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 —共和国一段红色的记忆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位于红安县城关镇陵园大道1号,占地面积22.73公顷,规划面积33.5公顷。主要纪念建筑物有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广场、英烈广场、将军墓园、老红军墓园、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董必武纪念馆、李先念纪念馆、红安将军馆等。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建成后,先后接待了董必武、李先念、江泽民、李鹏、李瑞环、乔石、吴邦国、刘华清、温家宝、贾庆林、习近平、曾庆红、刘云山、俞正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视察。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是全国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了解党的历史、加强党性党风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党的教育、增强爱国情感的重要场所,是广大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课堂。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 —共和国一段红色的记忆

历史由来

红安,原名黄安。在这块1796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诞生了两位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走出了三支红军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孕育了200多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其中上将8位、中将10位、少将43位,他们都是立党、建军、治国的铮铮脊梁。从1923年冬黄安党组织成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26年的革命战争历程中,红安人民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不胜不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奉献了14万名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其中登记在册的烈士为22552名。一个县牺牲的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贡献之大,在全国极为罕见。

1956年,为了纪念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牺牲的烈士,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在红安县城东北锞子山上兴建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2010年6月更名为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

园区巡礼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于1977年黄麻起义胜利50周年动工兴建,1979年建成,2004年进行维修改造。纪念碑高27.11米,碑高的数字是黄麻起义的纪念日(1927年11月)。纪念碑的碑名,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于1978年4月26日题写;碑名下方的五角星代表着苏区人民一颗红心永远向着中国共产党,碑座两侧分别是两尊巨大的铜像:左塑红军战士高擎钢枪、奋勇向前,右塑武装农民身背大刀、高举铜锣,象征着苏区军民团结一心、一往无前、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碑座前方是用汉白玉雕成的花圈,由苍松翠柏和向日葵组成,象征着革命烈士的精神万古长青,碑座上的碑文为1987年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政府撰写,介绍了从1927年黄麻起义至1949年全国解放22年间的革命战争历程。碑身两侧分别刻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徐向前、李先念、叶剑英的题词。题词下方是两副巨幅浮雕,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区人民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前仆后继、不胜不休的壮丽画卷。碑身后侧,是一首从革命战争时期流传至今的铜锣谣——《黄安颂》:“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短短的24个字充分形象地演绎了当时的战斗情景。“四十八万”就是当年全县人口的总数。从侧面看,纪念碑呈火炬状,象征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纪念碑广场

纪念碑广场投资247万元,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广场上的绿化有着深刻寓意,26棵瘦瘦高高的银杏树代表了从1923年~1949年这26年的革命战争历程。中间分布种有许多桂花树,突出了八月桂花香的主题,因为《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首歌就是从鄂豫皖苏区传唱出去的。在英烈台的两旁种有14棵雪松,代表了红安牺牲的14万英雄儿女。广场周围还有两株笔柏间植一颗红继木球,红继木球是61颗,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61位将军,和笔柏加在一起是两百多棵,象征着当年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200多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红安是著名的将军县,有“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的说法,这是因为,其中1955年~196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全国授衔的将军共有1613位,其中61位将军为红安籍,这在全国是居于首位的。至1988年,这61位将军中上将有8位: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王建安、郭天民、周纯全、王诚汉、谢富治;中将10位:张天云、张仁初、刘飞、刘昌毅、詹才芳、徐深吉、李天焕、王近山、徐斌洲、胡奇才;以及43位少将。这61位授衔的将军,再加上担任副军职以上职位的36人、抗战前牺牲的129位正团级以上职位的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8位正师级以上职位的,一共是234位,所以就有了“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的说法。而当年在国民党的军队里,红安籍的将军就有40多位。在1988年之后授衔的新一代将军中,红安籍的还有:吴晓恒少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大学副校长;黄俊峰少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罗毅少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总部政治部主任;胡先贵少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某基地副司令员;江建曾少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空军某部参谋长。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于200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80周年纪念日对外开放。其占地面积6200平方米,是一个三层楼的建筑,运用声、光、电,图、影、仪等高科技手段,全面展现了苏区人民从1927年黄麻起义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十年间的光辉战争历程,以及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牺牲的263位烈士的生平事迹。

