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乐园 —汉口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综合游乐园

民众乐园位于武汉市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闹市区，是武汉市历史上最早兴建的大型综合游乐场所。创建之初名为“汉口新市场”，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变迁，曾经改名十余次，但江城民众就像上海人钟爱“大世界”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将其列为听戏观景、娱乐休闲的首选之地。虽然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民众乐园已逐步褪去娱乐业色彩，但其醇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和跌宕起伏的经历已渗透于几代武汉民众的历史记忆之中。

乐园溯古

1917年，汉口市政府稽查处长刘友才（又名刘贵苟）在兴办汉口大旅馆（位于今江汉路花楼街口）赚到大钱后，决定募资筹建一个规模更大的综合游乐场所——汉口新市场。此举得到时任湖北省督军王占元以及汉口华商总会王柏年、周星棠等官绅的支持。刘友才在汉口政商两界筹得银元50万元的基础上，注册成立了汉口新市场协利股份有限公司和协兴房地产公司，买下德商咪吔洋行的全部地产，委托江兴昌营造厂鲁方才等动工兴建新市场7层塔式主楼及左右两侧4层附属楼。施工期间，又有雍和厅（后改杂技厅）、大舞台（后改江夏剧院）、新舞台（后改群众电影院）及附属设施相继投入施工。全园占地面积12187平方米，建筑面积17168平方米，成为当时周边最壮观的建筑。主体大楼尚未竣工，刘友才因病去世，由汉口华商总会周星棠出任董事长续举其事。工程初步完工前，董事会议定全园设施交由新市场协利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经营，经理人选由董事会推荐聘任，仿照上海大世界经营模式，除了开设数个剧场、书场表演各种传统戏剧，在雍和厅轮流上演魔术、杂技节目外，还辟有弹子房、围棋社、阅览室供游人休闲娱乐。与此同时，园区招商引进的中西餐厅、茶室、咖啡屋、照相馆及各种小商铺散布其间，各楼宽敞走廊用铁梯连成一体，游客购票进园后可在此既玩又吃，随意消费，各得其乐，一玩一整天，巧妙地将休闲娱乐与消费融为一体。

1919年5月29日，汉口新市场正式开张迎客，武汉三镇民众扶老携幼、慕名而至，六渡桥周边因此车水马龙，盛况空前。园内广场上演的“放气球”节目，曾令游客们大开眼界；演员乘坐布制大气球升上高空，从空中撒下纷纷扬扬的雪花状广告，然后猛然脱离高空球体，凭借一布制伞状物飘然安全落地，一连串惊险刺激的动作顿时博得满场喝彩。此类精彩的表演不仅令其一炮而红，津津乐道的游客口碑一次次提升了新市场的人气。

开业之初的新市场共有3个剧场、2个书场、雍和厅（杂技厅）以及大舞台和小舞台等演出场所，另设陈列室、阅览室、室内花园（即“小乾坤”）、哈哈亭（哈哈镜）、中西餐厅和各色小商铺，游乐休闲服务一应俱全。

位于一楼的第一剧场主映电光电影（即电影）兼办魔术表演；二楼第二剧场主演女子京戏（坤班）；第三剧场主推武汉民众喜爱的地方戏汉剧（几年后楚剧才获准入园），是全园的重点剧目；第一书场设在四楼，侧重演出曲艺和滩簧（弹词俚曲）；第二书场由二楼的室内花园改建而成，又称新书场，专门上演扬州戏。两个书场还时常穿插表演大鼓、双簧、三簧、快书、小曲、莲香等节目，供游客随喜好选择观赏。

