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戏剧官”：洪深在武汉的文化活动

洪深（1894—1955）学名达，字浅哉，号伯骏。作为中国话剧与中国电影的奠基者之一，他一生创作了80多部话剧和电影剧本以及10余部艺术理论著作，在中国话剧和电影领域创下诸多“第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话剧剧本的作者；师承哈佛大学著名戏剧家培克教授，成为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专攻戏剧艺术第一人；第一次使用“话剧”并使其成为这一艺术形式在中国的正式名称；首创中国话剧的正规导演制度；首开中国话剧男女演员同台合演之新风；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编剧……

洪深

追寻洪深走过的近半个世纪艺术人生，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页要算20世纪30年代末他在武汉的经历。

激情抗日 捍民族尊严

洪深出身官宦名门，受“五四运动”新思想洗礼，负笈海外求学，潜心艺术创作与教育，立志以戏剧教化民众，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尽管人生际遇颇有坎坷，但他和那个时代很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保持积极人生观，怀着单纯的艺术理想，也带有一点文人的“清高”。作为早期的艺术“海归”者，他以极大热情致力于中国的戏剧和电影事业，致力于当时尚在起步阶段的艺术教育。他曾表示自己“极愿做成一个学者”，并誓言“这辈子绝不做官”。

然而，卢沟桥的炮火将整个中华民族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步步进逼，东北沦陷，华北沦陷，时局的剧变使大批爱国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毅然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1937年，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了13个救亡演剧队。时任大学教授的洪深毅然辞职，写下遗嘱交付好友顾仲彝，于“八一三”事变后的一星期，第一个带领演剧第二队从上海出发进行抗日宣传。

这个演剧二队由洪深担任队长，金山任副队长，队员有冼星海、田方、白露、王莹等14人。他们经苏州、南京、徐州、开封、洛阳、郑州等地，于1937年10月2日抵达汉口。

演剧二队被安排住在精武体育会，对于这个大腕云集的“明星队”，武汉市民特别感兴趣，每次剧场演出都爆满。因剧场演剧安排和观众容纳有限，洪深建议制作“流动舞台”，在卡车上安装“缩小版”的布景道具和扩音喇叭，大铜锣开道，穿越大街小巷，到一些宽敞的露天场地进行演出。

中国传统戏曲有用开场小戏吸引观众的传统，洪深也别出心裁地搞开场戏。他自己亲自登台进行抗日演讲，冼星海教唱抗日歌曲，然后开始正式演出。别看洪深是喝洋墨水的知识分子，又一直从事当时很前卫的话剧和电影工作，但他的即兴讲演丝毫也不刻板教条，而是激情、精炼、灵活，往往能引起现场听众的强烈共鸣。每次演完节目，他们就请观众让开道路，开车去另一个地方演出。据演剧二队队员后来回忆，这种流动演出比剧场还受观众欢迎，有武汉市民甚至追着车连看几场。

“流动舞台”每天演出6场，洪深就激情饱满地作6次演讲，此外，他还兼做一些临时剧务工作。这期间，他还负责排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大量的街头剧和其他文艺节目，用艺术宣传抗日，鼓舞群众。

1937年前后，有很多文化界人士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九省通衢”的武汉。新朋老友为了抗日救亡这一共同目标济济一堂，这令洪深非常高兴。演出之余，他还兴致勃勃地自任发行人，与沈起予编发《光明》战时号外，与田汉、马彦祥在汉口合编《抗战戏剧》半月刊，共出刊13期。那时编辑抗战刊物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从资金筹措、图文编辑到印刷发行都要自己想办法。在那样的困境中，洪深他们坚持发行了多期刊物，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反响极大。

