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寄鸥，著名报人。早年毕业于两湖总师范学堂。后曾在武汉任《民心报》编辑、《正义报》主编、《震旦民报》主笔、《湖北日报》副刊编辑等。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武汉新闻史》、《四十年来见闻录》等。
蔡寄鸥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原名蔡天宪，号乌台，又名乙青。祖辈父辈多业儒。其父屡试不第，改业医。常对子说：“我一生郁郁，不得志于文场。你要发愤读书，为你父吐气！”蔡四岁发蒙读书。塾师四伯父工于辞章，因科举时代视辞章为末道，不肯教授。蔡幼年时喜爱诗词，回家后求教于母亲。其母说：“学诗不难，多读唐诗，就会吟咏。”于是先教他读浅近的童歌，接着教他读五绝、七律及长短句，然后读长篇古风，朝夕背诵，不下二百首。蔡十一岁应童子试，十三岁应试取佾生，十四岁考取秀才。这年他受父命在亲戚家教书。同年父病死，遗下母亲及兄妹五人。家有田四亩，卖去二亩办理丧事后，蔡即住亲戚家任教，并刻苦自学。
1905年，蔡赴黄州考师范，监试先生见其作品优秀，建议送省城住学深造。蔡归家后，接省城来函，通知他应两湖师范考试。伯叔都不同意，对其母说：“省城青年子弟莫不侈谈革命，高唱自由，诚恐此儿血气未定，误投陷阱。“其母不以为然，力排众议，认为科举既废，非求学以图进取不可。蔡到武昌考进两湖总师范学堂，学习六年，1910年毕业。家中生活困难，蔡开始向《汉口中西报》、《公论报》投稿，每千字稿酬五百文，以贴补家用。蔡在报上投稿，认识当时几位革命党人，如詹大悲、胡石庵等。1910年3月由蒋翊武介绍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随后转为国民党员。
武昌首义后，蔡寄鸥专心办报，写评论文章，尤其爱写小说、诗词和戏剧，著述甚多。
1911年蔡任武昌《民心报》编辑，兼为《中华民国公报》写小说。1912年，《大江报》被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查封后，蔡在《民心报》上发表《哀大江报》一文，有一段写道：“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吾虽爱黎，亦不能为之讳。”黎元洪看后拍案大喊：“何物狂生，敢叫我为竖子。《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这种人公然庇护，非重办不可。”命部下传负责人至督署，社长蒋翊武随往，再三申辩，黎怒终未消失。《民心报》就此停刊。1912年蔡任《震旦民报》主笔，辛亥革命后，许多报纸拥黎，《震旦民报》则反之。该报发表一篇社论，指责“黎于起义时匿迹床下，汉阳失守又弃城逃走”。《群报》记者贡少芹亲黎，著有《黎黄陂轶事》，他撰文代为辩护，说“匿迹床下，觉竖子不足与谋；弃城逃走，乃是空城之计”。蔡寄鸥乃作小说《新空城计传奇》，讽刺黎元洪。连载后报纸销数增至万份。黎派宪兵司令陈血琴与长江民生银行总经理徐立中到报馆威胁利诱，冀其停载，蔡不为所动。后该报被黎查封，主笔马野马、邓狂言人狱，蔡寄鸥也亡命江西。1913年底，前《震旦民报》经理张樾，邀集旧侣，重组报馆，改名《中报》出版。蔡寄鸥等参与编撰和分任社务。该报坚持《震旦民报》既定宗旨，对袁世凯、黎元洪攻击尤力。1914年元旦，蔡寄鸥所作《元旦感言》刊于《中报》，以“祝词”揶揄袁、黎和国会。1914年，蔡在汉口德隆纸号教馆，兼替《崇德公报》写小说连载，同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在汉口租界办《汉口日报》，参加讨袁运动。袁世凯死后，蔡撰写政治小说《坠花楼》，从洪宪帝制开场，历述张勋复辟、安福当国，直到曹锟贿选，被誉为“讽时事，正社会之佳作”。
1916年，蔡应大汉报社长胡石庵的邀请，任该报编辑。因该报写了一篇文章，宣布湖北督军王占元十大罪状，被迫停止发行。胡石庵因而离汉，随后蔡应正义报社长马效田之聘，任该报编辑主任。胡石庵回汉后，蔡又进了大汉报社，并兼任《正义报》主编，《大汉报》是革命报纸，《正义报》是军阀的喉舌，蔡一人兼任。每日至大汉报社作时评一则，约一小时；每晚至正义报社编辑电讯稿或作社论一篇，约两小时，此外则吃饭睡觉看戏打牌而已。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正义报》被封，《大汉报》也停刊了。大革命时期，蔡没有党籍，也没有工作，情绪消沉。当时董必武在武汉身兼国共两党要职，蔡与董同乡，从小相交，辛亥革命共过患难。有些青年奉董必武之托登门看蔡，有一次，董还托人带来四十块钱送给蔡的母亲。大革命高潮中，蔡离开武汉去南京、上海，大革命失败后又返回武汉。1928年国民党举行登记，蔡没有履行登记的手续，同年，《湖北日报》出版，经社长李西屏聘请，蔡当了几个月的副刊编辑，离开后在民众乐园办的小报当了两年编辑。