雍和厅是演出武技、杂耍和单弦拉戏等节目的场地，有时也表演木偶戏、群芳合唱（女子清唱）活跃气氛。因武技杂耍自成特色，游客也称此厅为“杂技厅”。

1920年2月，“大舞台”、“新舞台”相继落成，园方特邀京、津、苏、沪等地戏曲名角登台献艺，或聘请本地著名演员组织连演，深得戏迷票友青睐，场场满座。因此处演出需单独购票，渐成园区经营收入的重要来源。大舞台落成的破台演出由著名汉剧演员余洪元担纲，十大角色齐备，因此一炮打响，三镇轰动，连演不衰。稍后，武汉风行新剧（文明戏）。醒明（后改新民）新剧社进驻大舞台先后演出的《狸猫换太子》、《家和万事兴》、《西游记》等引起游园民众共鸣，票房收入不俗。1925年，因汉口当局禁演新戏，大舞台只好改演京剧传统历史连本剧《汉刘邦》、《申屠氏》等剧目，每逢国内名角如梅兰芳、谭富英、程砚秋、李万春等来园，大舞台总是人满为患。同时，大鼓也是两个舞台叫座的曲种，戏迷大鼓艺人李品一，梨花大鼓李翠屏、李玉屏，梅花大鼓二金（张金玉、张金喜）都曾在此连演四五年，名震三镇。

新市场的圆形大厅有电梯直达7楼坪台，游客在此凭栏极目，远山近水历历在目，汉镇繁华尽收眼底。尤其在夜幕降临时，俯看满园彩灯闪烁，聆听各楼笙歌缭绕，置身人间仙景之感油然而生。

每逢传统节假春节、元旦、中秋节，园内都要举办焰火晚会与游客同乐。依靠老少咸宜的戏曲、杂技和游乐活动，汉口新市场业务经营蒸蒸日上，逐步稳居武汉最大综合游乐场地位，在国内游乐业界声誉渐隆，为六渡桥形成汉口闹市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国民革命政府从广州搬迁到汉口新市场旁边的南洋大楼办公。伴随着群众运动的高涨和党政官员的云集，武汉地区的大型会议、群众集会日见频繁。于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定，将作为逆产没收的汉口新市场改名为“中央人民俱乐部”，担负宣传国民革命、组织民众集会的场地，委托给原黄埔军校政治部辖下的文艺宣传剧团——血花剧社主办，汉口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市教育局协同管理。1927年元旦，中央人民俱乐部正式运营，血花剧社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曾为中山舰舰长）任主任，故民众也称其为“血花世界”。从此，中央人民俱乐部不仅是全市娱乐休闲中心，更是政治宣传活动的中心。其时，园区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孙中山的大幅照片，张贴各种革命标语及国民革命形势发展示意图表，一派生机勃勃。雍和厅改成的“总理纪念堂”高挂孙中山遗像，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吴玉章、董必武、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李立三、刘少奇等都曾在此演讲；哈哈亭改建的“遗嘱亭”嵌有孙中山遗嘱；三楼坪台区建有“逸仙园”，其后的趣园更名为“中山花园”；大舞台平日演出话剧和歌舞，也是各界民众集会的主要会场之一。园区二楼设立了游艺活动。三楼的博物馆、美术馆陈列动植物标本和美术作品。四楼的仲恺图书馆收藏了马列著作、孙中山全书及廖仲恺文集及各类书刊报纸供不同类型读者阅览。俱乐部还定期编发《血花世界日报》和《血花旬刊》宣传国民革命，颇受各界民众欢迎。俱乐部的日常演出沿袭新市场旧例：一楼放电影；二楼演京剧或楚剧；三楼演汉剧；新话剧表演则集中于大舞台，间或安排魔术、大鼓、淮扬戏和杂技曲艺节目，游乐活动仍然丰富多彩。

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李之龙对话剧情有独钟，他不仅组织血花剧社上演了《国魂兮归来》、《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记》等一批新话剧，而且时常亲自饰演角色，这些话剧曾吸引大量进园游客。李之龙出生于湖北沔阳，在他的倡导支持下，天沔花鼓戏正名为“楚剧”并入园登台上演，成为中国传统戏曲百花园中的奇葩。楚剧自1927年2月2日在园内挂牌上演起，日夜两场，场场客满，后不得不在四楼坪台加演一场。楚剧除传统剧目《吕蒙正赶斋》、《讨学钱》、《孝董永》、《看花灯》之外，新编楚剧《小尼姑思凡》等也大受观众追捧。