当时武汉的演剧团体不少，大家纷纷慕名跑来找洪深这样的大导演排戏。尽管很辛苦，但他总是很热情地满口答应，并且还经常自告奋勇地帮对方改剧本。其间，他先后为在汉的各剧团导了《马百计》、《阿Q正传》等一批戏。尤其值得提到的是，他与湖北省著名戏剧编剧龚啸岚合编的《新天河配》（楚剧）以及《万里长城》，演出很受武汉观众欢迎。他还与朱双云合编了楚剧《岳飞的母亲》，后该剧在汉口美成戏院上演。这是洪深创作中罕有的戏曲作品，被誉为“楚剧中别开生面的作品”。

在戏剧圈子里洪深是个性格谦逊、平易又很有亲和力的人。但是，少有脾气的他有次却当面斥责过汪精卫。有一次，他和金山被请去参加一个文艺会议，汪精卫也去了。汪精卫对于战时文化没谈几句，倒是对战事大发悲观论调，最后还唧唧歪歪地三叹“牺牲、牺牲、牺牲”，总而言之就是中国再怎么牺牲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于是洪深再也坐不住了，“腾”地起身，劈头就说：“我对汪主席的讲话有意见。”然后滔滔而谈，驳斥了汪精卫的言论。汪精卫可能也不曾料到，洪深这样一个学艺术出身且又很有名气的“海归”者竟然带头冲自己“开火”，尴尬之下只得中途离会。

身先士卒 展艺术才华

“八一三”事变之后，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成为抗日救亡的文艺宣传中心。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大潮里，洪深率领的演剧二队是一个“亮点”。其间他怀着极大热情、根据形势需要编导了《九·一八以来》等街头剧和活报剧，这些作品演出效果颇佳。洪深是一个富有才情的戏剧家，那如火如荼的时代生活让他产生出更强烈的“大作品”创作欲。

《飞将军》是洪深于1937年在武汉创作的大型独幕话剧。讲述了空军飞行员高鹏飞曾是能干勇敢、在空战中创下辉煌战绩的“飞将军”。然而受国民党内投降派“亡国论”影响，看不到全民抗战的力量与前景，在空虚与绝望中其渐渐变为彻底的享乐主义者，耽于酒色，以至当敌机来袭时因酗酒而无法登机迎战。该剧既揭示了“飞将军”沉沦的复杂的社会与个性因素，同时也正面歌颂了以空军指战员徐卓午为代表的民族战士的忠于职守、为抗战献身的精神。

12月20日，演剧二队在汉口大光明戏院举行劳军公演，上演的就是《飞将军》（洪深亲自饰演“飞将军”高鹏飞）和另一部抗战话剧《米》（洪深执笔、导演），演出引起极大轰动。由于是以空军抗战为题材，所以当时驻扎武汉的很多空军将士争相观看。演出时场下不时传来热烈掌声；闭幕后有很多空军将士久久不愿离开，有的跑到后台请演员签名留念。有个空军中尉找到洪深，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洪先生，如果你以后从报上看到‘中国空军中尉XX击落敌机’的消息，那就是这个戏给我的力量。”

说起《飞将军》，还有点剧外话——该剧写作之前，洪深突发重病，一度还曾以为自己性命难保。或许经历这样一段病痛的风波，他对该剧别样动情，因而剧本成稿通读后，他当即拍板自己饰演“飞将军”高鹏飞。之前在上海排话剧拍电影，他也曾客串过一两个次要角色，但这部《飞将军》可说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大作。

1937年底，全国戏剧界在汉口举办援助各地区抗敌军联合大公演。著名剧作家田汉拿出了四幕话剧《最后的胜利》，并点名洪深担任导演。

这部戏可以说是洪深导演艺术的一次大手笔，他调动了当时从北京、天津、上海、山东、广西等多地来到武汉的十几个职业剧团、艺术学校剧社以及战时戏剧队。12月25日，该剧在汉口大光明戏院公演，当时台上演员就100多人，赵丹、王莹担纲主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扬，演出引起巨大轰动。这部戏从编导到演出前后只有一周时间，而作为导演的洪深则充分显示出在角色分配、资源调度和人事协调等多方面的能力。

