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夷大义著春秋”:郁达夫在武汉

1945年8月29日，已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十四天，仍在南洋为虎作伥的日本宪兵逮捕了一个名叫“赵廉”的人，当日寇得知这个人就是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时，于是年9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丹戎革岱将他秘密枪杀。郁达夫以自己的血肉，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一篇富丽悲壮的史诗”。

郁达夫

郁达夫在他太多苦难和曲折的一生中曾经两次来到武汉。

1925年初，武昌师范大学改名为武昌大学，郁达夫应邀由北京来到武汉，在武昌大学担任文科教授。任教之余，他在珞珈山上潜心于文艺理论的研究，曾将当时的讲稿整理成《小说论》、《戏剧论》、《文学概论》三部专著；创作了短篇小说《烟影》、《街灯》和《寒宵》。他热心帮助和扶植文学青年刘大杰、胡云翼，是学生文学社团“艺林社”的积极支持者，培育了一批文学新苗。他曾将学生们编辑的《艺林旬刊》推荐到北京的《晨报付镌》附载，并为他们编辑的刊物撰稿，相继专门写作了《文学上的殉情主义》、《诗的内容》、《介绍一个文学的公式》、《戏剧之一般概念》、《诗的意义》等论文，指导学生们的创作。在学生们的创作集《长湖堤畔》中选收了郁达夫写作的《秋柳》等三篇作品，以提高该集子的声誉。郁达夫以学识丰厚和奖掖后学受到青年学子的尊敬和爱戴。郁达夫后因不满于校内派系斗争和环境污浊，于是年11月辞职离汉赴沪。

时光荏苒，十余年的日子飘然而逝。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风尘仆仆由福建赶到武汉。其时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拟请郁达夫就任第三厅对敌宣传处处长之职，但由于工作的紧迫需要，当郁达夫赶到武汉时，其职已由他人担任，郁达夫另就政治部设计委员之职。

第二次抵达武汉，抗日声浪席卷楚天，郁达夫也一扫孤苦郁闷的情绪，精神振奋。莅汉不久，他写了一首题为《廿七年黄花岗烈士纪念节有感》的七绝，直抒胸臆：

年年风雨黄花节，热血齐倾烈士坟。

今日不弹亲涕泪，挥戈先草册倭文。

面对革命先烈，家庭纠葛和个人不幸已被报效祖国的渴望所淡化，他热血奔涌，憧憬执笔讨伐倭寇的战斗。

抗战烽火中的武汉，群贤毕至，名流咸集，一时荟萃了全国的作家、艺术家达400多人，时人谓之“五百罗汉云集江城”。作家往还，以文会友，艺苑文坛，佳话频传。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商会大礼堂成立，群情激昂，同仇敌忾。会议开得隆重庄严，一杆文艺界团结战斗的大旗在敌机的轰炸声中高高竖起。这天，郁达夫和老舍都出席了大会，两人互相慕名已久，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言谈甚欢。会上两人都被推举为常务理事，主持“文协”工作。看着文艺大军在抗日旗帜下的大会师、大团结，老舍十分激动，文思泉涌，情不自禁赋写了一首七律。诗曰：

三月莺花黄鹤楼，骚人无复旧风流。

忍听杨柳大堤曲，誓雪江山半壁仇。

李杜文章齐万丈，乾坤血泪共千秋。

凯歌明日春潮急，洗笔携来东海头。

诗歌表达了老舍力扫倭寇、誓雪国仇的壮志雄心，充溢着凯歌明日、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几日以后，当郁达夫读到老舍的志贺七律后，赞叹之余，诗情勃然，即步老舍原韵，赋律唱和（此诗为多种选集漏收）：