其时，除了专业团队的演出，园内更多的是大众性宣传娱乐活动。如时事政论的宣传、自娱自乐的联欢以及资助穷人，救济灾民、劳军慰问、慈善募捐等义演活动。汉口伤兵救护会就曾组织19名京剧票友连续义演3天，将所得收入购买大批医药物品支援北伐战争。

大革命时期，总理纪念周活动、党政要员的就职典礼、全国总工会和湖北总工会及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以及大型群众集会多在总理纪念堂和大会场举办，少则万人，多则数十万人，园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驻在园内的汉口工人纠察队也曾举办多期工人培训班。

1927年5月20日，由赤色职工国际主办的太平洋劳动会议在园内大剧场举行开幕式，英、法、美、日、印度、朝鲜等国1000余名代表参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致开幕词，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左夫斯基讲话，中国共产党代表瞿秋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全国农民协会代表罗哲发言。稍后，湖北省总工会又在大剧场举行报告会，邀请罗左夫斯基、苏兆征、李立三向各界劳工代表分析世界劳工运动形势。时隔不久（6月19日），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再次在此举行开幕典礼，400余名代表及世界各国工会组织负责人参会。会议历时12天，选举产生了全国总工会委员和候补委员，表决通过了《全国总工会章程》、《童女工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期间，蒋介石加快清除异己、抵制工农运动的步伐，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血花剧社调往南昌后，中央人民俱乐部被通令改组，名存实亡。1928年6月15日，改名为“汉口民乐园”并交由汉口市公安局兼管，半年后又转交汉口社会局经营。因元气已伤，虽全园演出经营照旧，但已入不敷出，不得不靠出租场地维持运转。1929年2月，园方与武汉中华国货展览会签订协议：将园内场地（除大舞台、新舞台）全部租给武汉中华国货展览会使用，租期3个月。京剧则集中在大舞台演出，汉剧、楚剧、话剧等在新舞台轮演。员工开支、艺员包银由承租方及门票收入补足。1929年2月20日，武汉中华国货展览会开幕，京、津、沪、汉等129个商家展出45类1000余种商品，约10万民众与会参观购买，盛况空前。其间，大舞台邀约京剧大师程砚秋来汉献艺28天，提升了展会的人气。

1929年秋至1930年底，汉口民乐园因经营管理先后更名为“民众俱乐部”、“汉口特别市民众俱乐部”。几番易主，终无起色。最后，市政会议决定撤销原管理机构，遣散全园演职员工，将所有产业发还原汉口新市场新老股东实行商办。汉兴昌营造厂资方鲁方才接管园务并出任董事长，改名为“兴记新市场”并重新组建经营管理班子。时逢汉口大水、园内水深盈尺，直至1931年阴历5月才恢复营业。重新开张的新市场注重戏曲演出，增设游艺项目并拓展商铺营销，经营状况渐有起色。由于大舞台持续邀请全国京剧名家梅兰芳、谭富英、俞正飞等轮番演出，吸引戏迷票友的连场观看，激发了游园民众对京剧的兴趣，形成武汉京剧演出的全盛时期，也培养造就了赵燕侠、关肃霜等一批不可多得的京戏名角。汉剧和楚剧是地方戏，深为湖北武汉民众喜闻乐见，也成为园内演出的主要剧目之一，陈伯华（艺名小牡丹）就是从园内唱响全国的著名汉剧名角。期间在园内演出杂技魔术的先后有韩敬文领班的亚细亚魔术团、蓝寿山领班的华飞艺术飞车团和马守义魔术团等，他们的表演场面宏大，动作惊险，让游客大开眼界，上座率颇高，是园区票房的重要支撑。此外，园内还增设了围棋社、扶稚社（灯谜）、京剧票友社（励社）等，满足了游客的各类爱好。改组后的新市场沿中山大道二、三楼商铺仍然租给商家，为入园游客提供餐饮购物等消费服务，并开展购物赠门票等促销活动，一度十分热闹。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抗战的中心，新市场再次成为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阵地。园区组织的冼星海指挥的抗战音乐会、爱国师生编排的《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等新剧在社会反响强烈。园内艺员也多次筹办义演，募资支援前线抗战将士，慰问伤员，救济逃难儿童，得到各界交口称赞。