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

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位于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后方,长60米,高5.4米。“140000”这个数字代表的就是革命时期牺牲的14万名英勇的红安儿女,而这墙上篆刻的是其中有名有姓、登记在册的22552名烈士的姓名。

董必武纪念馆

董必武纪念馆于1986年3月5日董必武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对外开放。2006年3月5日是董必武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该馆以崭新的面貌和内容展现在游客面前,纪念馆占地面积5834平方米,建筑面积1370平方米,其陈列再现了董必武一生的丰功伟绩和立党为公、严于律己的高尚风范。

李先念纪念馆

李先念纪念馆于1993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修建,1995年底竣工。1996年在试展过程中迎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视察。1997年正式对外开放。该纪念馆占地面积5500平方米,馆名由陈云亲笔题写。李先念纪念馆依山就势、造型典雅,以丰富的文化史料,生动活泼的陈列形式,再现了李先念光辉战斗的一生。

将军、烈士墓区

将军、烈士墓区位于锞子山顶。锞子山在革命前海拔高度为200多米,经过炮火的洗礼,现在海拔高度仅为90余米。锞子山是红安县城的制高点,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革命战争年代,从这里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郑位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韩先楚、秦基伟、王建安、刘昌毅等一大批功勋卓著的开国将领。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征战大江南北,逝世后有的遵其遗愿,魂归故里,长眠在稞子山上。

该墓区中间三座并排的风格相同的墓地是整个将军墓区里唯一的烈士墓地,也是纪念园内最早的墓地。这三位烈士分别是沈泽民、吴焕先、蔡申熙,他们原本牺牲在不同的地方,为何魂归一处呢?20世纪60年代初,蔡申熙的夫人曾广澜向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提出,要在蔡申熙牺牲的地方给他修一个墓,得到了批准,为此,湖北省民政厅还拨出了专款。当时,红安黄麻纪念园已建成,红安县委根据红安籍老红军、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郑维孝的建议,决定将这三位烈士的墓迁至纪念园一同修建,于是就有了这块墓地。2005年红安县委对这三座墓地进行了整修。

沈泽民烈士墓

沈泽民,浙江省桐乡县人,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1902年出生,12岁考入省立三中,14岁考取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次年7月与张闻天一起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半工半读,1921年4月,经兄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于1931年年初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3月奉命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鄂豫皖省委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兴盛作出了卓越贡献,虽然在当时曾执行王明左倾路线,但在挫折面前能够正确面对、认识错误,尤其是在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后,力主重建了红二十五军。1933年11月20日在红安天台山刘家湾病逝。沈泽民病逝前,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成员全部撤走,临终前几天,身边唯一的警卫员又被他派去送信,一去未归。当时村民只知道掩埋的是共产党的一位大人物,不知姓甚名谁。新中国成立后,红安县委在中共中央委员郑位三等人的帮助下,在天台山刘家湾的后山洼找到沈泽民的墓穴。墓中掩埋的不仅有沈泽民的遗骨,还有从墓穴中迁移过来的两副铜门环、一双黑胶皮鞋底、军用皮带上的铁扣以及军服上的4个纽扣。

吴焕先烈士墓

吴焕先,河南新县(原黄安)人,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吴焕先被誉为红二十五军的军魂,他的全局观念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先后担任过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东北游击队司令等职。1932年11月底,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主持重建了红二十五军,并先后担任军长、军政委等职。红二十五军在根据地坚持了两年多的斗争之后,于1934年11月开始西征,一路上粉碎了敌人四十多个团的围追堵截,1935年胜利抵达陕南,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红二十五军的实力进一步扩大。同年8月在甘肃四坡村牺牲。牺牲后,红二十五军买了一口棺材,将他就地掩埋。红二十五军走后,国民党军队将吴焕先的墓挖开,棺材撬开,割下首级挂在城门上,尸身被弃之荒野。如今吴焕先的遗体已无从查找,墓中掩埋的是从他老家搜集过来的一些遗物。