明月清风庚亮楼，山河举自涕新流。

一成有待收失地，三户无妨复楚仇。

报国文章尊李杜，攘夷大义著春秋。

相期各奋如椽笔，草檄教低魏武头。

字里行间洋溢着慷慨激昂的浩然正气。“相期各奋如椽笔”，既含拳拳友谊，又有相互期勉，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郁达夫工于旧诗，出语天然，造境清新，素称“方家”；老舍偶尔为之，格律谨严，深厚朴实，每臻绝唱。两位诗文高手，在扬子江畔的酬唱抗战，共抒豪情，成为抗战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早在来武汉之前，郁达夫就曾立下决心：“我意要文化人到各乡、各村，去遍撒爱国抗敌宣传种子。”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旗帜下，身为常务理事和研究部主任的郁达夫身体力行，亲躬不辍。他常不辞艰辛、不避炮火深入抗战前线采访、巡防、慰劳和视察，这样做既丰富了作家的实际生活，又鼓舞了广大抗日将士。台儿庄大捷后，4月14日，郁达夫和盛成（1899—1996，江苏仪征人，国际著名学者）受命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赴前线劳军。4月22日上午，在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郁达夫和盛成向浴血奋战重创日寇的广大官兵赠送绣有“还我河山”的锦旗一面，发《千慰台儿庄胜利将士书》万余份，向他们祝贺胜利。郁达夫与李宗仁司令长官畅谈抗战形势，宾主甚欢。后写了一首七律书赠李宗仁将军，因迄今各种文集均未收录，遂引抄如下。诗云：“道阴鼓城十日间，郊洞时复一跻攀。地连齐鲁频传警，天为云龙别起山。壮海风怀如大范，长淮形胜比雄关。指挥早定萧曹计，忍使苍生血泪殷。”诗作歌颂了抗日将领的运筹帷幄和广大士兵的英勇战斗，字里行间充满着痛歼倭寇，洗雪国耻的壮志雄心。

郁氏三兄弟。左起：郁达夫，郁华（曼陀），郁养吾

台儿庄的慰劳刚毕，征尘未掸，郁达夫又接到通知，到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一带视察防务，这次巡视时近一月，他为广大士兵和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所震撼，感触殊深，回到武汉，他伏案临灯写作了《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的战地通讯，据实报道了前线的战事、士兵的牺牲精神和人民的有力支援，发表在汉口出版的《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二期上。回汉不过数天，筋骨未舒，6月中旬郁达夫便又接到命令赴浙江、安徽等地巡视河防，轻装简从，匆匆就道。

由于经常往返于前线和后方，郁达夫以一个作家特有的敏感和责任心，深感战斗的前方不仅需要物资支援，更缺乏的却是精神和文化的输送。他说：“我们在后方的执笔者，能送些士兵的读物及以娱乐暇时的图书刊物等印刷品去，藉资源消遣。文人在战时所应做的工作我想当以此事为最重要。”他还和盛成发起向前线捐助书刊运动，他热情地号召：“我们大家来发动一种书的运动，将我们所读过的定期刊物、书刊小说之类，统统捐助出来，送上各战区的后方办事处去，请他们转送前线，给守土的将士们阅读。这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么？”他的建议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响应，不久，战地文化服务处汉口总站成立了，长沙、桂林、上饶、西安等地还设立了分站，做了一些前线的文化补给工作。

5月初，北京传来周作人参加日本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消息，郁达夫大吃一惊，焦灼、怀疑、忧虑的情绪丛集一身。就个人感情而言，他是很看重与周作人这份友情的。早在20年代初期，郁达夫的初作《沉沦》出版时，一度受到文艺界的严厉批评和社会上的强烈指责。1922年3月26日，周作人以“仲密”的名字在很有影响的《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专论为《沉沦》辩说，以周氏在文学界的声望，自然产生了很大的效应，郁达夫非常感激。到1930年郁达夫出版《达夫代表作》时，他心怀敬意地在作品扉页上印着“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1927年时，郁达夫曾应周作人之邀到周府作客，由此结识了鲁迅先生并和鲁迅建立起浓厚的友谊。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时，郁达夫和周作人分编其中的散文一集及二集，他在导论中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和周作人两人的最伟大。”这次合作深化了他们的友谊。郁达夫等18位作家《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是经郁达夫修改定稿的，郁达夫既要表明立场，又力图留有余地，更不能违背大家商定的原则，他怀着痛惜的心情字斟句酌，最后才慎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周作人完全落水的消息证实时，郁达夫感到极其失望和愤怒，他再也不能宽容周了。