1928年，日军占领武汉，兴记新市场大部分股东撤离，日军池田龙兵站乘机进驻并在此建立“苦力团”，原市场督票员丁庆扬充任“苦力团”副团长。稍后，留汉的亚细亚魔术团班主王文明利用懂日语之便勾搭上池田龙并表示愿为侵华日军服务，这种卖身投靠很快获得批准。1939年3月，由王文明任总经理的“明记新市场”粉墨登场。此时的园区主演魔术杂技，也有电影、鼓书、清唱和动物表演，但节目内容要交呈日军报导部审查，场内常驻日伪士兵维持治安。一段时间，王文明还强迫艺员组成“宣抚巡回剧团”到湖北省几个县宣传“东亚共荣、中日亲善”，沦为日本侵略军奴化国人的鹰犬。因经营清淡、入不敷出，园方只得在一楼新设澡堂（明心池），在三楼增设旅社（居安旅社），为日伪达官显贵寻欢作乐大开方便之门。日军投降前夕，王文明称病逃离，亚细亚魔术团会计王学忠凭借与国民党中统组织的关系接管了经营大权。抗战刚胜利，中统组织成员朱俊祥、陈天青联络王学忠向国民党省、市党部承租了“明记新市场”并改名为“和记民众乐园”，王学忠任总经理，陈天青任副总经理。此时，王学忠已加入中统成为中统第五站站长，园区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秘密据点。王文明等利用京剧演出主创收入，用汉剧、楚剧、评剧、杂技、电影等门票收入维持日常开支。此外，园内经营餐饮、百货的摊点、商铺的租金也有一笔收入。其时，辛亥首义同志会也曾要求承租“民众乐园”并将其改名为“辛亥乐园”，只因国民党省市党部从中阻拦而落空。因此，一连几年双方唇枪舌战，甚至发生强行接管事端。后经国民政府高层人士多方调解，省市党部才支付几千银元赔偿首义同志会平息风波。和记民众乐园经营期间，汉口军警横行，民生凋敝，园区特务、帮会、地痞、流氓为所欲为，娼妓云集，盗案频发，管理十分混乱。1948年元月，200余名国民党官兵拥进园内看戏，不听劝阻，横冲直撞，将剧场、影院的座位肆意损毁，还洗劫现金，抢走门票，闹得全园鸡犬不宁，在园游客见状胆战心惊，纷纷夺路而逃。如此三番，众多游客为保安全，只得对此地敬而远之，全园经营每况愈下。解放前夜，王学忠自知有罪，带着家属远走高飞。留在园内的演职员工为了生计，仍支撑着演出，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

194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开进汉口，各界民众夹道欢迎。6月17日，武汉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进园成立了民众乐园管理委员会，直属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艺处领导。8月9日，又委派武克仁处长组建民众乐园管理处，下设总务、戏剧和辅导3个科室，各剧种配备辅导员指导工作。全园经营采取职工自办，收入分成方式大体维持。次年，园方管理机构调整，员工工会建立并按照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要求开展戏剧改革实验工作。为此，市文艺工作委员会搬进园内指导并兼管中南戏曲学校教学及《戏曲新报》的编发。随着中南行政区撤销，民众乐园从武汉市公局和文教局合管过渡到市文化局直管，各项经营活动逐步走上正轨。在此期间，园内的京、汉、楚、评剧分别在大舞台、新舞台及二、三剧场演出，一剧场用于放映电影，杂技厅继续留作杂技、魔术、杂耍表演的主场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文化的繁荣为民众乐园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契机。