蔡申熙烈士墓

蔡申熙,湖南省醴陵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是中共中央军委确认的中共首批33位军事家之一。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后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十五军军长,彭杨军政学校校长。1932年7月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率领红二十五军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紧张激烈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同年10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不顾红军连续作战急待休整的事实,命令红军攻克麻城,结果麻城未能拿下,敌人已进入红军腹地,这时,张国焘又命令部队迅速赶回红安,在县城与敌遭遇,拉开一场激战。为扭转局面,10月9日,在河口摆开战场,在这次战斗中,蔡申熙不幸身负重伤,几天后,牺牲于爱人曾广澜的怀中。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墓没有受到丝毫的破坏,迁葬时打开他的棺材,不仅遗骨都在,而且还有大衣扣子等遗物。

1962年5月,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回故乡,应红安县委请求,为蔡申熙、沈泽民两位烈士的墓题写了碑名。

郑位三墓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1902年出生于黄安七里坪紫云区马鞍山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1918年考入了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考试成绩名列第三,故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位三。郑位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红二十五军,新四军二师、五师,前中原局,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安革命歌谣曾这样呤唱到:“董必武、郑位三,领导黄安人民把身翻。”他一生顾全大局,功高不自居、位重不自恃,淡薄名利。1943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第五师政委,然而他到达边区之后,并未公开这一任命,只是以华中局党代表的身份协助李先念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心系苏区人民,将每月300元的津贴,全部用来补助生活困难的老区人民和革命先烈后代,自己和家人则过着节俭的生活。他题诗勉励自己道:“胜利勿忘烈士功,请将遗志记心中。终极目标共产制,大家努力莫放松。”郑位三因为身患顽疾,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位。由于为人正直,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于1975年7月27日在北京病逝。1994年,在逝世19年后,郑位三的骨灰由妻子蒲云及子女从北京送回了红安。郑位三墓碑的碑名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于1993年8月亲笔题写。

王建安刘玉清合葬墓

革命战争年代,王建安南征北战,威震敌胆、所向披靡,被誉为“军政双全”的指挥员。1948年7月,王建安受毛泽东的亲点,到山东东线兵团当副司令员,与许世友联手承担攻打济南的重任。当时,周恩来向他解释了组织上派他到山东前线的原因,一是政治工作抓得好;二是军事工作有独创性;三是善于搞好班子团结。受命后的王建安日夜兼程,赶赴山东前线,传达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研究解放济南事宜。由于许世友当时的身体不好,王建安具体统一负责了攻打济南之战。在他的具体指挥下,经过四昼夜的激战,一举攻破了济南城,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序幕。王建安因此战的胜利而名垂青史,而他与许世友的这段合作经历也被后世传为佳话。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与世长辞,享年72岁。遵其遗愿,他的葬礼被简化为“五不”,即: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向遗体告别、不通知亲友、不请领导送遗体火化。王建安带头移风易俗的做法,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致好评。1996年,王建安的夫人刘玉清病逝,经中央批准,中共红安县委红安县人民政府政府于2004年修建了王建安、刘玉清合葬墓,以资纪念。

秦基伟将军墓

秦基伟,1914年出生在七里坪秦罗庄,他8岁丧母、9岁丧父,10岁又失去了与他相依为命的哥哥,孤身一人守着祖辈留下的破草屋苦捱时光。大革命兴起后,他参加了儿童团、少先队。1927年,13岁的他参加了黄麻起义。在后来的黄安战役中,他还救过徐向前的命。他在太行山战斗过9年,以后越打越远:打过黄河,挺进中原,饮马长江,挥戈华南,跨过鸭绿江,又戍边西南。他从红军的班长、排长当起,直到后来当上了共和国的国防部长。率十五军在著名的上甘岭战斗中秦基伟率部以坑道战大量杀伤敌军,顶住了世界战争史上最激烈的一次火力攻击,创造了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从而加速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程。在战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黄继光、邱少云都出自十五军,十五军在此战中赢得了“九千岁”的美称。1981年,他成功的组织和指挥了华北军事大演习。同时,他也是1984年国庆阅兵的总指挥,当时,随着电视的直播,他那纯正的红安乡音瞬间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97年2月2日,秦基伟病逝。随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此修建了将军墓,墓中有他的部分骨灰。