1929年，蔡寄鸥开始自办报纸。他先后办《光明报》、《水晶宫报》和《震旦民报》，他还主编过《正义报》副刊《耍货摊》。其中办《震旦民报》时间最长，从1931年到1938年武汉沦陷前停刊。《水晶宫报》、《光明报》均为三日刊，销路较广，发行和广告都很赚钱。1931年，蔡接受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拨给的开办费两千元及每月补助五百元，自任社长和编辑，办起了《震旦民报》。出版不久，汉口堤防溃决，报馆被淹。经过几天筹备，出了一张四开的小报，每天登载水灾消息。水退后恢复正常出版。省政府和特税处的按月津贴取消。困难中又得到何成浚两千元的资助。这时，蔡将旧作重新整理，由震旦民报社印刷出版了《四十年来闻见录》和小说《瀛台梦传奇》（原名《坠花楼》）。不到一个月一万本书销售一空。当时社会上传言震旦民报社发了一笔横财，甚至谣传蔡得了胡汉民一笔巨款，承办新国民党的机关报，因此受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拘留，还是何成浚打电话才开释出来。蔡表示对何感激涕零，没齿不忘。
《四十年来见闻录》1932年版
蔡寄鸥以秋虫笔名著《武汉新闻史》
抗日战争初期，董必武来到武汉，蔡到旅馆去看望。次日董到蔡家回访，谈及国共合作问题，蔡说：“这一次合作，恐怕又是一幕滑稽戏吧！两党合作，要彼此出乎至诚，结合不以至诚，转瞬又要离开，国家和人民经不起来一次牺牲。鄙意如此，吾兄以为然否？”董笑道：“话是不错的，你能够在报上主张吗？”蔡挺身答道：“我今晚就做一篇社论，一定表明我这个主张。”第二天社论在《震旦民报》登出来了。董读过后，又来问蔡：“你如此直言，官厅不干涉你吗？那一篇社论，道破了国共双方的心理，并且指出了合作前途的命运。”
武汉沦陷后，蔡寄鸥经营多年的报馆资财损失无遗。1939年3月，《大楚报》副社长张云渊介绍蔡到该报当编辑主任，任职六个月。后报社改组，蔡与新任社长意见不合，便辞职回家写小说。当时他着手写两部小说：一部是《荆江血影》，以辛亥革命为背景，描写辛亥革命时日本对中国的“帮助”；一部是《梅花桩》，以鸦片战争为题材，中心内容是反对英帝国主义。这两部小说写好后，分别在《大楚报》、《武汉报》连载。
1943年，蔡根据自己办报的经历和见闻，撰写了一部《武汉新闻史》，用秋虫的笔名在《两仪》月刊连续发表，并出版单行本。他在“引文”中说：我是一个落魄的文人，我是一个落伍的报馆记者，在武汉地方，办了三十多年的报。我的别名很多，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秋虫两字不过是一百个以上的名中之一。他说他记起欧阳修《秋声赋》末尾两句：“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认为很有意味，所以叫做秋虫。他将武汉报馆的起源到抗战前夕分为十编介绍后，在结论中呼吁，提出要培养新闻人才、要提高记者待遇、要尊重新闻道德、要维护言论自由等主张。此书约十余万字，是武汉第一部新闻历史专著。尽管立场观点有问题，但其新闻史料有参考价值。
1944年，美机轰炸武汉，蔡回到农村，在黄安、麻城为宗族修谱，写了一些谱序和传记。日本投降，蔡回到武汉，给《民风报》、《正风报》、《汉口导报》等小报投稿，写小说连载。
武汉解放后，蔡寄鸥回首自己的办报生涯，心情很不平静。当时，蔡的老友，中共中央委员郑位三来武汉，送了十几本书给他学习，蔡一面学习，一面替救济院的盲艺人写唱本。郑位三肯定他“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并介绍他到湖北省文教厅的巡教团任研究员，写戏剧和曲艺。同年8月省文教厅调他到湖北省汉剧团编写剧本。1953年，蔡被调到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做研究志书的工作。他将志书上的名胜古迹列成表式，参考史籍，说明其历史价值，已完成64县。同年，该会合并于湖北省文史研究馆，蔡随之调到该馆，参加了董必武倡导的《湖北省自然灾害历史资料》的编辑工作。蔡结合自己的经历，撰写武昌辛亥首义史实，书名《鄂州血史》。此书22万余字，1954年7月写成，蔡12月因脑溢血病逝，1958年7月龙门联合书局以蔡寄鸥遗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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