其间，国内京剧名家周信芳来汉演出并加盟组建了全市第一个国营京剧表演团体——中南京剧工作团（后改名为武汉京剧团），吸收合并了园内的大、小京班。周信芳任总团团长，高百岁、陈鹤峰任分团长，演出阵容强大；以王若瑜为首的河南梆子剧团、上海东升越剧团在小舞台连演数月后也决定扎根武汉；长年在杂技厅献艺的群艺技术团、光明技术团以及全球飞车团主要演员执意留园形成尔后武汉杂技团基本班底；在四楼书场演出的南京艺联鼓书社成员不仅将对口相声引进汉镇，而且悉心吸收地方精华，编演了湖北大鼓、道情、渔鼓、小曲、评书等民众喜爱的曲艺节目，成为武汉曲艺繁荣的骨干力量。1953年，园内的京、汉、楚、评等戏曲队和杂技队先后按剧种归建成剧团，脱离园方管理独立经营（演出仍在民众乐园内），只有在各小剧场演出的戏剧小队和曲艺队直属园区领导。其时，民众乐园共有大小剧场12个，露天演出场地4个，日夜两场轮流演出各种戏剧、曲艺、杂技和电影。除了安排本市各表演团体的演出活动，又邀请外地的黄梅戏、文曲、钖剧、吕剧、采茶剧、湘剧、河北梆子、泗洲戏及木偶皮影等20多个剧种进园献演，异彩纷呈，日均游客逾万。蔡少武飞车走壁团的飞车表演从单人、双人飞车发展到三人，从自行车、摩托车发展到汽车，令满场游客惊叹不已，大饱眼福。稍后不久，武汉市各业余文艺团体陆续获准进园演出，民众乐园成为名副其实人民大众的乐园。1963年10月，为理顺管理体制，武汉市成立演出公司，民众乐园交由武汉演出公司领导，该公司的负责人直接充任民众乐园的党政领导者。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武汉地区的“红卫兵”进园破除“四旧”，指责“民众乐园”名称没有阶级性，应当破除。园方公开征求群众意见后决定改名为“人民文化园”并于当年8月正式启用。1967年，“革命大串连”兴起，园区设立了大串连接待站，各类演出游乐经营被迫终止。因管理机构陷入瘫痪，各派群众组织纷纷占据地盘宣传各自观点，互不相让，由文斗而武斗，致使园区建筑和演出设施损毁严重。进入“斗批改”时期，驻园军宣传队宣布“人民文化园”撤销，全体员工另行安排。至此，园区房产被市京剧团、市豫剧团、市木偶队和市文物商店等单位肢解占用，全园业务经营活动停止近10年。

1979年“四人帮”倒台，恢复重建的市文化局决定将民众乐园恢复原名称，采取“逐步维修、逐步开放”的方式，以修建江夏剧场为突破口将全园经营管理纳入正常轨道。当年，年久失修的大舞台被拆除改建成设施完备、音响一流、拥有1450个座位的演出场、改名江夏剧院。新舞台的维修改造与其统一设计、统一施工，前半部分与江夏剧院联成一体，增设二楼观众厅和放映室，建成有1000余个座位的首轮电影院，维持原“群众电影院”名称。

