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光之源:中国图书馆事业第一人沈祖荣

“图书馆学融中西，华夏先推沈绍期。辛苦一生培后劲，但求民族志不低。”沈祖荣，这位中国图书馆史上划时代的先驱者，以其对图书馆事业矢志不渝的挚爱、求索创新和执著奉献的精神，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创建与研究，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进步与繁荣，倾注毕生心血，书写了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璀璨的华章。

青年时代的沈祖荣与夫人合影

勤奋好学 缘结图书馆

沈祖荣，字绍期，1883年8月出生于湖北宜昌。因家境贫寒，为谋生计，他15岁时即到宜昌圣公会教堂作勤杂工。1901年，由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武昌文华书院来宜昌招收新生，勤奋好学的沈祖荣受到宜昌圣公会的推荐。于是，这个17岁的贫家子弟只身踏上求学之路。这是沈祖荣人生的第一个起点。

从宜昌来到省城武汉，开拓了沈祖荣的眼界与心胸。眼见晚清国事日非，内忧外患，沈祖荣深感作为一名中国人身上所肩负的责任，更激发了他求知识、报效国家的信念。1907年，沈祖荣以优异成绩完成6年中学学业后，获学校举荐免费就读文华大学文科，于1911年毕业并获文华大学第一届文学学士，时年27岁。

沈祖荣在文华求学期间，正值美籍学者韦棣华女士在此初创公共图书馆事业。沈祖荣目睹韦棣华为图书馆建设殚思竭虑，操劳不已，深为其无私奉献精神所感染，毕业后毅然任职于韦棣华所创立的文华公书林，任公书林协理。从此他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图书馆事业。沈祖荣虽为大学毕业生，但因未受过专门图书馆学的教育与培训，所以开始工作只是摸索而行，依样画瓢。韦棣华发现沈祖荣勤学用心，乃可造之材，便悉心培养，使其很快掌握了图书馆管理知识。

清末文华大学学生在文华公书林阅览图书

在大多数人尚不知图书馆为何物的年代，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遭到社会的冷遇，甚至有人怀疑文华公书林是引人入教的阶梯，即使文华学生也缺乏利用图书馆的意识，每天到此阅览的人屈指可数。为了打开局面，吸引读者，韦棣华和沈祖荣以“宁愿损失一部分图书亦不可有失新的公共图书之本意”的胆识，在馆内实行开架借阅，让读者直接在书架上找书。此举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先例，即使在欧美国家也不多见。还在校内外开展宣传活动，解说公书林的性质，号召人们前来利用。为更好服务大众，又在武汉三镇增设三个分支馆，推行“巡回文库”，即流动图书馆，用木箱装运图书分送各个学校、机关、工厂陈列，就近阅览，并定期交换书籍。同时还举办各种演讲会、音乐会、戏剧表演等活动，以扩大影响。经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武汉民众逐渐认识到图书馆的作用与意义，不出数年，文华公书林影响剧增，成为闻名的公共图书馆，并为全国图书馆界所瞩目，“远道之来请益者日众”。

克难攻坚 薪火燃神州

韦棣华虽是美国人，但对中国感情挚深，始终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视为己任。1914年，她因“图书馆为学校社会所必需，而中国此时尚少提倡”，个人出资送沈祖荣赴美留学，专攻图书馆学。作为中国出国攻读图书馆学第一人，沈祖荣对赴美之行曾心存疑惑，以为“管理图书馆的职务，不就是保藏典籍与司理借还吗？此行赴美，有何研究？外人如是怀疑，我亦如是怀疑”。可当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后，眼界大开，“始知向日所见，浅陋已极”，图书馆的工作“诚非浅易短时研究，可以穷尽之事”。沈祖荣发愤苦读，不负众望，于1916年荣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获图书馆学学士学位第一人。

留美期间，沈祖荣为美国先进的图书馆事业所震撼，深有感慨：“一个国家的文明既不依赖于她在海上拥有多少一流的战列舰、无畏战舰和潜艇，也不依赖于她能动员多少装备精良的军团，即使这是获得尊重和免受侵犯的必需品，而是有赖于她拥有多少高效的学校、学院、高质的大学、消闲公园和充足的图书馆。”自此，沈祖荣把图书馆视为救国之良方，立志“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终身”。

