州、常德、澧州、辰州、沅州、兴国等30路

到明清两朝，行省以下用 “府”取代了秦汉就大量使用的“郡”。“州”的地位也进一步下降。清朝的州分两种，一种叫直隶州，直隶州虽然直属于省，其下最多再管辖两个县，其地位比府低 （府一般管辖7至9个县）；一种叫散州，基本相当于县。行省的行政长官，在元朝叫 “平章政事”，在明朝叫 “承宣布政使”。到了清朝，又把元、明两朝负责监察、巡按各行省的官职和地方固定下来，在省一级确定总督和巡抚为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布政使降为第三位，行省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加强。明代洪武年间，河南省的范围退出鄂东和湖北中部，鄂北还属河南，不久鄂北全归湖北，湖广行省的范围就包括今天湖北大部分和湖南全境，甚至还有广西的西北角。此后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湖广行省是全国十几个行省中面积第二的省份，仅次于甘肃省 （此时甘肃包括了今甘肃省、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武昌作为全国第二大省的省会，地位之高自不用说，其吸纳力、影响力也更加强大。到了行省时代，湖北境内虽然还是三足鼎立，但是武昌已经遥遥领先了。

四

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出现。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汉口到明末已成为当时中国的四大镇之一。经济上，鸦片战争前后汉口就有湖南帮、江西—福建帮、徽帮、宁绍帮、广东帮、四川帮、山 （西）陕 （西）帮等商帮。19世纪60年代，汉口因《天津条约》而成为通商口岸。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使得武汉成为中部和西南部具有吸引力和辐射力的大都市。在经济方面，商业除传统的商帮商贸之外，增加了转口贸易和直接进出口贸易；制造业除原有的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外，新增了现代机器工业；运输业除水运外还较早有了铁路。在教育方面，两湖书院 （后来改名为两湖总师范学堂），还有文普通中学堂和武普通中学堂，都面向省外尤其是湖南招生。四川、湖南、安徽都在武汉办了旅鄂中学堂。在军事方面，湖北新军和北洋六镇并称国内最精良的两支军事力量。云南、贵州、广西、江西和安徽等省的新军下级军官来湖北的军事学堂学习受训，湖北的军校毕业生和军官，被派往上述省份和北京、东北充任骨干。在财政方面，清末行省有一定权力，但只有几处地方，如天津、广州、武昌等设有铸币厂，其中武昌设有宝武局，可以鼔铸铜钱和银圆，清末武昌还有直属中央度支部的造币厂。

20世纪的最初十年，即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由于战败赔款，偿还洋债，加上清政府实施新政，扩大了开支，全国陷入财政困难。湖北也不例外，张之洞在19世纪90年代开办汉阳铁厂、汉阳枪炮厂、布纱丝麻四局，动辄投资百万、数百万，但效益不佳；练新军、办教育、派留学，处处需钱。尤其是1901年的庚子赔款，湖北每年分摊120万两，所以从此以后张之洞再无力投资新式工业，而且不断加重捐税搜刮，但湖北的财政还是连年赤字，寅吃卯粮。

武昌首义之后，为了取得邻近各省的响应和支持，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给湖南、江西、安徽等省，或拨出枪弹，或送去钱款，促成了湖南、江西起义的成功。阳夏之战时，湖南先后有三个协 （旅）的部队支援湖北，江西有一支人数不详的部队抵达阳逻，牵制清军，供给都来自湖北军政府。而且为了抵抗清军，湖北革命军在原有不到两个协的基础上，先扩编为四个协，后成为八个协。这是哪来的财力呢？

我通过历史资料发现，辛亥首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迅速接管了藩库 （省库）、造币厂和官钱局。在藩库清点出现银100万两以上；在造币厂的银圆局和铜圆局接收白银80万两，银圆70万元，库存从日本购回的紫铜价值30万两；在官钱局发现银票、银圆票和铜圆票共合银1200余万两，还有元宝、银圆、铜圆几种合银110余万两，以上三处所得共合银1560余万两，再加上从其他官衙搜得银圆70万元。既然湖北地方财政濒于崩溃，这么多钱如何解释？

其实很简单。其一，武昌有度支部开办的造币厂，是全国改铸银圆的机构之一，湖北本省和邻近的湖南、贵州、云南几省应该解送朝廷的现银都先解送武昌。其二，造币厂和官钱局里的钱，有一部分是流动资金，另一部分是 “产品”，打个比方，就像印币厂印好后暂时库存的纸币，没有足够的保证金和物资作基础，是不能投放社会的，否则会引起通货膨胀。其三，官钱局的现金，包括借债而来的和应该偿还而未拨走的两部分，所以前述1600余万资金，并不是湖北真正的财政富余。湖北军政府知道这层利害关系，为解燃眉之急，也只能动用银圆票和铜圆票，都是纸币，而把所存现银作为流通纸币的基本保证，基本不大动用。即使如此，也仍然引起了物价上涨和市面波动。但反过来看，当时其他多数地方和城市，没有武汉这样可以挪用的资金，更不可能坚持到清帝退位，新的共和政府成立。军队力量也是如此，汉阳兵工厂存有尚未调拨别处的枪炮弹药，首义之后工人还在加班加点生产，如果换成别的城市率先发难，也可能很快失败。