1981年10月，江夏剧院、群众电影院先后建成开业，加上稍前已营业的新闻电影院和翻新改建的杂技厅，园区演出游乐设施基本具备。1983年10月1日，民众乐园终于以崭新的面貌向全市民众全面开放。其时，园区共有演出场所18个，其中影剧场9个，露天演出场地2个，可灵活安排京剧、汉剧、楚剧、评剧、曲艺、杂技、音乐、驯兽等各类表演日夜两场的演出，每天接待游客3万人次以上。1984年，园方发现三楼音乐茶座试办舞会效果很好，就将第四剧场改成舞厅，聘请管弦乐队伴奏，结果每场数百张舞票一售而光。于是又将四楼园厅以及三楼第七、八剧场拉通建成大舞厅，每天举办日、夜场舞会，舞票收入有时竟然高过门票收入。1985年，园方接到上级通知，园区舞会经营甫告停歇。

修复重建的民众乐园游艺厅开设了电子游戏室、弹子球台、蹦蹦床以及套圈、转盘、射击等多种休闲游乐项目。其中仅电游室就有大型电子游戏机10余台，可用声控、电控、自控等方法参与海、陆、空模拟实战或球赛比赛，颇得中青年游客喜好。另有电动车、船、飞机等新奇玩具，深受少年儿童的欢迎。

1985年，园方向银行贷款140万元对演出日稀的三楼戏曲小剧场进行翻新，分建成白云、黄鹤、知音等3个设施齐全，音响和谐的可容纳千余观众的大型娱乐厅，改放电视录像或举办音乐茶座。新闻电影院也改成大屏幕录像放映厅，单独售票入场。为实现以园养园的目标，挖掘园区地处闹市的优势，管理处又在主楼走廊和杂技厅辟出一些店铺对外出租，力求提高经营效益。为全面推进经营承包责任制，园方在总结先期与江夏剧院等部门承包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事先与各部门商定详尽的经济指标、考核数据及奖惩办法，然后层层签字、落实到人。1985年6月，承包一年到期，全园总体经营效益有所改善。

1990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卡拉OK、录音录像、电子游戏等新的娱乐方式风行全国，传统的戏曲、曲艺演出受到冲击。园内的戏剧曲艺演出风光不再，由步步收缩直到最终停演。面对武汉三镇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现代化剧院，歌厅和录影录像室的激烈竞争，民众乐园已无力招架。加上园区房屋设施因资金短缺年久失修，地基下沉，屋面渗水，直接影响演出游乐活动，经营业务勉强维持。

1992年5月，武汉市人民政府组团赴新加坡招商，当新加坡文化商人周颖南了解到民众乐园的处境时，萌发了与其合作经营的意向。1993年，新方到汉考察提出在“三不变”（民众乐园名称不变、建筑风格不变、文化性质不变）前提下合作将其改建成集文化、娱乐、餐饮为一体的综合娱乐场所，这一想法得到园方的积极回应。该年年底，民众乐园与新加坡亮阁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改造经营民众乐园的合同协议书在市政府会议中心签字。合同规定：由园方提供土地11290平方米（批租面积10575平方米）及水电附属设施（折合资金6797万元人民币），新方投资1050万美元（其中注册资金420万美元）合作组建新民众乐园有限公司，合作经营期限32年。新方每年支持中方管理费800万美元，每10年递增10%。合作公司设立由10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新方委任董事长1名，中新双方各委派副董事长1名。

1994年，中新合作的武汉新民众乐园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有序推进。原民众乐园按期拆除自管房屋设施，腾退办公场所，收回外租门面并办理土地批租事宜，新方筹备改建工程资金到位。1995年5月18日，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湖北省武汉市领导共同主持了新民众乐园建设工程奠基仪式。历时一年多，全部工程顺利完成。1997年1月23日，新民众乐园开始试营业。此次改造工程中新加坡亮阁投资有限公司共投入资金2.5亿元人民币，在保持原建筑群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增建了透明式复顶文化广场和两层楼室内停车场，建筑面积扩大了一倍，整体布局融入现代风格。为调整经营项目，全园设有5个专业电影厅和1个环艺大剧院，另有歌舞、卡拉OK、电子游戏、台球厅和网吧各1个，400个精品专卖店铺和美食广场遍布全园，精心设计的艺术摄影、艺术长廊衬托出园区高雅时尚的文化娱乐和购物环境，使其成为六渡桥商圈的亮丽名片。与此同时，原民众乐园管理处改为留守处，撤离园区搬到汉口天声街武汉市越剧团艺园歌舞厅4楼办公，安置部分员工经营自有房产的经营项目（新时代洗浴中心、旋风市场、淘宝乐园等），完全淡出了文化演出业。