1949年春洪深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

1937年12月31日，全国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洪深以其在戏剧界的声望和成就当选为常务理事兼歌剧部主任。

为戏做官 书爱国情怀

1938年3月，洪深率演剧二队赴湖北随县、枣阳一带进行抗日宣传，行至襄樊，连续接到田汉3封急电，未说明缘由，只催促他回武汉。

其子洪钤回忆：“一九三八年四月，第二次公开合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成立了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的政治部。郭沫若任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厅长，田汉是三厅六处少将衔处长……（父亲）赶去了武汉，接受了三厅六处戏剧科（即第一科）上校衔科长的职务。”

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洪深也正式走马上任“戏剧官”。政治部三厅戏剧科由当时在武汉的全国救亡戏剧宣传队伍整编成的10个抗敌演剧队和1个“孩子剧团”组成，是当时国统区抗日戏剧宣传的基本力量，洪深就是这支宣传队伍的重要组织者和主要管理者。

洪深曾笑谈自己是“往日是不愿做官，才去做戏，今日却因为做戏，才来做官。”可是一旦走马上任，他又干得格外投入，而且每每身先士卒走在一线。

1938年4月5日至11日，在周恩来指示下，洪深与田汉等负责主持武汉各界扩大宣传周活动，持续一周，组织戏剧、歌咏、美术、电影以及口头宣传等多种活动，武汉人民热烈响应，活动盛况空前。

5月3日至9日，政治部第三厅举办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戏剧方面由洪深负责组织有百余队之多的戏剧歌咏混合宣传队及卡车演剧队，宣传声势之浩大可见一斑。

8月，抗敌演剧队和宣传队在武昌昙华林进行短期集训，学习政治形势和业务知识，进行军事训练。其间，洪深等为学员做业务报告。

此外，他还与周恩来、田汉一起审查即将赴前方各战区宣传演出的街头剧及多种宣传节目；赴鄂豫交界的鸡公山地区指导戏剧工作，并转道鄂北视察“乡村救亡戏剧宣传团”工作等。

1933年6月现代书局初版的《洪深戏曲集》

忙碌的事务性工作间隙，他依旧钟情于艺术创作，除排演了不少抗战宣传的小品小戏外。大部头作品就是成功导演了《李秀成之死》。该剧编剧阳翰笙讲述排演经过如是说：“我不能不对本剧的导演洪深先生表示无限的敬意了，洪先生在兵役宣传周之后，实在是一个疲劳得不能工作的人了，但他自从接手导演《李秀成之死》以来，仿佛竟然忘了他十几天的疲劳似的，他把他的全部生命力都倾注在全剧的导演工作上，对剧中人物性格的分析，对于各幕不同的戏剧空间的布置，对于全剧发展的统一性的把握，洪先生都有他独到的见解，特别是有几处沉闷的地方，他更能运用他数十年在戏剧运动中的丰富经验，把他处理得十分的佳妙。而且洪先生还对我们说：假如时间容许的话，他还愿意来演一演李秀成呢！”

9月，洪深与郭沫若、田汉、石凌鹤等将汇合于武汉的各演剧队和进步戏剧团体编为10个抗敌演剧队和5个抗战宣传队，以戏剧、音乐为武器，奔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

10月下旬，由于战事紧急，洪深随第三厅一起从武汉撤退到长沙，继续抗战宣传工作。

作为一个艺术家，洪深在武汉所经历的是一段如火如荼的生活，虽然后来评论界有人认为他在这个时期的艺术创作有所谓“应急篇”的粗糙，但是将这一切至于抗战的时代大背景中，不难看到艺术家深深的民族情怀与爱国热情。洪深自己曾说：“民族战争关系到国家兴亡，在这血和火的岁月，生与死的搏斗中，每个人只能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抗战的需要。”他从演剧二队队长到第三厅的“戏剧官”生涯，不正是这段心声的最佳印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