所以说，张之洞对当时武汉的禀赋、资质和潜在实力是有所认识的。张之洞还在湖北时，他的老学生、罗田人周锡恩曾提出在卓刀泉古寺为张之洞建立生祠，被张臭骂一通。熟知武汉历史掌故的张之洞知道，卓刀泉古寺在明朝崇祯之前曾是权奸魏忠贤的生祠，崇祯帝杀掉魏忠贤后生祠被毁，现在自己怎么能接受周锡恩的这种建议？张之洞离开湖北进京之后，武汉军学界部分人士为纪念他建了抱冰堂，张没有异议。又在蛇山头的黄鹄矶建楼，为歌颂张的气魄、作为和风度，取名为风度楼，张之洞不满意，改名奥略楼，亲自题写了匾额，让湖北派人进京取回，并说明 “奥略”二字，出自 《晋书·刘弘传》中的 “恢弘奥略，镇绥南海”。奥是深远，略是谋略、战略的意思，奥略楼作为象征，意味着武汉是清王朝在南部中国的擎天一柱。但是历史走向了张之洞意愿的反面，武汉成为率先挺身而出、推翻二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英雄城市。

画家陶冷月于1933年拍摄的奥略楼

五

武汉作为 “英雄的城市”，我认为它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有禀赋，即在先天上具备一些优势。比如武汉九省通衢、两江交汇的优势，这是其他地方无法取代的。汉川的刘家隔其实比汉口出现得更早，也曾繁华一时，后来因为水道阻塞而衰落了。二是资质，就是利用天赋，经过历史沉淀，不断积累，通过努力提升自己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三是机遇，有利的境遇，难逢的机会。四是在先进理论条件指导下的行动力。

武汉最初是农业社会的军事城堡，唐朝以后成为重要的行政治所，宋朝以后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行省时代是行省省会，近代成为工商社会的商业城市，再到张之洞建立工业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成为中南地区的政治中心……除了它拥有自然地理等天然禀赋外，人的进步和作为则是这个城市资质不断提升的原因。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到20世纪来临之前，人格化的武汉可以总结出如下的性格特征：一是博大包容的襟怀，较少狭隘的地域性心理；二是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生存意志和追求发展的进取心；三是因文教事业进步而逐步提升的学习能力，既使人们开阔了视野，也造就了各式楚才；四是从商业城市到工业城市，培养了人们的契约精神和合作习性；五是抗拒各种不合理的压迫、束缚的斗争精神。

我认为20世纪的辛亥革命是武汉作为英雄城市的起点，不同阶层的人士都在此事件中作出了英雄般的壮举，体现出大无畏的英雄精神。由于民族危机加剧，孙中山先生等仁人志士的革命理论深入传播，加上革命团体的组织发动，武汉民众的思想境界迅速得到升华。这种变化或者可以概括为从市民意识上升到国民意识：从追求一己一家的生存发展提升为追求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发展；从学习先进知识理论到投入实践实行；从追赶到敢为人先；从小我到大我，敢于承担责任和使命，乐于牺牲奉献，从平凡的大众中产生无数有名和无名的英雄。

1911年，武昌首义的街头场景

这样的事例太多。比如在革命准备时期，革命团体前赴后继，不仅要克服经费上的困难，更要冒着被捕杀头的风险。有资产的人变卖家产，用于兴学、办报或组织活动。有的家庭兄弟妻子一起投入革命，为此家破人亡。首义之前，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在审讯时坚贞不屈，公开承认自己是革命党而英勇牺牲。工程八营士兵在千钧一发时打响第一枪，测绘学堂的学生兵带头加入最初的革命队伍。阳夏之战中，湖北革命军民牺牲上万人。还有市民群众的英雄壮举，比如首义当晚攻打督署时，因为天黑，起义炮队架在中和门城楼和蛇山上的大炮不容易击中目标，起义者建议靠近督署的居民点火烧屋作为照明，居民二话不说，主动浇煤油点燃自己的房子。战斗中武昌、汉口的市民为革命军送水送饭菜，送馒头送肉。汉口刘家庙战斗时，青年市民直接参加战斗，铁路工人破坏了汉口郊外的一段铁路，驶来的清军运兵车侧翻，农民和市民冲上去帮着抓俘虏，帮革命军运送战利品。当阳夏保卫战进入街巷战时，冯国璋下令火攻，烧一段进攻一段，汉口市民英勇救火，不少人遭到清军的射杀。1912年4月孙中山到武汉时，他经过今武胜路到江汉路这一段繁华市区，看到的只有一片荒凉的颓墙碎瓦。但是两三年后，汉口市区就逐渐恢复了生气。英雄城市的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让当时汉口租界的外国人也为之佩服。

武昌首义后，革命军行进在汉口的废墟中

这样的例子太多，此后的事情还有别的学者继续讲述。可以说中国的英雄城市还是不少的，有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发生了有重大影响的英勇战斗，有的在和平建设年代为生产 （如大庆）和科技创新取得突出成绩、作出巨大贡献，有的因为抵御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疫情为人瞩目，有的社会风气良好，因好人好事、见义勇为层出不穷获得赞誉。但是因为地理环境、城市体量和历史机遇的原因，这些英雄城市分属于不同类型，但武汉是涵盖多类的全能型城市，称为 “英雄的城市”实至名归。我们为生活在武汉这个城市而自豪，也应该为这个城市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