其后十多年，中新双方在合作经营新民众乐园过程上为资金到位，房产权属等问题产生不同意见，最终于2004年7月1日重新签订协议：新民众乐园有限公司由中外合作改为新方独资经营公司并以武汉新民众乐园有限公司名称在工商管理部门重新注册。园区房产依法分割后属于中方的房产可以租赁方式交新方统一经营管理，租赁期与土地批租期限同步。新方按约定向中方支付租金，直至2024年合同期满终止。至此，新加坡盛捷（武汉）投资有限公司取得了新民众乐园的全部经营管理权，使其逐渐由大型综合游乐场向商品大卖场转化。

如今，漫步于宽敞透亮的新民众乐园，满眼是五光十色的服装、鞋帽、箱包和日用工艺品以及众多餐饮美食店铺，只有顶楼的环艺电影城和奇奇电玩乐园还依稀留存着昔日民众乐园的影子。但在几代土著武汉市民心中，民众乐园依然是自己家乡的“大世界”，是地方戏曲的发祥地，是武汉文化的纪念碑。

轶闻轶事

“血花世界事件”始末

1927年，国民革命政府从广州搬到武汉，定在武汉南洋大楼办公。隔壁的“汉口新市场”也改名叫“中央人民俱乐部”，由原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队——血花剧社主管，老百姓习惯叫它“血花世界”。蒋介石为了拉拢民心，亲笔写了这四个大字悬在俱乐部大门口。当时，国共两党联手北伐，工农运动风起云涌。血花世界不仅是武汉民众休闲娱乐最好场所，而且是工农组织和有关团体开会训练的宣传阵地。湖北省和武汉市总工会就经常利用这里的会场举办工人训练班，汉口工人纠察队队部也在这里办公。

3月10日，国民党党部定在血花世界开党员大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们接到通知也参加会议。碰巧，湖北省总工会这天也在此召开宣传会议，会场不时传来“打倒军事独裁”、“提高党的权威”等口号声。有几个工人还在场内的黑板上书写“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标语。几个偏向蒋介石的黄浦军校五期学生认为这是在侮辱蒋校长的人格，便气势汹汹地闯进会场，解下皮带不由分说地向写标语的工人一阵猛抽，还有学生把被打得头破血流的4个工人当场捆绑起来押往汉口市公安局，但警方以无正式拘押证而拒绝收押。无奈之下，这几个学生决定把4个工人直接押回学校。途中，许多其他学生认为打人押人的几个学生违犯了法纪，行动过激。军校六期学生罗瑞卿出面劝阻，反被对方臭骂了一顿。为此，反对和支持的学生之间又发生了争吵和冲突。但是，罗瑞卿、符浩等人得到大多数学生和在场民众的支持，那几个殴打、拘押工人的学生反被众人押回学校，关了禁闭。

事件发生后，武汉三镇议论纷纷，民愤鼎沸，误传为血花世界工作人员殴打工人。血花世界负责人李之龙闻讯立刻赶向总工会说明情况并在报纸上登载“紧急启事”澄清真相。中央军政学校得知消息后也召开会议调查核实事件原委，派代表向总工会道歉，组织全校师生欢送被拘工人回家，同时向受伤工人发抚恤费；声明校方已扣压肇事学生听候处分，并致电南昌请蒋介石来汉调查处理。但独揽军事大权蒋介石对此事置之不理，暗中却抓紧策划排斥异己、抵制工农运动的部署。“四一二”事变后，大批中共党员和工农群众倒在血泊中，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毁于一旦。蒋题写的“血花世界”的匾牌被人暗中砸得粉碎……

