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
美国进步女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生于美国，早年就学于奥伯林学院。190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年代初赴苏联。1958年定居北京。她一生的三分之一是在故乡美国度过，三分之一在前苏联度过，三分之一在中国度过。其一生追求真理，向往革命，曾先后访问过西班牙、墨西哥、波兰等国，满怀热情地报道了那里人民的革命斗争。她非常热爱中国，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成为中国革命的见证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建设成就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她最后对世人宣称：“中国——我的第二祖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4次访问武汉，追寻她在武汉的每一段足迹，人们从中可以领略到她那美丽而又精彩的人生片段。
1927年5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从上海首次来到汉口，同宋庆龄一起住在中央银行大楼。她不分昼夜，奔走武汉三镇大街小巷，采访了受孙中山先生邀请担任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M. Borodin）、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等，走访了一些五金工人、纱厂女工。她参加了在汉口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访问了湖北省妇女协会、湖北省农民协会。7月中旬，她特地赶到湖南，亲眼看到了那里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时隔一周，她回到武汉，由于形势所迫，和跟鲍罗廷结伴前往苏联。次年，斯特朗将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著成《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及其英勇斗争的事迹。她在书中写到：“正是这些农民和工人，而不是北方或南方的将军，也不是上海富有的资产阶级，也不是武汉的怯懦的政客，将会有勇气把他们的国家从封建时代推进到现代世界中去。”
10年后，在中国抗日战争的高潮中，斯特朗再次来到抗战中心的武汉，住在吴德施（原名鲁兹，美国籍传教士，中文名吴德施）主教的家中。1938年1月25日，斯特朗应国民外交协会邀请，向武汉人民作了题为《马德里是怎样保卫的》广播演说，以西班牙人保卫首都的精神来激励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在一次有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和美国驻华大使纳逊尔·约翰逊（N·T·Johnson）及中外人士共300余人参加的大会上，斯特朗又以西班牙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实例，呼吁中国政府发动全民抗战，动员亿万民众向侵略者迎头痛击。在武汉，她还同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交换了对抗战形势的看法。
斯特朗在宣传中国人民抗战事迹的同时，还为中国抗战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不辞劳苦为抗日伤员和难民募捐。美国驻汉总领事戴维斯的女儿是斯特朗的同学，在斯特朗的影响下，她代表美国红十字会一次认捐6000元。孔祥熙宴请斯特朗，史沫特莱也陪同前往，她俩请孔祥熙捐献了一笔款子。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到武汉时，她们面交捐款10300元。
为了报道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斯特朗专程到山西八路军总部访问了朱德总司令，并深入到战士和农民中间采访，了解八路军抗战事迹和日军罪行。返汉后，通过电讯，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还向《群众周刊》提供了不少八路军和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活动的照片。斯特朗离开武汉前夜，写信给朱德总司令，表达她对八路军的钦佩和羡慕。后根据在前线采访记录，她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热情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人民战争，并向全世界人民预告：中国抗战必胜！抗战胜利后，斯特朗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主席通过她向世界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1959年毛泽东与斯特朗（左）等在武汉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10月中旬，72岁高龄的斯特朗带着深厚的怀旧之情，第三次访问武汉，那时天气还比较暖和，她穿着一条黑绸长裤，上着米黄色长袖绸衬衫，这位饱经风霜，历尽沧桑的老战士，脸上闪烁着一双诚挚和洞察人生的锐利目光。同她一起来的还有美国医生爱米莱·皮尔逊。下榻于汉口璇宫饭店。武汉市征求斯特朗此行有何打算，她说她离别武汉已很久了，很想念这个城市，很想能去看看1927年她和宋庆龄一起住过的那栋楼，了解一下人民公社情况，再就是和报界同行谈谈，其他看些什么就请武汉市帮她安排。
工作人员陪同她旧地重访，找到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汉口和宋庆龄一起生活的居所中央银行大楼。了解了武汉地区人民公社情况，原本安排斯特朗去武汉郊区红星人民公社，为担心她身体吃不消没有安排她去，就请有关人员给她介绍情况，她专心做了笔记。她与长江日报郭治澄等武汉报界人士进行座谈，郭治澄见她体弱多病，关心地对她说：“斯特朗同志，你年事这样高还这样操劳令人敬佩，希望能多休息多加保重才好。”斯特朗听了却作出令人出乎意料的反应，她突然变得精神焕发、目光炯炯，笑着对郭治澄说：“你看我还行哩”，并握着拳头说：“你要知道只要我还活着我会一直干到底的。”在场的人都笑了。斯特朗因一条腿行走很吃力，她坐着轮椅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随后离汉回京。
1959年3月11日，斯特朗第四次来到武汉，也是最后一次访问武汉。此次斯特朗比上次来汉时健康多了，气色也好了，步履也不像上次那样蹒跚。在汉的第二天，她游览了武汉市容。晚上，工作人员接到在东湖担负毛主席保卫工作的武汉市外办副主任朱汉雄的电话：“明天一早，陪着斯特朗到东湖翠柳村别墅，到达后叶子龙会与你联系。”并说“这事现在可以告诉斯特朗了”。直到这时，工作人员才知道斯特朗这次来汉是为了见毛主席。3月13日清早，斯特朗乘车驶向毛主席在东湖住处。车到时，毛主席已站在门口。毛主席见斯特朗向他走来高兴地伸出手，用带湖南腔的英语对斯特朗慢慢地说：“Comrade Strong，How are you！”（斯特朗同志，你好！），斯特朗热泪盈眶地向前同毛主席紧紧握手后一同进屋会谈。
会见毛主席后，斯特朗很高兴，第一件事就是要工作人员设法在她第二天下午离汉之前把她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要来给她。工作人员对专给毛主席摄影的侯波讲了，侯波很爽快地说：“没问题，她走之前我保证给她。”斯特朗得知后很满意。但没想到意外的事却发生了，第二天早上毛主席走了，侯波也跟着走了，侯波来不及把照片留下来。工作人员不知如何向斯特朗解释才好，商量后打算在她上车前向她解释清楚，并答应待她回北京后由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总会（斯特朗为总会常住客人）找侯波把照片要来给她。下午她来到大智门火车站贵宾接待室，还未等工作人员解释，她先开口要照片了，未几，她却火了，足足埋怨了一刻多钟，也不愿听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不管侯波不侯波，反正是你答应的，你保证的，你没办到这总是事实。我现在才发现你原来是世界上最不守信用的人。”工作人员只能赔着笑对着她，她看见工作人员还在笑更火了，说：“我发这么大火你还笑？”工作人员说：“因为你是为了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的事发火啊。”她明白了，气慢慢消下来，并向工作人员道歉，请工作人员原谅她，还说其实这件事也不能全怪工作人员。这时火车的汽笛响了，火车慢慢驶离站台，斯特朗也在隆隆的车轮声中远去了。此后，斯特朗没有再来过武汉。
1970年3月29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逝世。她被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书写的“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的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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