1917年学成归国后，沈祖荣有感于当时图书馆过于偏重学术性、与平民百姓距离过远，他希望通过宣传，使广大民众了解图书馆，亲近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于是，沈祖荣与志同道合的余日章、胡庆生等人，携带有关新式图书馆的各种影片、模型与仪器等，奔走全国各地，抨击旧式藏书楼的保守和落后，倡导国外图书馆的先进管理模式、为读者服务的理念，带动和促使各地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图书馆运动，被称为中国“提倡图书馆之先声”和“西洋图书馆学流入中国之先声”。

新图书馆运动的宗旨和目的是要建立“美式图书馆”，是要创建一种与传统藏书楼完全不同的、向公众开放的、能自由阅读的现代图书馆，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可在当时条件下，竟无一份报纸或期刊愿作这一运动的宣传阵地，无奈之下，沈祖荣等人只好携带资料和实物巡回宣讲，可见开创新式图书馆时代的艰难性。但作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沈祖荣依然坚持不懈，在中国图书馆界进行史无前例的创新性改革，弘扬新式图书馆的精神，树立新式图书馆的标杆。

“我们一定要有图书馆员！纵然有人乐于捐资，倘若没有得力的组织者，仍将一事无成。为此，我们需要乐于为图书馆事业鞠躬尽瘁的人们。”这是沈祖荣对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殷切呼唤。为使新图书馆运动持久深入开展，培养图书馆学人才、创立图书馆学教育便成为当务之急。韦棣华、沈祖荣、胡庆生四处奔波，筹措经费，于1920年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私立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以独立的专业、系统的教育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开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先河。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创办公共图书馆的热潮方兴未艾，但图书馆学教育还是鲜为人知。许多人认为，图书管理根本不能称之为一门学问。文华图书科办学之初，即面临生源不足、经费匮乏等问题。韦棣华和沈祖荣则以非凡的胆识，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继续办学。1929年沈祖荣开始担任图书科主任。同年8月，在韦、沈的努力下，文华图书科单独建校，定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成为中国第一所独立的培养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学校。沈祖荣为之制定了“智慧与服务”的校训。在新图书馆运动浪潮的推动下，以“智慧与服务”为宗旨的文华精神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图书馆精神的源头与核心内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人努力奋进，推动图书馆事业不断前行。

1931年韦棣华逝世后，沈祖荣继任文华图专校长，力撑大局。为了达成“研究图书馆学术，服务社会”的办学目标，沈祖荣在办学模式上，要求学生除了拥有图书馆专业知识，还应具备其他学科知识背景，以适应图书馆的工作需要；在课程设置上，强调不要照搬西方，而是既设西方课程，又开中国课程，坚持走中西结合的道路；在教学实习上，注重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如通过巡回文库走出学校，接触社会现实，直接为民服务，真正体现学以致用的原则；在培养学生素质上，经常组织学术讨论会，邀请专家学者来校演讲，以拓展学生视野，扩大知识面；在学术上，则重视对文献和图书馆的研究，集中解决实际问题，提倡务实的学风；同时注重提高学生外语能力，为此开设英文、德文、法文和日文课程，聘请著名外籍教员和留学归国教授授课。在沈祖荣主导下，文华图专不仅成为未来图书馆员研习学问的课堂、实习技能的场所，而且成为面向社会的窗口、服务民众的平台。

抗战爆发，沈祖荣率文华图专西迁重庆，坚持办学。战时条件极为艰辛，全校师生“尝进餐于露天之下，讲授于卧房之间”。即便如此，沈祖荣“始终维持校务于不坠”，与师生们患难与共，砥砺进取，使文华图专在战火纷飞的特殊时期，担当起“前方将士精神食粮的供给”、“受伤将士休闲教育的顾及”、“难民的教育”及“一般民众的教育”的职责。1940年，文华图专成立档案管理专科，开创了中国档案管理专业教育的先例。解放战争时期，大军南下，许多学校纷纷撤离，沈祖荣拒绝撤往台湾，将文华图专完整保留在武昌，使之回到人民的怀抱。