莫斯科劲舞热三镇

汉口新市场1919年开业后，以丰富多彩的戏剧、曲艺和惊险新奇的杂技魔术表演闻名于国内，被武汉的老百姓称为“武汉的大世界”。每有外地亲朋好友来汉，武汉人都会陪他们到新市场观影听戏，休闲游乐，而结果总会是主人尽心、客人尽兴，皆大欢喜。

1927年1月，苏联莫斯科邓肯舞蹈团要在汉口新市场（当时改名为“血花世界”）登台献艺的消息让当地民众兴奋不已；这里的戏曲杂技确实精彩，但演出西方国家的现代舞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而这个舞蹈团的团长邓肯还是位美国女性，是世界现代舞著名的表演专家。她只身从美国到苏联创办舞蹈学校，招收近百名出生贫苦的幼儿幼女，不仅教他们跳舞、唱歌和戏剧演出，还教他们文化和科学知识。在她的培养教育之下，学生们不仅活泼开朗、高雅清新，而且能歌善舞，很受苏联各界民众的欢迎。这次来汉演出由学校主任施·尼德带队，共有12名男女演员登台，演职员阵容共30余人。

演出原定1月16日启动，后因中央军政学校的重要会议推迟到17日，计划共演6场，首场专为武汉地区的工人群众献艺，后两场为商、学两界及政府机关人员表演，最后3天则面向武汉社会各界各业。由于园方采取提前预售团体票的方式，演出前全部座票已销售一空。因此，每场演出之前，民众乐园大剧场前都挤满没有买到票的民众要求园方加售站票。观众如此热切，园方只得一一照办。在邓肯舞蹈团后三天的演出地，每天人满为患，过道、走廊到处挤满站立的观众，鼓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但始终秩序井然。《汉口民国日报》连续报道了这些演出，惊叹武汉民众对现代舞的欣赏热情。

“民众乐园”险些变成“首义乐园”

1945年日军投降之前，民众乐园总经理王文明借口养病远走高飞，在园内演出的“亚细亚魔术团”会计王学忠凭借与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成员朱俊祥、陈天青的关系，共同组成“和记公司”，乘机承租接管了全园经营管理大权。不久后，任总经理的王学忠加入中统并升任第五站站长，以此掩护其特务活动。而国民党军统组织也寻机安插了张钰林、郭秀堂等进园任职，一时间民众乐园特务云集，成为其搜集情报、镇压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

1947年，辛亥革命同志会见光复后的民众乐园戏剧演出好转，门票收入上升，园区店铺出借还可收到租金，便向汉口政府申请也要承租该园并将其改名为“首义乐园”，以发展首义同志会的福利事业。哪知国民党省、市党部已在此设立了特务据点，故坚决不让出。两年内双方唇枪舌战，各执一词，不见结果。情急之下，首义同志会便在报纸上发出呼吁并派人直接到民众乐园打算强行接管，汉口警察局派人阻拦压下此事。稍后，首义同志会又动用了同志会理事长，国民党元老居正出面游说，仍无结果。又请出孔庚、徐会之等提出抽取民众乐园五分之一的门票收入作为该会福利基金的调停方案，再次遭到国民党党部和园方的拒绝。一气之下，首义同志会议定再次集合人马冲进民众乐园强行接管，以造成既成事实。急得时任汉口市长晏勋甫亲自出面干预。鉴于当时蒋介石军队已在前线节节败退，为维护社会秩序、安定民心，国民党省市党部不得不答应支付数千银元赔偿首义同志会，风波这才停息。

试想，如果辛亥首义同志会在这场争斗中获胜，那民众乐园历史上就会增加一个新名——“首义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