韩先楚上将墓

韩先楚,1913年出生。革命战争年代,韩先楚以骁勇善战而著称。他所率领的部队在东北战场上,因勇猛神速、攻无不克、所向披靡,被称为“旋风部队”,而他本人被称为“旋风司令”。1950年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他创造了帆船打兵舰、跨海作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奇迹,将五星红旗插到了海南岛的最南端——天涯海角。同年冬,他奉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在战斗中,他运筹帷幄,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其坐镇指挥的三十八军被称为“万岁军”。回国后,于1953年担任中南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1986年10月3日在北京病逝。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评价非常高,徐向前说他“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战将”;李先念称赞他“为人坦率、耿直、正义凛然”;陈云说他“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战功卓著”。

刘昌毅将军墓

刘昌毅,1914年出生。革命战争年代,刘昌毅参加战斗数百次,先后负伤十余次,其中重伤六次。周恩来说他负伤多,有战功,是血淋淋的人。刘昌毅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历赋有传奇色彩。1933年5月,为了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他奉命在万源战斗。在此战中,他先后两次负伤。第一次伤的是右胳膊,所幸不太重,他就没有下火线,于是他拿着望远镜到前沿阵地去观察敌情,敌人的一颗炮弹打过来,在离他10米处的地方爆炸了,有几块弹片击中了他,其中有一块从他的脸部左边穿进了右边,当时整口牙全部都掉了,由于失血过多,抬回部队时人已经休克,红军医院为了尽量抢救,在无任何验血仪器和消炎药品的情况下,给他直接输血。由于血型不对,他的体温骤然上升,不醒人事了。几天后,医生报告说他“光荣”了。于是,部队为他准备后事,买了一口棺材,在山上挖了一个坑,准备盖板下葬。他的警卫员胡少荣扶在棺材上哭得死去活来,不让盖板,后来胡少荣拿着刘昌毅生前喜爱的“勃郎宁”手枪给他陪葬,塞在他手里的时候,感觉到他的手好象在轻微的颤动,胡少荣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就用手去触摸他的鼻子,竟然发现有呼吸的感觉,于是高兴地喊道:“刘营长没死,刘营长还活着。”大家连忙将刘昌毅抬出棺材,送到医院继续治疗。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刘昌毅恢复了健康,身影又出现在战场上继续战斗。而他从此就有了一个外号——“刘歪嘴”。1999年11月1日,刘昌毅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此修建了将军墓,以资纪念。

革命故事

黄麻起义的故事

黄麻起义是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在长江以北地区首次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农民武装起义,是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开了鄂豫皖地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序幕,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起了先导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7年11月13日,声势浩大的黄麻暴动开始了。黄麻特委调集黄安农民自卫军全部和麻城农民自卫两个排,以及七里、紫云等区义勇队千余人,组成攻城部队,集结于七里坪。当晚10时,由潘忠汝等率领向县城进发。李先念、王树声等分别率领群众武装参加了暴动。作为攻城主力,吴光浩、戴克敏率70余人组成突击队。14日凌晨4时,攻城开始。突击队由西北城墙攀援而上,与城内群众里应外合,攻进城去,消灭了县警察局警备队,俘敌40余人,活捉县长贺忠等官员5人和土豪劣绅15人,缴枪30余支,子弹90箱,打开监狱,释放被捕的农协干部和革命群众。黄麻起义成功了,土地革命的红旗第一次插上了黄安城头!

11月18日,黄安县农民政府筹备处在南门外教场岗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正式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曹学楷当选为政府主席。这是黄安自建县以来,第一个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县政府。农民政府成立后,根据上级指示,将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任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鄂东军是鄂豫皖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队,从此走上了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黄麻起义的成功,在大别山区首先树起武装斗争的旗帜,把黄麻地区的革命斗争推向新阶段,在起义中建立的政权和军队,为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起了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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