从1920年文华图书科创建到1953年并入武汉大学，文华图专历经33年风雨，铸就辉煌，成为中国20世纪图书馆学教育的发源地。一大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从文华校门走出，几乎占到建国前全国图书馆专门人才的“半壁江山”，催生和壮大了中国图书馆事业。著名学者程焕文如是评价：“因为有了文华学子满神州，遍世界，堪称桃李满天下。因为有了文华学子，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才显得如此生动。”沈祖荣耗尽30多年精力，辛勤耕耘文华图专，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壮心不已 功德载千秋

“术有专攻重实行，图书馆学得昌明。频将遗著临风读，暖透当年弟子心。”这是沈祖荣弟子丁道凡对恩师的评价。沈祖荣不仅开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先声，而且潜心于图书馆学研究，以“术有专攻”奠定其在图书馆学术领域中的领军地位。

对于文献典籍的分类，中国传统的分类法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有关西方科学文化的图书涌入中国，传统分类体系已无法满足工作需要。1917年，沈祖荣与胡庆云借鉴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原则与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编撰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图书分类法——《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在图书馆界产生广泛影响，好评如潮。金敏甫称誉：“民国六年，文华大学图书馆沈祖荣氏，创中西混合之制而著《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将中外书籍，合用一法……中国之图书分类法，遂现一线光明。”

为了开展学术研究，培养德才兼备人才，1929年沈祖荣创办《文华图书科季刊》。该刊是中国创办最早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之一，许多文华图专校友、图书馆学专家在上面发表论文，使国内图书馆学研究与学术交流日趋蓬勃。1931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文华图书科季刊》上撰文称：“文华公书林于众图书馆中，乃知老成先进，弥孚众望。”正由于《文华图书科季刊》，文华图专的学生得以迅速成长为中国图书馆界的脊梁；又由于文华图专学生的成就，《文华图书科季刊》得以与《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比肩而立，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史上图书馆学期刊三绝。

有鉴于国内图书馆当时“一盘散沙，毫无系统……长此以往，欲谋发展，不可得也”，1925年沈祖荣参与发起中华图书馆协会，并长期担任主要职务。该会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为宗旨，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现代图书馆专业学术团体，标志着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科学体制的完善。1929年作为中国唯一代表，沈祖荣赴意大利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宣读论文。这是中国图书馆人首次登上国际图书馆界舞台，向世界发出中国图书馆界的声音。

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成为武大图书馆学专修科（现为武大信息管理学院）。沈祖荣卸下担任20余年的校长重任，仅保留教授职务。但心系图书馆学教育的他，仍以满腔热忱投入教学第一线。为了适应当时教学的调整，沈祖荣改授俄文图书编目课程。他不顾年逾古稀、不熟俄语等困难，以坚强的毅力自学掌握俄语，并编写了《俄文图书编目法》教材。1959年，75岁高龄的沈祖荣正式退休，惜别他执教40余年的教学岗位。1977年2月1日清晨，沈祖荣在庐山寓所与世长辞。数小时后，他的夫人姚翠卿亦因悲伤过度随他而去。两位九旬老人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却于同年同月同日去，这也为沈祖荣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沈祖荣的一生，是与图书馆深深结缘的一生，是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奋斗不止的一生，是身体力行、不断弘扬及丰富图书馆精神的一生。他发表的论著有《提倡改良中国图书馆之管见》、《西欧图书馆之沿革》、《我国图书馆之新趋势》等，译著有《简明图书馆编目法》。这些著作凝结了沈祖荣对图书馆学发展的思考，是中国图书馆学的重要研究成果，至今仍具参考价值。

沈祖荣先生与夫人晚年合影

沈祖荣致力图书馆学教育，创下中国图书馆史上的多个第一，被誉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发起前所未有的新图书馆运动，成立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开创中国档案管理专业教育之先声，编撰中国近代第一部图书分类法，创办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打开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大门，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图书馆专业人才，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沈祖荣明知“图书馆员的生活是繁重的”、“艰难的”、“清苦的”，但依然坚定不移地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在他身上，闪耀着对图书馆事业无比热爱、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精神。这种精神力量跨越时空，永恒不灭，铸成中国图书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