一天，国际宣传处的崔万秋送给郁达夫一本三月号的《日本评论》，他在上面读到伊藤春夫的《亚洲之子》——一篇“黎明东亚画谱”的电影故事。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汪和郑是好朋友，汪在北伐后被通缉亡命日本，娶了个日本妻子，落籍异城；10年后，郑由中国赴日，游说汪归国，但汪回国后只是被当做宣传的工具，且蒋介石对其时时不忘复仇，尤为难忍的是，10年前的恋人已被郑霸占为妾，汪深感受到欺骗，“痛感自己归国完全是失败之举”，愤怒至极，于是倾其所有在日军统治下的通州开办日式免费医院，修建日语学校并着手开发日本思想体系。这篇作品显然是以抗战前夕郁达夫访日和郭沫若自日本归国为内容捏造炮制的，对郭沫若和郁达夫进行恶毒的中伤和诽谤。伊藤的拙劣伎俩完全是仰承日本军国主义的鼻息。读了这篇故事后，一向沉静的郁达夫怒不可遏，他提起笔来，写了《日本的娼妓与文士》一文。文中写道：“我们因为在日本住的时间长一点，所以平时交游的日本文士，也比较得多。以常识及平时的谈吐、修养、抱负来看，总以为文士是日本的优秀分子，文人的气节、判断力、正义感当比一般人强些。但是，疾风劲草，一到了中日交战的关头，这些文士的丑态就暴露了。我们原有点被他们欺骗了的后悔。但因此也可以断定日本的抄袭文化，决不能有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点异彩的命运。矮子登场，弄了一辈子的轻薄小技，终也不过是些沐猴冠者而已。”在分析了日本文学娼妓“阿附军阀的态度”之后，余怒难息，笔锋直指伊藤之流：“平时却是假冒清高，以中国之友自命的。他的这一次的假面揭开，究竟能比得上娼妓的行为不能？”郁达夫的痛骂彻底撕下了伊藤骗人的伪装，赤裸裸展示他那逢迎军方、丧尽节操的本质，中日文坛都感到人心大快。

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参与，仍然是郁达夫繁忙工作的重要部分。在汉口他曾参加《自由中国》杂志社召开的“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座谈会，写作和发表了通讯《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杂论《我们只有一条路》、《抗战周年》、《承前启后的现代儿童》、《抗战自入第二期后》、《日本的娼妓与文士》、《战时的小说》、《“差不多”也好》、《战时的文艺作家》以及诗歌《七律·步原韵和老舍》、《七绝·廿七年黄花岗烈士纪念有感》、《郭沫若氏自长江战线归来，谈及寒衣与文人少在前线事两首》、《七律·闻鲁南捷报晋边浙江迭有收获而南京傀儡登场》、《七律·感时》、《七律·诗赠李宗仁》等作品。他还以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敏锐眼光注视着文艺的理论建设，对于诬称抗战文学为“抗战八股”，他不能苟同。他说：“以文艺为武器，去作宣传，藉收现在足鼓励民众后世足警惕子孙之效。”他大力提倡适应战争需要的报告文学等文学的轻枪利剑，而不必躲进象牙塔去搞大制作，而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他充满了自信。

1938年秋天，武汉在日军轰炸开始疏散人口时，郁达夫携眷离汉去湖南汉寿，不久又辗转福建，远赴星洲（新加坡的别称），开始了他在海外的抗日宣传活动。